1961年1月21日，農曆庚子年臘月初五日。科學家竺可楨的長子竺津逝於南京市公安局浦口石佛寺農場管教所，時年40歲。
竺津，又名希文，1921年出生。其父竺可楨，中國著名氣象學家，地理學家,教育家。1949年前先後任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和浙江大學校長，建國後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1937年「七七」事變。時年16歲的竺津迫切希望去前線殺敵，「堅欲赴中央軍校」報考，竺可楨「以其眼近視，於前線帶領兵士不相宜，且年過幼」，並不贊同其前往，但竺津投軍心切，竺可楨只好「不能不任希文去，但不禁淚滿眶矣」。
1938年1月，竺津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陸軍步兵學校，編入第四期。軍校畢業後，竺津從伍任排長。當時，竺可楨帶領浙大師生西遷貴州遵義，竺可楨原計劃安排竺津留在遵義，報考陸軍大學，且「已與陸大教官及教育長萬耀煌等說妥」，但竺津堅持「如進陸大，願由部隊保送，不願以父親之情托而入陸大」。
後竺津在前線時有戰訊報告父親，如將開往緬甸等，亦歷述軍中「種種弊竇」，「渠不能隨波逐流，此則受家教之影響也」。
抗戰勝利後，竺津報考留美，因沙眼落選。竺可楨疼愛竺津之情在日記中時有可見，如「見希文所着之衣甚單薄，乃將絨衫脫下交穿」等。
1938年竺可楨一家在貴州遵義
1949年,形勢急轉直下。4月23日南京解放，4月29日，竺可楨辭別家人離開了精心耕耘13年的浙江大學，奔赴上海，隱居在一個友人家中，親睹了解放軍進入上海紀律嚴明秋毫無犯。5月6日，蔣經國奉父命勸說竺可楨去台灣。一見竺可楨，蔣經國首先轉達蔣介石的問候，然後說明來意，勸竺可楨去台灣。竺可楨說：「多謝令尊美意。在眼下，我看就不必了。」蔣經國追問原因，竺可楨坦然道出：「歷史興替，大勢已去，台灣能維持多久？」而竺津則在父親的學生、南京地下黨員施雅風的幫助下，成功留在了南京。
新中國成立後，竺可楨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從此居住北京，竺津則在南京從事中學教育工作。
1953年，竺津受命參與接管民辦浦口六藝學校（後更名為南京第三初中，即今南京市第十四中學），成為政府接管六藝學校的二人之一。此後竺津擔任六藝學校總務主任，兼教地理課。
1954年，竺津響應中共號召，主動交代1949前曾參加三青團、在陸軍步兵學校學習、加入國軍參加抗戰的情況。他還主動交代了組織上並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即在戰場激戰時，曾按軍紀處置過一個逃兵。
1954年夏南京暴發大洪水。為保護學校財產，竺津在地處江北岸邊的學校，與洪水鏖戰數日，以致染上了血吸蟲病。
1955年，竺津與同校女教師孫祥清結婚。1958年得一女，竺可楨親為取名「明芝」。
1957年「反右」運動中，因同情打成右派的同事，再加上此前於1954年主動交代的數項內容，次年初竺津被補劃為右派，並定為歷史反革命。1958年7月8日，以此兩項罪名，竺津被拘於南京市公安局青龍山管教所，不久轉拘浦口石佛寺農場管教所，接受勞動改造。
從1957年到1962年，這期間竺可楨專心致志於我國的科學發展事業，他帶領科學家們開展地質氣象等考察工作。先是考察廣東陽江、電白、信宜，經茂名、化縣、湛江、海康達徐聞，渡海考察海南島，又奔赴黑龍江考察，再將目光轉向沙漠和海洋。1959年，竺可楨在中科院海洋工作會議上講《讓海洋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鼓勵向海洋進軍，開發海洋資源。1960年秋，年愈古稀的竺可楨又踏上赴川滇考察的征途。通過考察，他提出了西路南水北調的方案：從雅礱江引水，穿過巴顏喀拉山口注入黃河。1962年6月4日，竺可楨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在日記中寫道：「終於找到了自己的歸宿。」
事業中的奮發圖強，政治上的一心一意，讓這個從舊時代走過來的科學家，人生之旅看似十分穩健。但在這個特定的時代，竺可楨的內心難無波瀾。當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興起之時，國內一大批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竺可楨聽到前浙大很有學問但性格耿直、好提意見的物理學教授束星北在山東被打為右派遭到批鬥，甚為擔憂，想找陳毅副總理為束緩解，憾未成功。1958年7月下旬，竺可楨得到兒子竺津在南京蒙受冤屈打成右派和歷史反革命，並因此被拘的消息，自然憂心不已，舐犢之情難抑。
身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在強大的反右聲浪中，心知兒子蒙冤，也不能伸手相助，甚至不能向兒子及家人流露內心的憂慮與傷感。他所能做的，只是常給竺津寫信，鼓勵他好好勞動，改造思想，同時要他相信黨，相信政府，即使受到屈辱也不能對黨產生情緒。
竺津被拘後，在農場備受政治歧視，又進行強體力勞動，且生活艱苦，致使血吸蟲病復發，轉至肝硬化，不能參加強體力勞動。竺可楨在聞知竺津的身體狀況後，曾於1959年初春來寧探視，「見場長，不能見到，既不能保出，也不能自覓醫」。竺可楨返京後向科學院黨委領導郁文等陳情，郁文以科學院名義致函江蘇省政府，說明竺津身患血吸蟲病，需要治療，希望能准予保外就醫。
在此情況下，1959年5月竺津得以保出，回到鼓樓區珞珈路48號家中養息。在妻子的陪伴下，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竺津身體狀況有所好轉。為了早日實現「不摘掉右派帽子不見父親」的誓願，竺津在保外治療期間，念念不忘好好改造，他一邊治病，一邊參加居委會組織的掃盲和愛國衛生等活動。有一次，他去醫院拔牙，臨晚歸家時嘴裏還含着藥棉。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主動去街道拖垃圾，直至深夜才回家。
洛珈路48號，地處南京軍區和江蘇省委省政府領導集中居住區域，又臨近省委省政府大院。1959年建國十年大慶前夕，以影響政治安全為由，竺津被強令返回石佛寺管教所，繼續接受勞動改造。轉年就進入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石佛寺管教所缺醫少食，竺津舊病復發。
不久，孫祥清去石佛寺探視竺津，竺津弱聲對孫祥清說：我對不起你，最近又犯了錯誤。孫祥清安慰道：犯了錯，改掉就是了。竺津告知：飢餓難忍，偷吃鴨飼料，受到上面批評……孫祥清聞此，內心直打寒顫，悽苦的眼淚潸然而下。
再次前去探視，已是1960年冬季。孫祥清見管教所里幾個人圍坐着掰玉米棒，卻不見竺津。孫問道：請問竺津在哪裏？座中有人指道：這不是嘛……面前的竺津面貌難辨——他已瘦得脫了形。孫將帶去的乾淨襯衣讓竺津換上，竺津竟無力自行解衣扣和扣衣扣。這時竺津或已自知將不久於人世，她叮囑妻子下回再來探視，能帶女兒明芝來讓他看看。不幸這成為竺津留給妻子與女兒的遺言。
1961年1月21日，孫祥清得到石佛寺管教所電話：竺津病危！孫祥清急忙趕赴，但這時竺津已與之生死兩隔！
早在1938年，在帶領浙大西遷貴州遵義時期，因疾患失醫，竺可楨痛失愛妻張俠魂和次子竺衡於江西泰和；而竺可楨的長女竺梅，於1946年隨戀人奔赴山東解放區後，不幸染病在大連去世。當此民族危亡、國家危難之際，竺可楨將一家之難一己之痛皆轉為國之憂情。
而如今長子竺津又被錯劃為右派，頂着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屈死在中共的管教所，這對已入老境的慈父竺可楨，不啻是心頭着刀。但終生勤於日記的慈父，在愛子冤死前後的日子裏，其心傷卻在日記中鮮有反映，甚至連竺津的死訊都未記入，可見竺可楨在政治上的小心——他把再次失子之痛沉銘心底。
沉銘心底的痛，終化成竺可楨筆下一律，這讓我們看到竺津之死給竺可楨帶來的巨大傷悲。
七律·哭希文
憶汝十六氣崢嶸，投筆從戎辭母行。
殺敵未成違壯志，讀書不遂負生平。
失言自知咎應得，卻毒無方腹疾嬰。
痛爾壯年竟早逝，使我垂老淚盈盈。
明知長子蒙冤，然而在國政惡惡之際，竺可楨也只能違心自責：「失言自知咎應得」，其心中巨大傷悲也只有付與「垂老淚盈盈」。
50年代竺可楨全家
料理完丈夫的後事，孫祥清攜幼女竺明芝前往北京謁見竺可楨，竺可楨以其親書《哭希文》贈之。回南京後，孫將竺可楨的親筆題詩與竺津的靈盒一併供奉家中。
1966年5月，「文革」爆發，時在南京三十三中學工作的孫祥清，遭到批判。一位區領導斥責孫祥請說：你為死去的右派丈夫戴孝，家裏的骨灰盒前還供奉鮮花，你作為一個教師的立場哪裏去了？在萬分恐懼之下，孫祥清焚燒了竺可楨的詩稿，並將竺津的靈盒移存雨花台區花神廟。後來花神廟地區進行建設，竺津的靈盒不知所終，其冤魂也漂泊四涯無歸處。
珞珈璐48號，1949年前為珞珈路22號。這是一所二層八間的西式樓房，總建築面積244.88平方，連同約兩百平方的院落，是竺可楨上世紀30年代擔任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時，用薪金和分期付款方式所置私人房地產。竺可楨在此居住到1936年受命赴任浙江大學校長止。建國後，竺津與妹妹竺寧等在此居住；竺津婚後，這裏是他與妻子孫祥清的家。
1962年入黨的竺可楨，覺得自己已是無產者，名下不應有私產，原有私人住房理應交給國家。1965年7月，竺可楨致函南京市政府，自願將南京市洛珈路48號房舍與院落捐出。(不久，竺可楨還將北京家裏一架鋼琴送給了幼兒園，自己的專用汽車上交。文革開始後，他還自覺降低生活水準，辭退保姆，並自動減薪1/3。)私宅捐出後，竺可楨函囑居住其間的兒媳孫祥清逐月繳納房租。
1969年，孫祥清下放南京遠郊江寧縣銅山公社（時孫再嫁江蘇省公安專科學校職工郭先生），留下了讀初中的女兒竺明芝隨外祖父等居住洛珈路舊寓的二樓。此前，已先後有市領導張啟龍和省京劇院某演員入住。在孫與郭下放江寧後，當地房管部門託詞將竺明芝等強行遷出，小姑娘只得在洛珈路48號院落西北角那間10平米的簡易平房落腳棲身。以後又有省科委主任、老幹部石堅入住樓下三間，直至2011年石堅去世。而小明芝居住的簡易平房隔壁是廚房的火爐，夏天熱烤難忍，雨季來臨，在夜雨滂沱雷聲驚心時，那間簡易平房屋漏濕床。每當此時，小姑娘竺明芝惶惶無助，衝出漏屋，向天哭喚：「爺爺你在哪裏，你怎不來救我，你的房屋我為什麼不能住……」此情景令鄰人聞之心傷。
1974年竺可楨逝世，這令竺明芝的心理依靠徹底喪失。同年夏竺明芝高中畢業，分配到一個大集體工廠做工人。但因家庭出身及父親的影響，竺明芝長期遭到歧視，沒有人肯與她交朋友，共青團組織的大門始終對她緊閉，就連參加職工大學學習也成奢望。竺明芝滿懷憤懣無處申吐，身心長期受到戕害。
粉碎「四人幫」後，竺明芝曾向政府部門寫信並去有關部門，要求改善住房條件。得到的回答是：誰叫你的爺爺把房子送給國家的，你問他去要吧！這種失卻人情的回答，在竺明芝的心傷中又添了一層戕害。難以擺脫的重重打擊，終使看不到前途的竺明芝在1977年患了精神分裂症，從此不能繼續正常工作和生活，以致至今仍孑然一人，無以成家。
當年，孫祥清得知女兒患病，想調回南京照顧女兒。經竺老夫人陳汲老太太親自寫信向市政府請求，孫祥清夫婦才回到原單位。但當時她們已無住房，只能在竺明芝的簡易房中棲身。後在這間簡易平房南側又延伸了14平米簡易房得以安身。
竺可楨1965年7月捐出的私家小樓，今天來看，顯是強政時代所造成的誤會。孫祥清夫婦及竺明芝為此於上世紀90年代以來，向地方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多方申訴，希望政府能從竺家後人居住艱難考慮，重新給予補償，哪怕容於舊院空處拓建一二平房，以解逼仄之困亦可。時任國家主席李先念還就此作過批示。但一去20年，終無結果。這成了孫祥清和她的老伴垂暮之年的心中塊壘！
上世紀80年代末，竺津得到平反，竺明芝獲得賠償金人民幣320元。直至1996年，在省政協一項提案推動下，南京市房產局才給予小居室一套以示補償，而竺明芝因不能獨自生活，這套位於南京建鄴區二道埂子的小居室反成了孫祥清和竺明芝的難題。至今竺明芝與年邁的母親及其家人始終居於原址的簡易房中。
說起上述種種，孫祥清和她的老伴，這一對耄耋老人，唯能老淚雙流；而同樣已老邁的竺明芝，卻把曾經的無限傷痛化作永遠憨憨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