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從我做起：和平抵抗
(浙江)傅國涌
一
「暴政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對暴政的屈服、沉默和讚美。」
「六四」屠殺在徹底摧毀中共政權在人民心中的道義形象的同時(「六四」的槍聲
已宣告了中共道義威信的喪失)，也使廣大人民陷於一種巨大的恐懼陰影之中。要結
束一黨專政，首先就是要驅除這種恐懼的陰影，讓中共暴政在我們心中徹底死去的
同時，恢復消極和積極地抵抗這種暴政的信心！
「當代專制主義最重要的特點是，它不是像古代那樣，公開作為人民的敵對力量
而存在，相反，它倒是以最直接地表達民意作為自己存在的理由，它的統治的奧秘
，與其說基於暴力，不如說基於欺騙。」「六四」屠殺則使中共當局直接以赤裸的
暴力出現在人民面前，公開作為人民的對立物出現(此後一切的謊言，欺騙性宣傳都
將無濟於事)，它向全世界公開了自己統治的真正奧秘--暴力，所以它只能完全依仗
刺刀、特務和警察，才能延續統治，依仗暴力的血腥味才能使多數人在恐懼中保持
沉默和容忍！
人民儘管耳聞目睹着專制政府日甚一日的腐敗行徑，這種腐敗已經到了肆無忌憚
的地步，卻無法消除對共產黨集團掌握一切生殺大權(尤其是軍隊)的恐懼！因此，
大規模的腐敗並未引發大規模的反抗運動，並不表明現政府獲得了廣泛的民意支持
。無論在哪裏，我遇到過各種身份的人(包括警察、軍人)，幾乎沒有幾個真正站在
共產黨政府一邊、反對民主事業的人，大多數人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他們都認為
--共產黨有幾百萬軍隊，我們手無寸鐵，反對它不是雞蛋碰石頭嗎？因此還是放棄
反抗，苟且求生，好好過日子吧！這裏面有一個很大的誤區，需要澄清。
幾千年農民起義的傳統和共產黨的傳統造成了人民這種思維模式，也就是以暴易
暴，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等等。
姑且不論歷史上改朝換代(無論上層的宮廷政變，還是下層的農民起義)，都是暴
力造成的，近代以來的歷史也已經反覆地表明，暴力，只有暴力才是決定中國政治
的最後聲音。
辛亥革命是因為袁世凱憑藉了手中掌握的暴力工具--北洋軍，既迫使清帝退位，
又迫使革命軍妥協讓步的。袁氏稱帝則不但面臨着西南的武力反抗，而且他嫡系的
北洋大將段虎、馮狗等也紛紛投了反對票，因此他才不得不脫下皇袍，在一片叫罵
聲中死去的。此後中國政治舞台上上演的一出出都是武戲，督軍團也好，張勳復辟
也好，馬廠誓師也好……所謂直系、皖系、奉系都只不過是暴力的代名詞。國民黨
只有到了黃埔建軍，掌握了一支強大可靠的軍隊以後才有可能到南京建立起一個全
國性的政權來。同樣，共產黨如果不緊緊依靠槍桿子，既談不上一九四九年趕跑蔣
介石的國民黨，也談不上一九八八年後繼續一黨專政！
中國歷史就是這樣，翻開每一頁都充滿了火藥味。暴力革命的傳統早已滲入每個
中國人的骨髓之中，特別是有上述發生在二十世紀的史實可鑑，他們相信沒有暴力
後盾的政治抗爭是徒勞無功的。「六四」槍聲進一步加強了這一思維定勢。共產黨
也希望藉此在人民心中強造恐懼。阻止更多的人投入反抗行列。
胡平說：「在中共政權與人民之間存在着一個看不見的契約，那是一個用暴力強
迫人民接受奴役的契約。這個契約以毫不含糊的形式寫進人民的心裏，但是它的公
開版本見之於中共當局的各種文件--多充斥着堂皇而曖昧的語言。暴力不好意思赤
膊上陣，它給自己披上了一層精巧的褻衣，它必須凸現自己，免得讓別人不知畏懼
；但它又必須掩飾自己，免得讓別人太感屈辱。人是一種動物，因而他畏懼暴力；
同時，人又是一種有自尊心的動物，因而他很難忍受自己在公然而然的暴力面前屈
服。換言之，正如暴力需要為自己的殘暴找出一種合理化的解釋，人民也需要為自
己的屈從找出一種合理化的辯護……一旦暴力公開赤膊上陣，它固然可以更強烈地
造成人民的恐懼，但與此同時，那又不可避免的激起了人民基於自尊心的屈辱感，
這就很容易會促使他們進行英勇的反抗。」但是六年多來中國並未出現一定規模的
英勇反抗，相反的是更多的人們越來越相信共產黨專政機器的強大，人民用和平方
式表達的任何抗議都是無濟於事的。
如何使人們樹立起這樣一個信念，任何政權(尤其是在現代社會)，最後能不能保
持它的生命，關鍵還是在於民心向背，從中國古代「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視」
，「天道、即人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到西方近代的人民反抗權概念。即使在
「六四」屠殺之後，中共政權依靠槍桿子延續下來了，但整個政權無論從它的基礎
，還是上層建築都已經大大地削弱了。今天它的繼續存在依靠的並不是人民的默認
(至少「六四」前人們還普遍以為中共不至於開槍殺人)，而是時刻存在着的暴力恐
嚇。除了官僚特權集團和少數既得利益者，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因為「怕」才不敢挺
身而出。這一點甚至連中共也認識到了，所以中南海六年來也是惶惶不可終日，對
整個政權並無信心，無非抱着能過一天是一天的心理。六年來，從中央到地方愈演
愈烈的大面積腐敗正是這種心理的現實反映，他們是隨時有夾着皮包溜掉的準備。
而中國人正好慣於等待。少有英勇反抗(滿清入關，竟統治了近三百年，雖然反抗不
斷，有天地會、白蓮教、太平天國等，但多數人還是屈服了)。這正好延長了現政權
的壽命。
因此我們要響亮地提出一個釜底抽薪的口號：從我做起，和平抵抗！以我們每個
人內心堅不可摧的信念，從現在開始消除對中共專制的任何恐懼，幻想已在「六四
」粉碎，現在只有恐懼！一個有了真正信念的人就將在中共極權的恐懼中解放出來
。從而把鐵幕撕開一條條裂縫。
二
和平抵抗源遠流長，早在一八四八年，美國的梭羅就發表了他的《論公民的不服
從》，鮮明地提出公民有不服從的權利，這是有關公民個人和平抵抗的理論，即當
人民無法容忍一個獨裁或腐敗的政府時，他們有拒絕服從並抵抗它的權利。
公民的不服從作為一種政治行為，要具備兩個要點：1、這種行為要公佈於眾(不
是私下的憤懣，牢騷和小動作)；2、要採取非暴力的方式。
梭羅的思想極大的影響了二十世紀印度的甘地和美國的馬丁·路德·金，甘地和
馬丁·路德·金將梭羅的和平抵抗從個人行為的原則發展成大規模的運動原則。
甘地「就是犧牲的別名」(泰戈爾)，他以一己的良心負起了全印度的苦難，以畢
生的精力去爭取印度的自由，他始終遵循着和平抵抗的原則、曾十五次絕食，六十
次下獄，四次遇刺，無論在何種威脅之中，他都能泰然自若地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標
走去。
「在他看來真理和非暴力主義為同物，或是同樣東西的不同方面。」
當時「印度人主要心情就是恐懼，是一種普遍滲透使人窒息的絞勒一般的恐懼。
怕警察，怕軍隊，又怕廣布的特務，怕官吏階級，怕那意味着鎮壓的法律，更怕監
牢……」這種情形和今日中國何其相似。
「正是為了針對着這瀰漫一切的恐懼，甘地沉靜而堅定的口號響起了：不要怕！
……於是人們肩頭上層恐懼的黑幕就這樣突然間揭掉了。」
「(甘地號召)頭銜(指英王賜給的爵士頭銜之類)都應放棄，雖然那些擁有頭銜的
人只稍有些響應，可是大眾對英國頒給的頭銜的尊重心理消失了。頭銜變成恥辱的
象徵，新的標準和評價樹立起來了。原先給人印象是那樣深的總督官邸和(土部)王
公們的顯貴豪華，徒然間變得好像極度可笑粗俗，而且不如說是可恥了，因為環繞
着他們的正是人民貧窮和不幸。富有的人也不再那樣亟於炫耀他們的富有了。」
「更重要的道理，在於這種運動對於群眾所發生的影響。大家有一種如釋重負，
獲得解放和自由的感覺。壓迫人們低頭的恐懼心理減退了。人們挺起腰，抬起頭來
。」
「往日受壓迫和失望的感覺完全消失了。過去為了怕當局找麻煩，總是私下耳語
，後用法律名詞轉彎抹角的說話，現在這種情形沒有了，我們心裏想說什麼就說什
麼，而且公開大聲講話，毫無顧忌。我們擔心後果嗎？怕坐牢嗎？我們正求之不得
，因為這對於我們運動的事業有利。」
這就是甘地倡導的非暴力主義的不合作運動，「這裏出現了人們堅持真理(正義)
的意志，甘心忍受由此而來的痛苦和災難。這是鬥爭，而非暴力鬥爭，它的痛苦和
災難是自己招來的，一次又一次，再仆再起，力量愈來愈增加，如火益澆益旺。」
《尼赫魯自傳》中說「我回想到郭克雷對甘地的評語『他具有使凡人變為英雄的
力量』。和平抵抗運動作為達到民族解放的偉大目標的行動方法，似乎本身已經證
明了它的正確性。全國成長着一堅定信念，不論朋友或敵人都認為我們已向勝利邁
進。」「甘地總是在那裏象徵着不(甘)妥協的真理，要把我們拉起來，使我們感到
可恥而走向真理。」「他絕不屈服於命運或其它任何他認為是罪惡的東西。他充滿
着抵抗的情緒，雖然這抵抗是和平而有禮貌的。」「他所提議的每一種改革，他所
給別人的每一個勸告，他都嚴格地應用到自己身上。他總是帶頭作起。」「他的教
義的骨髓是無畏、真理和這些相關的行動……」「和平的不合作鬥爭一次接一次地
發生着，裡面包含着無窮的痛苦。但那痛苦是自己找來的，因此是增加力量的。它
不同於那種壓在不情願的人們身上並導致絕望和失敗情緒的痛苦。」
甘地說，「我相信假如只有在怯懦和暴力二者之間加以選擇時，我將勸人選擇暴
力……可是我認為非暴力比暴力高明得多、寬恕比懲罰氣魄更大……非暴力是人類
的法則，正如暴力是野獸的法則一樣。」正是這種堅定的信念使他無所畏懼，不屈
服於任何勢力面前，也不以威武屈人，和平抵抗運動最終贏得了印度的自由(雖然他
本人死在暴力的槍口下)。
和甘地一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被稱為「西方世界中告訴我
們可以不用暴力而進行鬥爭的第一人」(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對他的評價)。
他們都把梭羅的理想發揮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在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演說詞中，
馬丁·路德·金說：
「非暴力是對我們時代的至關重要的政治和道德問題的回答--人類必須克服壓迫
與暴力，而不訴諸暴力與壓迫。文明與暴力是誓不兩立的觀念，繼印度人民之後，
美國的黑人表明，非暴力並非無結果的消極被動，而是一種導致社會變遷的強大道
德力量。」「從真正的意義上說，非暴力尋求消除作為當代人類重大困境的精神與
道德的落後狀態，它尋求通過道德手段來達到道德的目的，非暴力是一種強大而公
正的武器。」
甘地和馬丁·路德·金領導的和平抵抗運動為後世提供了成功的先例。
但我們也看到，和平抵抗的成功必須有幾個基本前提：它首先訴諸人的良心，以
喚起公眾的良知，激勵他們加入抵抗的行列，(也就是說在人民一方面要具有一定的
對所追求目標的共識，否則就不存在訴諸對象了)，八九民運時學生絕食所起的主要
作用就是如此，其次是這個國家的政府是有一定理性的，在國際輿論、國內潮流的
壓力下有可能作出妥協、讓步的。
八九民運證明了廣大人民在懲罰腐敗、爭取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等問題上有着十
分廣泛的共識，「六四」屠殺也並不能說明中共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只能採取極端
措施，比如不管它如何無法無天，但在國際壓力下面它不還是多次作出反映了嗎(方
勵之、王軍濤都之這樣去美國的)？
三
「六四」的血腥並未引發大規模的激烈反抗，這個結局連鄧氏本人也未料想到。
「六四」後的最初幾年在整個中國大陸幾乎都聽不到一點公開抗議的聲音，但隨着
一九九一年蘇聯瓦解，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尤其是一九九三年以來，
從「和平憲章」到「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及上海的「中國人權協會」等)，國內
反對派不斷地發出了抗爭的聲音，再從中共的處置方式來看，我們還是可以說和平
抵抗有着一定的空間。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的「和平憲章」簽署人共九個，中共指使將草案起草人秦永敏
勞動教養兩年。
一九九四年「勞盟」抓了一大批人，被勞動教養的有張林、周國強等人，多數人
在非法收審一段時間後還是被釋放了(如劉念春等)。上海因為「中國人權協會」、
「九四民主化政綱十九條」等，鮑戈、楊周、李國濤、楊勒恆等多人被勞教。
除建立「中國自由民主黨」、「中華進步同盟」和「中國自由工會」的胡石根、
劉京生等十五人在一九九四年被重判外，這幾年來中共是輕易不將政治犯送上法庭
的，而是用法律以外的行政手段將他們勞動教養，有的則什麼名義也沒有地關押，
如魏京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