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是六年來反對派聲音最大的，從二月到六月，聲音不斷，中共在不斷
抓人的同時，也不斷放人，至今仍無任何罪名關押的只是王丹、劉念春等幾個人。
由此可以發現中共在面對反對派的挑戰時並非毫無顧忌，可以任意將人繩之以它
的法的，而沒有名義的關押(魏京生、王丹、劉等)明顯地使中共政府在國際輿論面
前十分尷尬。
只要反對派把握一定分寸，有理有節，堂堂正正地面對中共政權，和平抵抗暴政
，所面臨的也並不是十分嚴厲的處置(但並不是說就不可能遭到中共的嚴厲處置)。
在當代中國從事民主運動、當然需要勇氣，需要冒險，需要獻身精神。只有以不
斷的反抗、不斷的出入共產黨的監獄，才能打破中共暴政編織的恐懼神話。曾在獄
中呆過二千一百天的聖雄甘地說過「監獄是監禁盜賊的，對我來說監獄是聖堂。」
曾五次入獄的陳獨秀稱監獄是人類兩大文明發源地之一，要青年立志出了科學研究
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科學研究室。
只要敢於直面中共暴政，不惜以身入獄，那麼共產黨並不可怕！「共產黨政權說
是靠恐懼建立的，如果我們把免於恐懼的自由，在這一點把它擊破了，共產黨政權
的崩潰就是從此開始。」如何克服中共長期以來對人民所造成的恐懼？那只有通過
坐牢。「可以進去再出來，進去再出來，來克服這種恐懼。」
「儘管中共強硬派本能地意識到，但他們卻並不總是有可能動用強制力量去壓制
這些挑戰，他們並不能隨心所欲地運用暴力。其結果便是，一種抗拒他們意願，具
有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間便有機會逐漸形成，並且可不斷擴大……公民請願活動便
是重新開拓這種自由空間的英勇努力。」
「要投身民運免不了要冒些風險，但我們完全有可能避免對方的暴力鎮壓，或者
把這種暴力鎮壓降低到很少的程度，避免民運的有生力量遭受重大損失，避免廣大
普通參與者遭受迫害。」
只有讓廣大普通的參與者感覺到即使我參與也不致於有什麼危險，民運才能鼓動
起更廣泛的參與，而有了這種參與，「六四」產生的恐懼效應便結束了。
「因為大多數人不可能在有吃有穿的情況下為一個理想去獻身，這是我們要有的
一個最基本的估計的。特別是現在，他有這麼多發財的機會，干別的事有那麼多機
會，而爭取民主的風險又是那麼大，那一般人怎麼會去呢？所以我們就必須找出一
種途徑，讓一般人願意參加民運，而他們由於參加民運所招致的個人利益上，或精
神上的壓力都是有限的，是他們能夠承受的，願意承受的，在承認這個，努力讓大
家相信這一點的前提之下，新的民主運動高潮才可能到來。」
共產黨血腥鎮壓造成的恐怖感一旦不再在社會上瀰漫、傳染，更多的人投入民運
卻不至於有太大的危險，共產黨專制的倒塌就開始了。實際上共產黨統治的秘訣就
在於使人民恐懼，而我們通過理性的行動，進行和平抵抗，比如簽名，把名字公開
地寫在那裏，不管寫的內容是什麼，最關鍵的是喊出了「我不怕！」只要我們不怕
，共產黨的恐懼就結束了！而共產黨總不能一再地讓暴力赤膊上陣的。當我們坦然
地出入於共產黨的監獄，用理性、和平的方式抵抗它的暴行，以堅定的民主信念面
對它的迫害，我相信它的任何迫害都在根本上傷害不了我們。
一旦人民看到我們敢於公開地站起來反對一黨專制，堅持民主理想，在面對任何
迫害後仍此志不改，依舊我行我素，並無絲毫的屈服畏懼，那麼自然會有更多的人
和我們站到一起來的。
從我做起，和平抵抗！就是說，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堅持我們的信念，始終
不向暴政低頭，公開、理性地表達自己的立場，不在乎暴政的迫害，一往無前，向
既定的目標走去，李敖曾寫過一段話：
「多少浮雲世變，使我覺得，為早文星而作戰的人，如今只剩下我一個。風雨如
晦，水深浪闊，我再作多久也不知道，但是，我不會終止，我不會背棄文星的理想
，我總朝前去了！」
只有以這種情懷，我們才能面對任何襲來的橫虐，只有以這種情懷，我們才能在
任何時候，任何環境下堅持下去！
四
胡平一直倡導既要有少數勇者的反抗，也要有多數人可以參與的方式，早在《論
言論自由》中，他就闡述過「勇敢與明智」的關係。
「人類為了進取，勇敢是第一個品質要求。」
「民主需要勇氣，但它同時又不能完全依賴於勇氣。恰恰相反，只有在實行民主
而無需拋頭灑血的情況下，民主才算是有了更廣泛的基礎。民主制的價值本來就在
於通過和平的途徑，不付出或儘量少付出血的代價，去贏得必要的社會改革。因此
在實現民主的過程中，明智同樣至關重要。實際上，嚴格意義上勇敢本來就與明智
分不開。
要明智，就意味着必須尋找這樣一種原則，人們無需乎多少深奧的知識就能領會
它，無需多少勇氣也敢于堅持它，這個原則是那麼簡明、正確，以至於絕大部分人
，不論他們其它見解有多少差異，卻很容易一致表示贊同，並且不害怕公開表明這
一點。同時，這一原則還必須具有穩步推進的特性，能夠為以後的發展開拓道路。
德國哲學家康德說：我不能說出所有我相信的東西，但是我不去說那些我不相信
的東西，這當然不是一種英雄氣概，不過它卻表明了一個雖然缺乏勇敢，但畢竟不
失正直的人所可以採取的立場，通常人們總認為在強權面前只可能有兩種選擇：要
麼捨命反對，要麼任隨擺佈，事實並非如此。……我們應該，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
必須，為相當一部分正直、善良、具有常識、但不一定思想深刻、懷有正義卻未必
甘為一種信念獻身的人們，提供一個原則立場，使他們能夠成為維護民主的長城，
而不致成為專制的幫凶，也不僅僅滿足於做一個台下的看客。如果找不到這麼一種
原則，少數優秀人物的孤軍奮戰不過是一曲曲壯烈的悲劇，民主的實現只能靠偶然
的契機，而且勢必經受不起真正的風浪。」
這就是胡平對「民主運動必須提供一種常人的勇氣即可承受其危險的基本策略等
問題」所作的分析。
「六四」以後他提出「重建非暴力抗爭的信心」。「和大部分外國人一樣，大部
份中國人在起碼的生存能夠維持的情況下，他們是不大願意為一個理想，為一個可
能但非現實的更大利益，去付出生命的代價。因此，動員人民投入民主運動的秘訣
就在於：一方面，讓人民去爭取他們願意爭取的目標；另一方面，讓人民去承受他
們敢於承受的風險。一場正義的鬥爭，除非人們能夠了解到其風險的有限性，否則
絕大多數人是會敬而遠之的。」「凡從事現實政治活動者，必須以承認人類的不完
美為前提。我們必須承認，大多數人，包括許多優秀份子，在投入爭取自由民主等
光輝理想的鬥爭中，一般情況下，都是要考慮安危的。他們對風險的承受能力是有
限的。我們必須在承認這一前提的基礎上確定我們的戰略和策略。」
「權力是有力的，如果我們都支持它，或是消極的忍受它；權力是無力的，如果
我們拒絕服從，撤回支持，或是積極地反對它」。這就是和平抵抗的作用與價值所
在(羅斯福一九三三年在他的總統就職演說中曾說「最大的恐懼來自我們的恐懼自身
」。「誇大恐懼對象的力量，正是恐懼心理之為恐懼心理的基本特點。我們說的克
服恐懼心理，就是說要怯除掉那些誇大的虛幻的成分，而對於對手的本來的、真實
的狀況有更清楚的認識。」
「任何專制政權，包括中共現政權，也許確是鋼筋鐵骨，銅頭石臂，但不可避免
地，它有着它自己的『柔軟的下腹部』，有着它自己的『阿基米德之踵』，也就是
有着致命而又脆弱的部位。」
因此，他提出了兩種類型的勇敢：一種是道義性的勇敢(如魏京生等)；一種是政
治性的勇敢。
「政治性的勇敢意味着，你決定做一件事，那件事別人看來十分危險。但你仍然
去做了，而結果卻證明它並不那麼危險。你化險為夷。你取得了現實的而非僅僅是
道義的成功。」由於這種勇敢會吸引一般人的追隨參與，能夠克敵制勝，故而是政
治活動(包括民主運動)最需要的一種勇敢。」
只有讓人認識到和平抵抗的可靠性、可行性和有效性，才能鼓勵更多人們以政治
性的勇敢參與民運，「而那個根基業已動搖的專制政權必將在新的民主運動的衝擊
下節節敗退。」
和平抵抗的意義在於，它不僅提供了一個個人從我做起，反抗暴政的原則，也可
以作為群體性抗爭的原則。梭羅到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直到中國的八九民運，
就是從個人的和平抵抗到大規模的和平抵抗運動的歷史。
「六四」以來的歷史也表明，無論個人的和平抵抗(如郭羅基的公民申訴)，還是
群體的和平抵抗(儘管還未發展成一定規模的運動。如九五年二月以來的歷次請願簽
名活動)，都有着深遠而簡明的啟示，它告訴我們，只要你決心反抗，立足於和平、
理性的原則，那麼最殘暴的暴政也不致於對你怎麼樣。雖然這幾年有一批民運志士
被非法勞教，少數精神領袖被無理關押，但對於大多數參與者它並未採取什麼嚴厲
措施。
再考慮到中共頒行的刑法雖然有臭名昭著的懲治政治犯的罪名(如反革命宣傳煽動
罪等)，但同時又明確這些「罪」不得叛無期徒刑至死刑，這也就從反面說明中共暴
政以法律形式確認了對它的和平抵抗不至於招來犧牲生命等危險(當然「六四」屠殺
是一個血寫的事實)。
五
甘地說過，純潔的人們自願犧牲，是對傲慢的暴政最強有力的回答，而這種傲慢
的暴政是上帝和人類所不容的。
沒有勇者的犧牲，民主當然不可能成功，因此說「搞民運當然要冒險」，「英雄
主義，獻身精神永遠需要，絕對需要」，但是沒有多數人廣泛的參與，同樣永遠不
可能砸碎暴政的鎖鏈。
劉青在代魏京生、任畹町領取羅伯特·甘迺迪人權獎的致詞中說：
「民主牆對中國有重要意義，它就像屹立於中國政治領域的一道界牆，被界牆隔
斷的以往，是中國人民的疑懼、沉默和馴順，是文化大革命、大躍進等綿延不絕的
災難，在陰暗的天空，漂浮着幾千萬具冤魂的屍體。界牆的這一邊，異聲突起，抗
爭不絕，雖有高壓甚至屠殺，但社會覺醒了的人權民主意識，並不氣餒，屢敗屢戰
，展示了勃勃的生機和富有希望的未來。魏京生、任畹町就是這一划時代的事件中
，湧現出的一批代表中的兩個傑出人物。」
他們「堅定不移的追求人權民主，敢於面對迫害和勇於承受迫害。他們曾經多次
被捕關押，但絲毫未能動搖他們的信念，只要離開監獄，立即又投身人權民主的追
求活動。」
「他們奮不顧身，幾次出入監獄，經受了漫長的痛苦和嚴重的摧殘，卻鍥而不捨
追求人權民主……」
正是魏京生等人的英勇無畏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道義榜樣，並將鼓舞着更多的熱
血志士投入和平抵抗的行列。
「的確，作為一種程序化、形式化與理性化操作的民主政治在其成熟時應該是不
依靠英雄的。然而締造這樣一種制度的過程需要『英雄』嗎？
回答是肯定的。英雄們(或曰聖雄們)「所推行的實際上是自由主義的事業。自由
主義本是個低調的主義，它承認人人都有『自私』的權利--當然，這並不等於褒獎
自私--以防止專制者『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黃宗羲語)。然而，在面對嚴酷
壓迫時人們如果各懷私心，一盤散沙，就無法衝破重壓，去實現自由事業，這就形
成了一種悖論：『消極的自由必須以積極的態度來爭取，低調的制度必須用高調的
人格來創立，為了實現一個承認人人都有『自私』權利的社會必須付出無私的犧牲
，為世俗的自由主義而鬥爭的時代需要一種超越俗世的殉教精神。這就是聖雄精神
。」
無論是甘地，還是哈維爾，曼德拉，他們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點：「他們不僅個
人道德操守高尚，有『聖者』風，而且都為反抗壓迫歷經磨難，堅定不移，因而成
為維繫人心的正義化身，另一方面，他們不僅有深刻的人文關懷，而且有多元化的
廣闊胸襟，富於理性與妥協精神，能容納反對派，主要以其道德感召力而不是以權
勢對社會起到整合作用。」
沒有這些「聖雄」所樹立的偉大的道德榜樣，沒有他們為實現理想而歷經磨難的
奮鬥經歷，以及在奮鬥過程中體現的犧牲精神、實幹精神和言行一致的精神，他們
所倡導的理想和原則，就將失去如此巨大的正義凝聚力和道德感召力，正是他們，
在社會轉型時期成了正義的化身，偉大人格的象徵，從而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的進步
。
也許中國已經並不缺乏這樣的道義榜樣，和魏京生一樣為追求民主不怕把牢底坐
穿，曾入獄十幾年的就有王希哲、徐文立、任畹町等人。
但我們全民族的道德精神的淪喪也是不言而喻的。王軍濤一九九一年二月在獄中
給律師的信中曾說過「在一場像八九民運那樣的軒然大波之後，竟然只有那樣少的
人面對審判，可以平靜地說出自己的良心判斷，這在人類政治史上是不多的，特別
考慮中國政府並不嚴厲地處置這類良心判斷，而且人民似乎也不誤解，歧視這類辯
護，這就使我汗顏慚愧了--為我同胞慚愧，這也不大符合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
我提出--從我做起，和平抵抗！正是希望越來越多的人們確立這樣一個信念，只
要我們從自己做起、和平地抵抗中共的極權暴政、中共政府也不能把我們怎麼樣！
總有一天，這種和平抵抗從個人、小群體的行為發展成大規模的抵抗運動，最終促
使專制政權垮台。
在當前的形勢下，廣大人民因為種種顧慮不敢參與反對暴政的行動，有人開始提
出了"民主旗幟到底還能打多久？」的疑問，對此王丹有一句很好的話，民運只剩下
一個人也可以堅持下去。即使高壓到了極點，還可以寫作，還可以思考。
從我做起，和平抵抗，就是要求每一個獻身民主事業的人真正從自己做起，在任
何處境、任何殘酷的迫害面前，也始終堅持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原則，決不向專制
屈服！
在哈佛大學一條長長的走廊里，用花崗石銘刻着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的名言：
怎樣保衛自由？當它受到武力進攻時用武力來保衛，當它受到謊言攻擊時用真實
來保衛；當它受到極權主義攻擊時用民主的信念來保衛，從永恆的意義來說，最後
的行動乃是用意志和信念來保衛。
從我做起，和平抵抗--正是憑着這樣的信念我們才可以無畏地面對極權暴政，並
理性地向它宣戰，這是砸碎暴政枷鎖的一條現實的道路。
「平心而論，不管多麼殘酷的暴政，人在面對它時都不應該有恐懼有怨言，服從
或叛逆完全取決於每個人自身。當中國人一味怨恨專制者時，更應該怨恨自己，如
果不是中國人過於怯懦和愚昧，怎麼能使當代中國的專制者如此肆無忌憚，如此把
不講理當做真理……只要決定反抗到底，專制主義再殘暴也不會長久。」
正因為如此，從我做起，和平抵抗--才有了深遠而重大的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