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任客座教授，並在那裏度過了他的餘生，直到1968年退休。
蕭公權「看透」了即將到來的政治環境的嚴峻，並以其「執行力」，一步步地離開了這個不適合他繼續治學的地方。在海外，他創作了《中國鄉村》等重要著作，將其對中國社會史的深刻洞察呈現給世界。
蕭公權，用持續不斷的學術產出，證明了「走」是為了更好地研究「來時路」，這份堅守，是思想者最後的陣地。
名人的嗅覺：孫科
孫科，孫中山之子，曾位居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等要職，是政治舞台上的顯赫人物。1949年，孫科不留大陸，也不去台灣，移居香港。
此後16年，他遠離政治漩渦，旅居歐洲、美國，潛心讀書，儼然一位流亡海外的「寓公」。即使大陸方面通過周伍豪表達歡迎他回國的意願，他也沒有立即回應，而是繼續保持低調清苦的生活。
直到1965年，在台灣方面邀請下才返回，晚年短暫參與台灣政務。孫科聞到了那種權力徹底洗牌、新仇舊賬一起算的味道。
於是急流勇退，主動從政治中心撤離，寧願過着清苦的流亡生活，也不在大陸和台灣的政治漩渦中冒險。這種「執行力」，不是為了改天換地，而是為了保全自己。
相反，孫中山之妻宋慶齡則不然。
當時，宋慶齡家族和國民黨要人多番勸其離開上海，前往台灣或香港，但都無功而返。擅長思想政治工作的土工，成功力邀宋慶齡北上，不僅以「國母」的影響力聚攏了一批彷徨者的人心，而且讓民主人士雲集的開國大典上有了最耀眼的「一顆星」。
但是後來，據何方先生統計，宋慶齡先後寫了七封信，表達了她對「文哥」的不理解、反感、失望。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慶齡曾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感到悵惘和說不出的苦悶。
1980年11月，宋慶齡說：請不要把我和國父放在一起，我不夠格的。晚年的宋慶齡曾向友人函訴：「我確實享受『皇家的』待遇，儘管我並不快樂……」
這種對比，何等鮮明而令人唏噓！一個遠離政治得以善終，一個身居高位卻精神困苦。孫科的嗅覺，是政治人物對權力交替風險的預判與迴避。
才女的嗅覺：潘柳黛
上海灘「四大才女」中，潘柳黛或許名聲不如張愛玲和蘇青，但她以豁達通透的性格和犀利的文筆著稱。
她的「嗅覺」，是一種基於社會觀察和獨立判斷的敏感。
在1950年，當許多人還抱有幻想時，她已經敏銳地嗅出了威脅，並毅然決然地「潤」去了香港。
她在香港繼續以寫作為生，證明了即使換了土壤，她的才華依然能夠滋養自己。更了不起的是，這份清醒認識，貫穿了她的一生。
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後，面對香港即將回歸，潘柳黛再次展現了她的「嗅覺」與「執行力」，立即決定第二次出走，於1988年攜全家三代移民澳洲，並在那裏安然終老。
潘柳黛的「嗅覺」，是清醒者對環境風險的持續評估；她的「執行力」，則是為了規避風險而甘願放棄熟悉環境、重新開始的勇氣。
兩次出走，兩次在新天地紮根。她的故事，是「看透+執行」最小代價、最好結局的極端例子。
工人的嗅覺：倪匡
倪匡，這位以《衛斯理》系列聞名的大才子，其本人的經歷遠比他的小說更富傳奇色彩。
1950年，年僅15歲的他，懷着革命熱情，考入華東人民革命大學，他曾積極投身政治運動，甚至主動去偏僻的內蒙古開闢勞改農場，其革命熱情可見一斑。
然而，親身經歷的現實，粉碎了他對革命的理想化幻想。嚴酷的等級森嚴、無休無止的思想匯報和檢討，讓年輕的倪匡澆了幾盆冷水。
因為養狗咬傷書記，因為冬天取暖拆廢棄小橋被舉報，因為批鬥會上仗義執言，他被視為眼中釘，面臨審判和關押。
在千鈞一髮之際，朋友的相勸讓他「看透」了危局，激發出他求生的「執行力」。他雪夜騎馬出逃，輾轉數千里，經黑龍江、上海，最終逃往香港。
到香港時，他身無分文，但他憑藉一支筆，勤奮寫作，最終成為一代名家。倪匡最令人敬佩的，並非其文學成就，而是他那貫穿始終、毫不動搖的對「自由」的堅持。
他曾說漁村如果失去「自由」就會變成普通城市。
1992年，面對漁村九七臨近，已是花甲之年的他再次展現&ldqu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