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於1970年春，常熟廬山照相館
不久前觀看電影《芳華》，裏面有這樣一段情節：女主人公偷借軍裝拍照片，受到戰友的羞辱，直到影片末尾才知道，主人公把照片埋在地板底下。這段情節是影片中精彩一筆，深深觸動我。並不是所有觀眾都能夠深諳其中的酸楚，理解這位女孩在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重壓之下內心的掙扎。這使我想起一件往事。很多年來，這件事從來沒有被忘記過，只是不願意提起它。
事情發生在48年前。
我在常熟縣城長大。沿着虞山腳下延伸的那條小巷子叫書院弄，有着近千年可溯的歷史。鋪着礫石子的路面，兩邊是老式民房，大都是大門庭院，黛瓦高牆。巷子深處有一口古井，據說還有文人軼事出自這口井。
在這千年亘古不變，有着這般儒雅風度的弄堂里，偏偏開了一家西洋氣派十足的照相館，名字叫「廬山」。這家照相館和傳統的光線暗淡的照相館不一樣。跨進門就是大廳，地面上鋪的是漂亮瓷磚，落地窗戶，光線明亮，一看就是歐美風格。攝影室里有長長的窗簾，布幔柔軟光滑，優雅地依窗垂落。最有意思的是，那位女攝影師，有四十多歲，她一邊仔細打量着顧客，一邊不停地來回跑，不厭其煩地把落地燈挪來挪去，還用一根長竹竿輕輕撥動窗簾布，耐心地調節光線，照片的效果比哪一家都好。
廬山照相館在我們女孩子中間幾乎無人不曉。那時1969年，我才十四歲，也有了愛美的意識，攢了一毛八分可以拍1/4寸的「咪咪照」。拍單人的標準1寸照片要3毛6分錢，價格比較昂貴。每次拍張照片，我們都愛不釋手，要好的鄰居，同學們互相交換。
自從文革開始後，這家照相館的生意越來越紅火，人們常常擠在這裏，戴上紅袖章，穿上軍裝，在這裏拍攝造型藝術照片。更有許多造反派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在這裏拍各種各樣的舞台表演風格的照片。櫥窗里常常展出這些照片。有時我的朋友們給我看她們在初高中的哥姐們穿上軍裝，戴紅衛兵袖套的照片。我們都非常羨慕，也想學學他們，去拍一張時尚英武的紅衛兵照片。
1969年初，已經複課鬧革命了。我作為「可教育好子女」，按照家庭住址劃分，好不容易進了常熟縣三中初中，在北門大街上，離廬山照相館很近。
那時中學年級編制軍隊化，我的班級被稱為一連三班，工人宣傳隊領導學校。每過一段時間，學校批准一些同學參加紅衛兵組織，並且開大會，舉行儀式，頒發紅袖套。當紅衛兵的首要條件是家庭出身好，比如正在當權的黨員革命幹部，軍人，工人和貧農下中農，其他人要往後靠。如果是黑五類子女，就根本不要做這個夢，連想都不要想當紅衛兵的事。
好多同學陸陸續續地加入了紅衛兵，胳膊上戴着紅袖章。可我沒有，覺得很不自在，在學校里感到十分壓抑。
那時教室後面有塊黑牆報，我是編寫材料的主要成員，連寫帶畫。常常忙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家。學校常開政治學習大會，每個班都要派代表上台去發言。每一次開大會前，老師都要我寫稿件，然後老師把稿件給另一個女生，讓她作為班級代表上台去朗讀一遍。還有，到鄉下去支農，少不了要寫個表決心，和貧下中農一起批這批那，鬥私批修。甚至臨走時寫封感謝信，老師都要我寫稿，就是來不及吃飯也要用毛筆抄寫在大紅紙上。
更有甚者，蘇州地區教材編寫委員會正好駐紮在縣三中對門的常熟中醫院裏面。他們向縣三中要學生去幫助抄寫教材稿件，除了寫字工整，還要求表現好的學生。縣三中推薦了兩個學生，我是其中之一。
除此之外，學軍拉練，學工學農，下鄉支農，挖防空洞，割草積綠肥，備戰疏散到農村，每項工作和活動我都認真積極地參與。而且我還被同學選為學習毛主席語錄小組的組長，在課間或放學後主持小組學習討論。
所有這些，也該算是一個可教育好子女的努力表現吧。我始終抱着天真的夢想，加入紅衛兵。
有一天，有個同學借來一件軍裝，軍帽和軍用挎包。我們幾個女生約好一起去廬山照相。那是個風和日麗的下午，攝影室光線好極了，明亮而不耀眼。每個人都拍了紅衛兵照，一副英武神氣的樣子。輪到我時，我穿上了軍裝，皮帶束腰，帽子正合適，還戴上了毛主席像章。我朝鏡子裏看了一下，變樣了，有點不好意思。
當我站在攝像位置時，有位同學大聲喊，忘了戴袖章了！她伸手遞給我一塊紅袖套，上面是紅衛兵，霍然三個黃燦燦的大字，十分醒目。
我猶豫了，搖頭說不要。同學們都七嘴八舌地說，沒事，你表現那麼好，早晚也會當紅衛兵的。我心動了，能成為紅衛兵的一員該多好啊！我由着同學幫我戴上套袖。攝影師很耐心地等了一會，把燈擺好。就在那一刻，我忽然又後悔了，心跳起來：如果別人看見我是冒充的這麼辦？我剛想笑一笑，那點微笑可能瞬時消失了。我不安地看看旁邊的同學們，就在這時，攝影師說好了。
我心裏忐忑不安，好幾天後，把照片領回來了。我馬上把照片藏起來，心想等我當上紅衛兵再拿出來。我的好朋友想要一張，我堅決不給，把照片壓在抽屜底下。我覺得自己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害怕被人知道的話，會遭到恥笑諷刺。平時有些同學因為我家庭出身不好，經常歧視我，孤立我，朝我翻白眼。
再過幾個月就要初中畢業，還要宣佈一批紅衛兵，我暗暗下決心要爭取加入紅衛兵。在接下來的支農勞動中我勞累過度，再加上長期營養不良，得了嚴重的肝腫大，體重下降。在畢業前，有很多瑣事，班裏的牆報，擬稿都給我額外的負擔。中午常常來不及吃完飯就往學校跑去，我得了嚴重胃炎。畢業前最後幾天，我終於病倒，發燒不止。連畢業那天的大會也沒有能參加。
那是1970年7月的一天，我渾身無力躺在床上，焦灼地等待消息，大會上將宣佈最後一批紅衛兵。可是，我妹妹回家說紅榜上沒有我的名字。我把頭側過去，一滴滴淚水滑下來，落在枕頭上。
這張照片始終被壓在相集的最底下，好像是個犯罪的把柄。很少拿出來看一下。那略帶不安，沒有自信的表情，每次都會引起一陣心裏的痛楚。好多年，我不想看到這張照片。
我父親原是常熟縣中學的副校長，頗有名望，被人嫉妒，在1958年反右運動後期被誣陷為「歷史反革命」。從此我們一家陷入了無邊的黑暗之中。
前年回國收拾舊書本，找到這本影集，這張照片和那段故事都已經成為歷史。沒有人會在乎冒充紅衛兵的事情。但是有多少人能夠真正理解，在當時狂熱的政治氣候里，一個被冤屈的「反革命分子」的女兒所承受的巨大壓力。我的願望僅僅是希望被承認，被容納到革命隊伍。當這樣單純的渴望被無情地侮辱和損害之後，留下的是什麼？
這隻有我自己知道。
寫於Briarcliff紐約
2018年8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