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五日晚，河南葉縣一輕型廂式冷藏貨車違規乘人，導致因加班太晚而搭乘該車的八名女性農民工遇難，這一悲劇觸痛人心。近十餘年來，農民工市場上男性農民工佔比下降，而女性農民工比例上升，本地女性農民工的增幅更大。這意味着更多的農村女性在家庭照料之外參與到了經濟活動之中，她們的母職實踐因此呈現出明顯的「經濟化」。那麼，這些不同年齡階段、可獲得的替代性照料資源不同的女性農民工各自的工作處境如何？她們面臨怎樣的家庭照料和家庭生計之間的矛盾困境？作者以二〇一四年以來在贛南、桂西農民工輸出地以及長三角、珠三角農民工打工地收集的經驗材料為依據，對這些問題做了細緻的討論，以期這一龐大的無聲群體能被看見。
照料 vs經濟
女性農民工的母職困境
文｜王歐
（《讀書》2025年7期新刊）
一、母職實踐的「經濟」之維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第一代女性農民工湧入沿海城市務工以來，女工的個體自主與家庭責任之間的關係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問題。隨着第一代女工返鄉結婚成家和生養子女，研究關注點轉向女性農民工的家庭照料責任和家庭生計責任之間的關係，由此形成一個影響至今的母職實踐觀點，即認為女性農民工以承擔家庭照料責任為主，家庭生計責任主要由男性農民工承擔，女性即便婚後流動也是從屬性的，通常跟隨丈夫流動，流動的距離更短，返鄉的頻率更多，留守在家的時間也更長。在此背景下，大量研究考察了女工留守農村和從事生育、養育、陪讀、照護等活動，揭示了由留守女性的家庭照料責任所主導的「386199」（女性、兒童、老人）農村圖景。
隨着研究的推進，女性農民工母職實踐的「經濟」維度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一方面，一些研究者發現了「農業女性化」或留守女工進入地方小作坊、「外發工廠」等工作的情況，但通常將這些工作情境描述為「家庭友好型」的生產體制，女工可以藉此靈活地向家庭照料責任切換，地方工作不過是農民工家庭生計的非必要的補充。另一方面，還有一些家庭化之後仍外出務工的女工，但除少量研究關注其勞動處境之外，更多的是關心她們如何繼續履行家庭照料責任，提出「跨地母職」「流動的母職」等兼顧家庭照料和家庭生計的母職實踐概念。因此，在眾多看到母職實踐的「經濟」維度的研究背後，暗含的仍然是女性農民工以家庭照料責任為絕對主導以及僅在承擔了家庭照料責任（或找到了照料替代資源）之後，才兼顧家庭生計責任的母職實踐觀念。在這樣一種母職實踐觀念下，女性農民工的家庭生計責任和貢獻被邊緣化了，母職的「經濟」維度也被弱化和曲解，甚至被遮蔽了。
然而，過去十餘年來，隨着農民工家庭城鄉處境的變動，女性農民工越來越多地參與到經濟活動之中，母職實踐的「經濟」之維愈發突顯。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農民工動態監測調查數據顯示，農民工總量自二〇一四年的2.7395億增加到二〇二三年的2.9753億，但男性農民工占農民工總量的比例從67.0%下降為62.7%，女性農民工的佔比則從33.0%提高到37.3%。其中，外出女性農民工的佔比保持穩定，本地女性農民工的佔比則從34.9%大幅提升至43.0%，提高了8.1%。由此可見，在農民工總量不斷增加的背景下，女性農民工增長的速度更快，本地女性農民工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二〇二三年，女性農民工的總量已達1.1098億，外出女性農民工為0.5386億，本地女性農民工達0.5712億。
2025年4月30日，國家統計局公佈了《2024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圖為「2019—2024年全國農民工規模及增速」。2024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9973億人，比上年增加220萬人，增長0.7%。該報告還顯示，女性農民工佔比繼續上升，全部農民工中女性所佔比重比上年提高0.3個百分點（來源：國家統計局官網，stats.gov.cn）
全國範圍內的調查數據反映的農民工日益「女性化」的流動趨勢，也和近年來許多觀察者對鄉村的印象相符：大量中西部農村已從「386199」留守的圖景轉變為只剩「99」的老齡化和空心化村莊，女性農民工和留守兒童都在離開。不僅如此，那些離開村莊進入鄉鎮或縣城陪讀的女工，雖未被統計數據統計為本地或外出農民工，也沒有被鄉村觀察者記錄為留守村莊的女工，卻有可能在新的留守地點更為深入地參與經濟活動。
女性農民工已成為大量農民工家庭生計的不可或缺的主要勞動力，其母職實踐的「經濟」維度應該被看見，由此帶來的母職實踐張力和矛盾也應受到關注。筆者將以二〇一四年以來在贛南、桂西農民工輸出地以及長三角、珠三角農民工打工地收集的經驗材料為依據，考察女性農民工母職實踐的「經濟化」趨勢，探討其實際的表現、興起的原因以及造成的影響。
二、母職實踐「經濟化」的發展趨勢
與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女性農民工實現家庭化之後便長期留守並主要承擔家庭照料責任不同，過去十餘年來女工的家庭生計責任不斷提升，其母職實踐表現出愈來愈強烈的「經濟化」發展趨勢。
這一趨勢首先表現為女工生育後在鄉村留守的時間大幅縮短，以及離開幼孩外出務工的時間一再提前。在有祖輩照護資源的農民工家庭中，上一代女工一般會在村中留守至小孩學會說話、走路乃至入讀幼兒園時，才外出務工。近年來該時間段已被大幅縮短，女工通常在生育的隔年年初即外出務工。贛南和桂西農村不斷有受訪的祖輩告訴我，孫子女的媽媽在小孩未斷奶甚至出生一兩個月時，即留下孩子外出務工。這種急於外出務工的傾向也出現在祖輩照護資源不足的女工身上。我多次訪談過的桂西山內村的小梅即是這樣的例子。她的公公已經離世，婆婆臨近七十歲，獨自照護小梅的兩個孩子頗為困難。但小梅在不得已留守幾年、將最小的孩子帶到讀幼兒園後，仍義無反顧地外出務工。重歸務工大軍之後，女性農民工便成為家中和男性一樣的獨立勞動力。而且，在強調加班倒班的低技能工廠、高強度的建築工地以及眾多非體力但熬時間的服務業等工作中，女性農民工的勞動時間更長、吃苦能力更強，生活消費也更加節儉克制，因而也更容易成為農民工家庭收入的重要貢獻者。
對於那些家中沒有照護幼孩資源的留守女工來說，她們在照護責任之外，也愈發深入地捲入本地經濟，同樣發展出母職的「經濟化」取向。與上一代留守女工主要參與家庭農業、依靠農業自給自足不同，近十餘年來不得已留守村莊的女性很少參與傳統農業，轉而進入市場化的新型農業或鄉村代工工業。如桂西山內村早已完成了農業轉型，傳統稻作農業被極度壓縮，並代之以甘蔗和蠶桑。留守該村的女工主要從事蠶桑養殖。她們凌晨四五點即起，趕在太陽照干露水前採桑；一天餵好幾次蠶，直到一批蠶子長大結繭；最後將蠶繭曬乾出售，才算完成了一個養蠶周期。如此周而復始地勞作，通過蠶繭的售賣，獲得了獨立的收入來源，為家庭生計做出了重要貢獻。與之不同的是，贛南溪邊村仍保留着效益低下的傳統農業，女工只能從其他經濟領域賺取收入。好在該地為粵閩浙腹地，一部分沿海工業以代工的方式進入村莊和附近的鄉鎮工廠。需要日常看護幼孩的女工將代工活計接到家中，憑藉手工或簡單的機器長時間地勞作，賺取高於農業回報的加工費。當孩子進入幼兒園或小學時，留守女工則可以擴大代工範圍。她們來到村中的大作坊或鄉鎮附近的生產車間，更長時間也更高效地從事代工生產，從中賺取更多的工資。
承接沿海產業轉移的江西某鞋業公司，圖為車間內工人從事生產的場景（來源：paper.ce.cn）
而在撤點並校、進城購房的背景下，大量女工以陪讀的方式進入中心校所在鄉鎮或直接去往縣城，從而接觸到更多的經濟機會。在贛南縣域，規模較大的鄉鎮，特別是縣城是沿海轉移而來的小型代工企業和作坊的接入點，陪讀女工便在子女上學之際從事前述代工工作。桂西縣域由於地處偏遠的雲貴川交界地帶，普遍缺乏小型代工企業的接入，陪讀女工則多進入縣工業園招商引資而來的相對正規化的工廠工作，或選擇超市、餐館等服務業工作。這些離開鄉村的陪讀女工並未成為丈夫收入的附庸，而是通過縣域內更廣泛的經濟機會賺取收入，成為家計的貢獻者。
那些階段性地減輕了撫育和照護任務的中年女工，則更深入地參與了縣域城鎮經濟，成為更獨立的家計承擔者。在贛南G縣工業園，從沿海轉移而來的電子廠、服裝廠等工廠的流水線上，密集地分佈着三十至四十多歲的中年女工。這些女工大多完成了幼孩撫育任務，她們的子女正在住校讀書，或已畢業但尚未結婚成家，或已成家卻沒有生育小孩，她們因而得以有一段時間從家庭照護責任中解放出來，專門地從事僱傭工作。此類工廠工作通常加班加點，從早上七點半入廠一直工作到下午六點，甚至加班到晚上八點或更晚。除了幾個法定或地方節假日放假數天，或在工廠訂單不足時被迫休息外，女工們基本不會主動選擇休息，根本沒有周末休息的觀念。一如沿海工業區的工廠一樣，內地工業園中的工廠也為工人配備了宿舍。因此除附近村莊的女工每天可以騎電動車上下班之外，其餘女工多數住在工廠宿舍或租住在附近的居民家中。縣域工廠工作雖然不會給中年女工購買社保，但女工們可以從中獲得每月2000—3000多元的工資收入。在家庭發展的當前階段，中年女工暫時卸下了家庭照護責任，成為完全獨立的家庭生計勞動力。
即便是進入五十歲以上的大齡階段，女工們也不會輕易放棄「經濟」角色，而是設法從城鄉經濟中賺取收入。那些需要隔代撫養幼小孫輩或進城陪讀的大齡女工，會像有類似家庭照料負擔的青年女工一樣，抓住新型農業、代工工業或縣域服務業等經濟機會賺取收入；而那些無需隔代撫育孫輩或照護老人的大齡女工，則設法以全職勞動力的方式繼續工作。後者不僅流入大城市的家政、建築等行業，還大量進入臨時工市場以獲得待遇微薄的臨時工作。她們雖然大齡體衰，已被城鎮正規經濟部門排斥，卻不願返鄉務農或從城鎮底層工作中「退休」，而是持續地粘在城鎮經濟底部，極力為家庭生計奔忙。
2005—2010年，吉林省吉林市一家兩元一晚的女子宿舍，一群在城市裏謀生的中老年女性農民工居住在此。左圖為女子宿舍內部，右圖為附近勞務市場的招聘啟事（來源：douban.com）
三、母職實踐「經濟化的」結構根源
女性農民工的強烈「經濟」取向，與近十餘年來農民工家庭所嵌入的城鄉結構的變動息息相關，這一變動從多方面推動了農民工家庭再生產責任的變化，促成了女性農民工母職實踐的「經濟化」發展趨勢。
首先是縣域城鎮化的發展大幅提高了農民工家庭再生產的成本，對農民工家庭特別是女性農民工施加了巨大的經濟壓力。無論是桂西J縣還是贛南G縣，近十餘年來都經歷了大幅度的城區面積擴張和城鎮人口增加。地方政府在土地財政的激勵下，將公共資源（尤其是教育資源）和房地產項目捆綁起來，帶動了農民和農民工進城的風氣。以桂西J縣為例，從二〇一三至二〇二二年，該縣城鎮常住人口從7.7萬增加到11.5萬，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27.9%攀升至41.9%。縣域城鎮化導致了教育、住房等家庭再生產基本品向城鎮集中，也造成農民工家庭生活的城鎮化，從而推高了農民工家庭再生產的成本。進入中心校所在鄉鎮或優質教育資源集中的縣城讀書和陪讀，需要更多的教育和家庭生活支出。更加重要的是，地方政府通常將教育機會和房產、戶口等捆綁，帶來了農民工為了子女獲得更好的教育資源而必須進城購房的後果。教育購房還進一步向婚姻購房演進，在贛南和桂西縣域，除了一部分鄰近縣城或大鎮的村莊外，進城購房已成為廣大普通農村青年締結婚姻的必備條件之一。縣域城鎮化帶動的教育、住房、婚姻和家庭生活等家庭再生產成本的急劇上升，傳遞到農民工家庭內部，也傳遞到女性農民工肩上。在農民工家庭收入提升較為緩慢，尤其是男性農民工無法獨立支撐家庭再生產經濟壓力的背景下，女性就必須擴展母職實踐的「經濟」之維，以她們對家庭生計的貢獻設法實現家庭的延續和發展。
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中，對於義務教育階段的隨遷兒童，55.8%的農民工家長反映在城市上學面臨一些問題，其中，費用高、本地升學難、孩子沒人照顧是農民工家長認同度最高的三個主要問題（來源：國家統計局官網，stats.gov.cn）
然而，如果沒有城鄉經濟體系中需求女性的經濟機會的擴展，上述家庭再生產任務對女工的經濟重壓也難以轉化為具體的經濟實踐，無法促成母職實踐的「經濟化」發展趨勢。事實上，不僅打工城市的工廠流水線、服務部門的銷售經營等工作崗位偏好議價能力低、性彆氣質柔的女工，城市的家政甚至市政、建築等非正規和臨時性的工作崗位也偏好女工。在打工城市之外，近年來的產業內遷和代工工業的發展、內地廣建工業園和招商引資的推進，以及傳統農業向新型市場化農業的轉型等，在內地縣域範圍內為女工提供了大量工作機會。可以說，正是這些近在鄉村家庭和小作坊、遠到縣域城鎮的代工點和工業園工廠，以及再遠至打工城市的工業和服務業所構成的城鄉現代經濟體系提供的機會，為女性將家庭發展的經濟壓力轉化為具體的經濟行為，從而擴展母職實踐的「經濟」之維，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
當然也應看到，受農民工家庭父權制對女性家庭再生產責任的規定、女性可獲得的替代性照料資源以及年齡等因素的影響，女性農民工是以差異化和層級化的方式獲得上述經濟機會的。因替代性照料資源的不同，留守鄉村的女工只能從事回報較低和距離較近的新型農業、家庭或小作坊代工工作，進城陪讀的女工也只能從事那些「家庭友好型」的代工或服務業工作。只有那些有照料資源或暫時無需承擔照料責任的女工，才能最徹底地拋開家庭照料責任的束縛，以自由勞動力的方式獲得回報較高的經濟機會。不過，即使是在暫時不用親自參與家庭照料責任的女工內部，也可看到年齡帶來的流動距離和工作機會分佈的差異。其中的青年女工固然可以毫無障礙地進入城市務工，但大量中年女工更主要地集中在老家縣域的工業園工廠或代工車間加班加點，廣大大齡女工則既被城市的正規工作排斥又被老家縣域的工廠流水線或代工車間排斥，只能從事那些非正規化行業甚至臨時工市場中的工作。
四、母職實踐「經濟化」的張力困境
母職實踐「經濟」之維的過度擴張不僅給女性農民工自身帶來巨大的經濟壓力和勞作之苦，也給母職實踐本身造成巨大的內部張力，女工由此愈發陷在個體自由與家庭責任、家庭照護與家庭生計的困境之中。
可以看到，長久或暫時擺脫家庭照料責任的女工儘管盡力擴展母職的「經濟」之維，但她們的勞作和收入並不是為了個人的獨立和自主，而是儘可能地滿足家庭延續和發展的經濟需求。在家庭發展的經濟壓力不斷加碼的背景下，女工擺脫家庭照料責任越徹底、越長久，她們投入勞作的程度也愈深，通過經濟活動完成母職責任的驅力也愈大，離個體自由也愈遠。這就是我在沿海工業區看到的將小孩留在老家、長期獨自在外打工的女工形象：她們力圖通過更長時間、更加辛苦的勞作以及更加節儉、更加抑制的消費，最大程度地擴展母職的「經濟」之維，以彌補經濟母職的擴張對照料母職的侵蝕。這種母職實踐造成的自我剝削和無限辛勞，也體現在暫時擺脫了家庭照料束縛的中年女工和大齡女工身上：在縣域工業園工廠的流水線、鄉鎮代工廠的生產車間以及城市各類非正規化的工作地點，我們看到了主動加班、不願放假、拼命趕工的不再年輕的女工，她們試圖最高效地利用難得的擺脫了家庭照料責任的自由時期，全力賺取收入，貢獻家庭生計。當她們盡力擴大母職實踐的「經濟」之維時，也將個體自由融在了經濟勞作之中。
對於擺脫家庭照料責任最徹底和擴展母職「經濟」之維最充分的青年女工來說，母職實踐的「經濟化」帶給她們極度的親子割裂的情感創傷。這種創傷首先出現在她們決定儘快、儘早留下小孩外出務工之時，然後在每一次返鄉後離開子女時重演，最後定格於長期的親子冷漠之中。儘管隨着交通和通信的發達，「跨地母職」的內容不斷豐富，但不間斷地視頻電話、不時地返鄉、不定期地寄送禮物等，都難以彌補母職的「經濟化」對親子情感的侵蝕。我在調研中一再觀察到，當年輕女工為了母職的「經濟」之維長久地與子女分離時，儘管家庭生計趨於改善，打工家庭也在發展，但子女對父母的情感逐漸冷漠。當留守子女不願意接母親的電話、不願意跟母親說話，甚至當母親返鄉時不願意喊母親時，她們便經受着經濟母職的致命打擊——消解母職的「情感」之維。
范立欣拍攝的紀錄片《歸途列車》（2009），講述了常年在廣州務工的張昌華和陳素琴夫妻倆在過年返鄉、與久未見面的子女之間的故事。圖為陳素琴在休息間隙給女兒張琴打電話，叮囑其努力學習，承諾他們一買到回家的火車票就打電話告訴她，卻沒有得到女兒的回應（來源：bilibili.com）
而那些承擔家庭照料之責的同時還儘量擴展母職「經濟」之維的女工，則面臨着「在家不在位」或「在位難工作」的困境。承擔家庭照料之責的女工雖設法儘量工作，但並非各類工作都是「家庭友好型」的生產體制。當代工點或生產車間的訂單增多需要加班加點，當新型農業進入農忙時節，當生產地點變得離家庭或學校更遠時，女工們為了經濟母職就必然忽略其他的母職面相，從而造成「在家不在位」的母職矛盾——女工們為了家庭生計而只能形式化地進行家庭照料，子女陪伴、親子感情等實質性的照護內容被母職的「經濟化」掏空。與之相對，如果女工守住家庭照料責任，則不得不在母職的「經濟化」傾向上妥協，最終造成「在位難工作」的母職矛盾。在兩種母職矛盾之間，由於家庭發展壓力的持續增加，越來越多的女工傾向於擴展母職的「經濟」之維，強化了經濟母職對其他母職面相的替代，形成了城鄉可見的以經濟為中心的「在家不在位」的母職困境。
長久來看，母職實踐的「經濟化」及其帶來的張力困境也對子女的教育產生了不利影響。近十年來，我追蹤了許多為了子女將來發展而長久外出打工的女工，除少數女工的子女憑藉個人的聰穎和學校的應試教育向上流動之外，大多子女成績平平，初中後便進入職校軌道，甚至直接輟學打工。那些留守陪讀卻「在家不在位」的女工，親子陪伴的實質內容多已被經濟母職掏空，也很難給予子女教育太多幫助，多數只能仰賴教育機構和孩子個人對教育流動軌跡的塑造。母職實踐的「經濟化」因而產生了另一個深遠的悖論——盡力擴展母職「經濟」之維的目的是為了家庭的發展和子女的未來，然而子女卻通常並不走在女工們預想和試圖支撐的軌道之上，絕大多數走向了預想軌道的反面，早早地被教育分流，並重複上一代的打工之路。
《歸途列車》中，女兒張琴退學後，離開家鄉四川廣安區回龍村，來到廣東打工。面對女兒重複其打工之路的現實，母親陳素琴在鏡頭前坦言「我寧願辛苦一些，也想她讀書，不想她打工」（來源：bilibili.com）
如何化解女性農民工母職實踐的「經濟化」及其帶來的張力困境？我認為首先要反思的是造成農民工家庭再生產的經濟壓力不斷增加的土地城鎮化模式。土地城鎮化不僅從教育、住房、家庭生活等方面推高了農民工家庭的再生產成本，還將經濟壓力傳導到女工肩上。唯有適當降低農民工家庭再生產的經濟壓力，才能從源頭上減輕女性農民工母職實踐「經濟化」的驅動力。其次要緩解女工工作與家庭照料之間的巨大張力。無論是擺脫家庭照料責任而長久務工的女工，還是承擔了家庭照料責任卻只能「在家不在位」或「在位難工作」的女工，都面臨着工作和家庭照料之間的巨大拉扯。這種拉扯不僅存在於大城市的打工工作和遙遠的農村老家之間，還存在於縣域內工業園工廠或代工車間與留守或陪讀的農民工家庭之間。因此，為了緩解母職實踐的「經濟化」帶來的不同母職面相之間的張力，不僅要倡導「家庭友好型」的工作體制，也要讓經濟機會在城鄉間更均勻地分配，讓農民工的家庭照料能夠與工作地點相臨近。此外，還應適當反思父權制對女性家庭照料責任的束縛，並為農民工家庭的照料責任提供適當的社會資源。這一系列工作是一項涉及城鄉多個層面變革的複雜工程，有待學界持續的關注和社會各方長期的努力。
*文中圖片均來源於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