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史丹福大學的許成鋼借鑿中國、俄羅斯和西方歷史，闡釋了為何中國仍陷於重現極權統治的制度模式之中。裴敏欣的《破碎的中國夢：改革如何復興極權主義》（The Broken China Dream： How Reform Revived Totalitarianism，暫譯）則更聚焦於後毛澤東時代，將中國日益威權化的軌跡，追溯至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方針。
誤讀中國的改革時代
貫穿這兩本書的一條主軸，是中國自1949年以來一直延續的列寧主義政治體系的韌性。正如兩人所指，鄧小平堅持捍衛「四個基本原則」，包括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領導，以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確保了最終恢復極權統治所必需的制度框架得以存續。
在改革時代一開始，中國與今日繁榮、工業化且技術先進的強盛國家相比，倒更像如今的朝鮮。無論從何種標準衡量，中國都比其他共產主義極權國家更為成功，建成了比蘇聯曾經實現的更為充滿活力、富有創新精神且高效的經濟，同時卻始終保持着典型的列寧主義特徵。
許多關於中國的學術研究，理所當然地聚焦於40年快速經濟增長所引發的巨變。但這種側重，掩蓋了同一時期政治體制本身幾乎未發生任何改變的這個事實。
就這方面，許和裴的觀點隱含地挑戰了之前對中國政治演變的解讀。例如，政治理論家貝淡寧（ Daniel A. Bell）2010年出版的《中國的新儒家：變革社會中的政治與日常生活》（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一書中曾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以至於它不妨被稱為「中國儒家黨」。許和裴的分析，與這類解讀難以調和。
無論將中國理解為極權主義、准極權主義，或是僅僅是威權主義，這對與其進行戰略競爭的民主政府，以及企業、大學和非政府機構都具有深遠的影響。要理解中國，必須關注支撐該政權的政治結構，而不是該政權在歷史上某個特定時刻呈現的面貌。
試看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的過程。倘若民主國家政府能認識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目的並非是推翻中國的列寧主義體制，而是為了強化並現代化該體制，他們還會認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會將其推向西方式自由主義嗎？它們還會如此不遺餘力地推動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從而助其成長為一個足以挑戰甚至可能超越自身民主資本主義模式的世界強國嗎？
許的制度基因概念解釋了為何中國的經濟轉型未能帶來政治自由化。他並非簡單地重提那種常被用來支持「中國例外論」主張的文明論，而是認為民主化最終取決於「一種根本且穩定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可以塑造主要社會互動中關鍵行為者的行為」。儘管這些制度基因是繼承而來的，但許承認它們可以進化、變異或被取代。
許將中國的制度基因，追溯至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遺產及其更為悠久的中央集權帝國統治歷史，他認為這兩種傳統相互強化。他指出從封建王朝時期承傳下來三個特別重要的特徵：中央集權的等級制行政體系;管理一個大陸規模國家的科舉官僚體系;以及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制。
許認為，這些制度安排催生了一種敵視憲政與民主的政治文化。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將儒家思想作為前現代國家意識形態來塑造政府官員思維的做法，以及產權的缺失，都有效阻止了了對帝國權威的挑戰，無論是來自貴族精英還是基層運動。
許認為，擁有助長極權統治的制度基因的國家，並非只有中國。俄羅斯同樣形成了制度傳統，儘管與中國的不同，但同樣為共產主義獨裁提供肥沃的土壤。
許的這個宏大歷史論斷最終能否成立，尚有爭議。但他提出了一個不容輕易忽視的問題：某些社會是否會因根深蒂固的制度結構和政治傳統，而深陷極權主義泥潭？即使不認同他的「制度基因」理論，人們也能認識到中國政治結構在塑造其後毛澤東時代發展軌跡時發揮的關鍵作用。
裴得出類似的結論，卻並未訴諸「制度基因」理論。相反，他對鄧小平的遺產提出嚴厲的控訴。裴對後毛澤東時代以10年為單位，進行細緻剖析，不僅記錄了中國非凡的經濟和社會轉型，同時揭示了其政治體系，在鄧小平「四項基本原則」的支持下，如何在根本上保持不變。
在許多方面，裴的論點在實證上更具說服力。他將研究範圍限定在後毛澤東時代，既能引用更具針對性的證據體系，又避開了許那種橫跨文明與千年的全景式歷史考察固有的爭議。許的核心論點，也就是列寧主義體制的存續扼殺了任何民主化的可能性，使習近平的強人統治在回顧中顯得幾乎不可避免，從而強化了中國仍深陷極權主義陷阱的論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