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普通智人｜帶着關懷與行動邁入2026——十一位女權主義者的年度總結
《普通智人》是一份關注中國社會議題與公共討論的電子報，聚焦社會正義、文化和性別。
2026年初，《普通智人》發佈文章，匯總報道了部分中國女權主義者在2025年的經歷。
中國數字時代對該文進行節選，讀者可點擊這裏閱讀全文，或點擊這裏訂閱電子報。
以下是節選部分內容：
弦子，33歲，自由職業者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年底關注到了遭逼婚後逃家女生的個案。這些女生在結束義務教育之後，家裏就不讓她們讀書或工作了，而是讓她們處於等待婚姻的狀態。她們往往會在小紅書之類的社交平台求助，有的女生在大家齊心協力之下，安全地去了別的城市；但也有的女生回了老家，之後她們的手機可能會被收走，就不能再對外界聯繫。
很多求助是在小紅書或者抖音上被發現的。會有很多女生願意幫她們，比如提供策略，或者線下去陪她們報警。但是資源特別匱乏，如果沒有官方介入，你是很難跟她的家人抗衡的。地方婦聯和救助站缺乏可持續的資源，而如果涉及到民族問題，警察會更加用維穩的思路去處理，媒體也更難有空間報道。女生在中間是受到雙重的壓迫。
我在之前其實根本不知道，這樣的事情在中國還會這麼普遍地發生，尤其是在民族和宗教的維度上。小紅書或者抖音，因為算法問題，也是個比較封閉的平台，所以雖然有個案的求助，但很難讓大家持續的將這個問題作為社會議題去關注。
另外一段經歷是，去年和一群朋友共居了一段時間。她們從主流的生活方式中撤出，深入彼此生活、互相支持的狀態，給我提供了一種對女權主義生活的想像。
當然大家擁有的東西都很少。比如你不再為父權制添磚加瓦，離開公司去做自由職業，中間也要付出很多個人的代價，要維持生計。所以這個烏托邦會處於一個漂移、不安穩的狀態。但大家確實會為了女權和友誼，而為彼此承擔更多，希望盡力地去維持它。
如果這個社會能給年輕女性和非主流的人提供更多資源，其實我們就有更多的自由，可以去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
2025年3月，英國倫敦中國女權主義者縫製的婦女節遊行標語來源：@weareallchainedwomen
湯包，32歲，失業女青年
回想起來，很多線下女權小夥伴的「奔現」，往往都是經由朋友介紹，或因同在某個共同的群聊而相識。今年也不例外。在朋友的牽線下，我和一位夥伴在線上簡單聊了聊，得知彼此身處同一座城市。雖然平日都有全職工作，但也覺得或許可以抽空見面認識一下。
起初的交流中，我們很默契地避開了敏感話題，直到真正要見面時，才開始談及各自正在做的事情。原來，對方正在籌備一個反家暴的公益行動社群，希望我也能以志願者的身份加入，我當即表示願意參與，並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一些行動經驗與思考。
隨後的交流更是愈發熱烈，我們彼此回應，在碰撞中逐漸形成共識，也更加清晰地意識到，我們共同的願望，是推動女權真正邁向現實與行動，哪怕只是跨出微小的一步，也足以讓人感到振奮與雀躍。
二、中國民間檔案館｜生育率下降的另一個視角：當女性要求拿回身體的自主權
中國民間檔案館日前發表文章《生育率下降的另一個視角：當女性要求拿回身體的自主權》，作者以2025年在加拿大順利實現「單身生育」的親身經歷為引子，通過對比中西方在生育政策與公共意識上的巨大落差，深刻剖析了中國乃至東亞陷入「生育率寒冬」的制度與文化根源。
作者指出，加拿大將生育視為「公共基礎設施」，採取不局限於異性婚姻的包容態度；台灣也在嘗試將生育權與婚姻脫鈎。相較之下，中國目前的政策依然未能擺脫父權制的底層邏輯——女性的身體長期被視為國家人口治理的「資源」而非自主的主體。從過去的強制計劃生育，到如今拒絕單身女性凍卵（如徐棗棗案），體制始終在試圖管控而非真正賦權。
文章進一步提出,東亞女性的「生育罷工」實則是一場針對高壓社會結構、精英化養育焦慮以及父權制剝削的集體反抗與理性止損。
作者拋出一種觀點：低生育率或許不應僅被視為需要解決的「危機」，而是人類面對生存壓力的一種自然生物調節，甚至是生態系統的自我糾偏。
真正的解決之道，不在於為維持經濟增長或國家績效而「催生」，而在於徹底歸還女性的身體自主權——只有當女性真正擁有說「不」的權利，不再作為工具被審視時，生育才能回歸其作為人類生命繁衍的自然本質與應有尊嚴。
以下是文章內容節選：
作為單身女性，我在加拿大接受有關生育的醫療服務、政府機構的行政程序和福利發放方面沒有遇到任何障礙，但更觸動我的是這裏公共意識的進步，相關從業者會有意識地使用「包容性語言」，將單身人士當成主流的一部分。有一次我去參加一個NGO組織的線上育兒課程，講課的是一位產科護士。當她提到「partner」的時候，特意解釋：partner是指「育兒搭子」，可能是你的丈夫、妻子、同性伴侶、朋友或者父母。這個細節讓我印象深刻，因為她作為一個公共事業的代言人，不默認你在異性戀的婚姻關係中。
去年，我所在的卑詩省投入了6800萬加幣的公共資金資助IVF療程（俗稱的「試管嬰兒」），每個名額最多資助1萬9千加幣，異性夫妻、單身女性、同性伴侶或性別多元家庭均有資格申請。這是一次政策的「精準投放」，政府選擇去推動那些已經具有強烈生育意願的人。這也意味着，國家把生育從「私人責任」提高成「公共基礎設施」的一部分。
雖然中國在不同的階段改變了生育管理的目標，但從未放開對女性的控制和施壓，才會反覆出現「想生的不能生，不想生的被迫生」的悲劇。女性的身體所承受的高度侵入和高度功能化，揭露了父權制最野蠻的一面。
如今，全球很多地方都出現生育率持續下降的現象。不過，對中國以及同樣處於東亞社會的日本、韓國等來說，問題似乎更加嚴重。拋卻政治、經濟因素不談，其實這本質上是一場全民（尤其是女性）的「生育罷工」。有充分的事實證明，在這些國家，政府即便祭出全方位的利好政策，或者直接「砸錢」，對扭轉生育頹勢的效果都微乎其微——東亞社會的深層社會結構和文化特質，嚴重地影響着這些地方的女性生育意願。
就我對身邊中產圈子的觀察來說，很多人不但把自己的人生當成不斷打怪升級的績效項目，也把育兒當成自己的一個高壓績效項目。一旦生了小孩，就要把孩子培養成合格中產、社會精英。對孩子的期待不是成長為一個健康的人，而是要「跨越階層」或者至少不「階層下滑」。對精英化的養育的推崇，帶來的不僅是高企的經濟成本，更沉重的是一種心理成本——即必須確保孩子的人生「成功」，避免「失敗」。而東亞文化對「成功」的定義極其狹窄，標準卻又極其苛刻，容錯率極低，導致無數人擠在同一個模板中卷生卷死，難以找到退出機制。
與此同時，在這些地方，育兒責任高度私人化，缺乏公共設施的支持。社會默認育兒是家庭勞動——更確切來說是女性應該承擔的勞動。女性不但是「養育者」，還是一個「項目經理」，是孩子的直接和最終責任人，承擔着幾乎全部風險。
寫到這裏，我不得不提出一個更深的疑問：生育率下降真的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嗎？如果沒有資本主義要求的不斷增長作為最高目標，人類為何要繼續擴張？我們的生態環境、我們的星球、就連我們自己的人生，都已經不堪重負了，不是嗎？
除了政治與社會的原因，生育率下降也可能是正常的生物對於環境壓力的反應，也是生態系統的神秘「糾偏」機制。在動物行為學和生態學中，研究者早已發現，當種群過於擁擠、競爭過強、社會關係高度緊張時，一些動物會自動減少繁殖、放棄育幼，甚至在資源充足的情況下走向種群崩潰。因此，人類社會的低生育率，未必只是觀念的變化，也可能是對高密度、高競爭、高壓力環境的一種生物性適應。
如果這個社會無法改變（或者僅僅是「接受」）這種深層結構，卻試圖以「發錢」、「催生」的獎懲機制來干預人們的決策，無疑落入了典型的系統困境：試圖以製造出了問題的邏輯去解決自己製造出的問題。
三、柴靜｜柴靜對話梁中堂：一項危害人民的「國策」怎麼能走了幾十年？
柴靜在她的YouTube頻道中發佈了一期與中國人口問題學者梁中堂的對話節目。節目中，柴靜與梁中堂就中國1979年開始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展開對談。
1979年，中國開始實施一胎化政策時，30歲的梁中堂就公開表示反對。他預警這一政策將造成養老危機、勞動力匱乏和人口老化，並提出說「未來你們想讓人們多生，至少會像今天想讓人們少生一樣難」。近40年後，當預言成為現實，他感慨：「用我們這麼大的一個國家、這麼多的一個民族的彎路來證明我的正確，其實是一個很傷感的問題。」
梁中堂提出的「晚婚晚育加間隔的二胎政策」曾得到胡耀邦、趙紫陽的關注。1984年他給胡耀邦寫信反映計劃生育「長期建立在與群眾對立的基礎上，違背客觀規律」，這封信獲得批示要求測算。1985年，山西翼城縣成為他方案的試點，五千個獨生子女家庭的數據竟是虛假的統計。試點實施後異常平穩，1985-1991年翼城平均生育率2.158，低於全國水平。但這個試點從未得到推廣機會，梁中堂說：「我領着幾個人在北京待了五六天，連王偉（時任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在不在北京都不知道。」
1989年後，翼城試點被稱為「趙紫陽的試點」。在1990年的學術會議上，梁中堂公開反駁：「翼城實驗是1979年我提出的學術觀點與實踐的結合，不能因為政治風波就把趙紫陽參與的所有事都否定了。」他堅持邀請媒體到翼城調查，自印書籍寄給軟禁中的趙紫陽作「交代」。2012年他撰文稱《計劃生育法》是「中國法學的恥辱」，並當面將這本小冊子送給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彭珮雲。他說：「我把一生的生命給了它（計劃生育），然後發現它應該是一個廢棄的（政策），所以最有資格（要求）廢棄它的就是我。"
梁中堂認為計劃生育的根本問題不在一胎或二胎，而在於政府干預生育本身：「生育權是國際公約共同確定的，公共部門不該干預。」他又批評當前鼓勵生育的政策仍在重複當年的錯誤：「現在許多宣傳和1979年提倡一個孩子一模一樣，那個氛圍和感覺都一模一樣。」
梁中堂的大部分著作只能在小出版社出版，但他說：「我還能夠自由地發表我的看法和認識，只有這個享受就夠了。」從1985年起，翼城老百姓每年給他寄小米，他吃了40年。他認為自己的價值是「歷史中有記錄顯示，我們這個民族曾經思索過、反思過、反抗過」。面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現實，他堅持：「生育率不是原因而是結果，中國應該考慮的不是直接的人口政策，而是持續改革，讓市場經濟釋放人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