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斯多葛主義要追求內心平靜，但絕不是什麼「棄世哲學」，這跟佛教、道教隱居山林絕不相同；斯多葛主義作為一種生活哲學，從一開始就將自己緊緊編織在世俗生活的喧囂之中，儘管其他人往往是打破我們內心平靜的最重要原因，但斯多葛派哲學家一再強調人的社會屬性以及個體對於他人的責任。
斯多葛式情緒控制，除了使人保持理智和防止社會怨恨蔓延之外，還有一種社會功能，那就是塑造穩定可靠的個性，以便更好地履行個體的社會責任，以及不破壞社會紐帶。市面上的斯多葛主義訓練指南，往往很容易忽視這個重要關切。
勇敢是斯多葛主義奉行的四大美德之一，所謂勇敢往往需要我們在世俗生活中不逃避問題，積極進取地解決問題，與此同時仍然能夠有效克制自己，使自己的內心平靜不被外界干擾所打破。一個人既要積極面對現實，又要不跟欲望和情緒隨波逐流，這當然是很需要勇氣的事情。
奧勒留皇帝一再反省與人打交道的難處，他甚至多次明確表示很討厭跟人打交道，但他也不斷勉勵自己為了責任和公共福祉，要勇敢而且冷靜地面對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在這一個面向上，斯多葛主義的行為方式顯然是不逃避問題，反而還勇敢承擔社會責任。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每個斯多葛主義者都不是作為孤立的個體而存在，他不但表現出強烈的歸屬感和社會聯結感，還始終牢記自己對他人的社會責任，而他自己面對逆境的韌性，也關係到社會渡過危機的彈性應變能力。
但為什麼斯多葛學派這麼重視個體對他人的社會責任呢？這與斯多葛學派的「內親化」概念息息相關。英國哲學家朱莉婭·安娜思對「內親化」的解釋是，人天生就有一種自愛和自我保存傾向，這個過程叫做個人內親化；個人內親化發展的結果就是人成了理性動物，於是開始關心自己的後代、親屬和朋友，結果就形成超出自愛範疇的對他人的關懷，後面這個過程就叫社會內親化。也就是說，社會內親化是從個人內親化演變出來的，兩者都是人的天性，都是理性自然發展的結果。為什麼社會內親化與個人內親化同樣重要呢？
這是因為當人通過個人內親化過程形成了理性之後，就會意識到自我保存是無法光靠自己一個人來實現的，這時候他不僅需要依靠其他人，還需要與其他人合作以保障共同安全，其他人願意合作也是為了實現和保障自己的自我保存，而人類社會正是在個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結合的基礎上形成的。
斯多葛派強調個體的社會責任，是因為社會內親化是人性和理性自然發展的結果；與此相反，如果個體都放棄社會責任，不再關心其他人，也不與其他人合作，這不僅違背人的天性，還給個體生存造成危害，乃至人類社會因自相殘殺而滅絕。事實上，救助他者也是一種動物本能，比如我們在一些網絡影片中看見大象救落水的小鹿、猩猩救落水的小鳥、小象救落水的人類等等，這說明救助他者的本能在自然界中同樣常見。也就是說，即使不需要理性介入，動物本能也一樣有超出自身範疇的他者關懷。
話說回來，在另一個面向上，斯多葛主義的情緒控制技術並不是宣揚處世圓滑的「妥協哲學」。實踐智慧告訴我們在遭遇逆境時，需要有審時度勢的靈活性，斯多葛主義者調整情緒以適應逆境恰恰是這種靈活性的表現，但這跟奴隸道德所鼓吹的生存智慧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情，因為斯多葛主義者普遍有種堅守內心、拒絕妥協的傾向。
愛比克泰德說，即使是被捆綁起來的奴隸也依然可以獲得內在的自由。這句話實際上是表明，斯多葛主義者是最不可能被外在環境馴化的人。有這種傾向性，並不是因為斯多葛主義者有脫離現實政治的道德清高，而是因為他們將自己塑造自己和自己掌控自己命運，視為哲學訓練的核心關切之一，而這個自我重塑過程是嵌入在社會行動中完成的，並不是光靠冥想就可以實現的。這種自律特點和強烈的行動主義傾向，後來跨越十幾個世紀還影響了法國的存在主義思潮。正因為有這種特點和傾向，斯多葛主義者表現出難以被腐化、難以被侵蝕的特點。在羅馬共和國和帝國時代遭遇獨裁和暴政的時候，還有大批斯多葛派政治家和哲學家結成了反對派，即使其中很多人遭到處決或者流放，也沒有瓦解斯多葛派的抵抗決心。
在澄清了以上兩種誤解之後，我們就會發現斯多葛主義絕不僅僅是一種個人修養，因為它同樣致力於培養穩定可靠、自律而且有行動能力的社會人格。這就意味着如果將斯多葛主義應用到中國的反對派政治訓練上來，我們也需要培養出具有相當韌性且不容易被環境侵蝕的政治品格。當然，中國眼下並不存在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反對派，但反對派政治運動卻不是不可能，這取決於我們如何培養出足以組織和領導反對派政治運動的政治品格。在社會運動低潮期，當憤世嫉俗和悲觀情緒蔓延到全社會的時候，我們迫切需要一種前所未有的政治理性來引導社會安全渡過急流險灘。
普遍性的悲觀主義往往是阻礙一個社會採取行動的最大心理障礙，斯多葛主義在這方面就表現出一種非同尋常的政治理性。我們在前面提到，斯多葛主義者經常利用壞事預演法來設想一些極其糟糕的突發狀況。長期這樣訓練的結果，就是人會逐漸形成一種準備接受意外狀況的心理預期，這不僅有助於減少應對逆境的過度反應，還有助於增強人面對複雜局勢的心理韌性。與一般悲觀主義完全不同的是，壞事預演法沒有宿命論傾向，斯多葛主義者反而結合控制二分法，將不可控因素隔離開來，轉而將行動和信念集中到改善人力可為的側面，把負面想像轉化成一種具有行動力的樂觀主義。
但是斯多葛式樂觀主義與一般意義上的樂觀主義很不相同，甚至可以說是完全反對廉價的樂觀主義，因為缺乏心理韌性的樂觀主義往往最容易崩潰。
根據「斯托克代爾悖論」，樂觀主義者反而是最先絕望和最容易放棄的那一批人。「斯托克代爾悖論」得名於美國越戰英雄詹姆士·邦德·斯托克代爾，他在越南戰俘營里關押了七年半之久，期間跟其他美軍戰俘一起遭受了無數次酷刑虐待。後來斯托克代爾發現，反而是起初最樂觀的美軍戰俘沒有一個活着走出煉獄。那麼，倖存下來的美軍戰俘是怎麼活下來的呢？
斯托克代爾說這要得益於他參軍之前在史丹福大學接觸到的斯多葛哲學，尤其是愛比克泰德思想幫助他極大地提升了克服逆境的心理韌性。斯托克代爾還在戰俘營里領導了一系列地下抵抗運動，並利用斯多葛哲學原理制定了一整套行為規範來幫助獄友堅持抵抗。這場抵抗運動主要參與者後來都被單獨囚禁，但是單獨關押並沒有摧毀他們的抵抗意志，這些人都順利渡過了囚徒困境，不但沒有招供，還頑強地活了下來。斯托克代爾說，如果他們迫於恐懼而失去自尊，他們的敵人就會得逞。
顯然，斯多葛主義重塑了這批美軍戰俘的弱者心境，他們調侃關押他們的監獄是「河內希爾頓酒店」，他們不僅不仇恨酷刑折磨他們的監獄看守，反而還對其酷刑工作表示理解。可以說，斯多葛主義要塑造的態度絕不是廉價的樂觀主義，更不是完全喪失抵抗意志的悲觀主義，而是一種冷靜面對殘酷現實的行動主義。就中國未來的反對派政治而言，我們不僅要幫助公眾客觀理解現實困境是怎麼形成的，還要同時對抗瀰漫全社會的悲觀情緒和廉價的樂觀主義，這兩種情況都像是由於認知上的惰性而產生的自欺欺人。
就一種更務實的態度而言，新的政治理性強調在可控範圍內持續推進社會變革。那麼，對我們而言什麼才是可控範圍呢？這不僅包括抑制各種浮躁的社會情緒，還涉及到恢復社會信任、探索合作模式、重建社會紐帶、重塑道德責任感等等。這些內容實際上就是捷克思想家哈維爾所追求的公民政治訓練，這關係到修復橫向斷裂的社會聯結，為「反政治的政治」和「不同政見運動」鋪平道路。政治上抵制極權國家，這當然是有必要的，但光是這樣做還遠遠達不到推翻極權政府的目的。因為反對者之間無法實現有效合作，甚至彼此不能達成妥協，處於事實上的一盤散沙狀態。這樣的情況不僅無助於形成政治上的反對派，還無助於形成切實可行的社會替代方案。也就是說，假如反對者之間尚且無法克服正常溝通和合作障礙，社會憑什麼相信應該把國家命運交付給一幫烏合之眾呢？把國家命運交付給烏合之眾，這當然是不負責任的事情。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政權和共產主義政權都有一種典型的暴民統治特點，假如反對者們形成了要避免暴民政治和暴政循環的共識，那為什麼不從自己開始，把暴民習性剔除出去，把自己訓練成合格的政治反對派呢？
這就是我們最後要談到的問題：應該怎麼把斯多葛主義應用於反對派政治訓練呢？毫無疑問，這涉及到運用斯多葛主義的「思想技術」來重塑我們的社會觀念。其中首當其衝的修正目標就是我們身上的暴民習性。當我們說暴民的時候，很多情況主要是用來指責他人，但在中共當局眼中，所有反對者都是暴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