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上海後，夏衍先在上海文化局召開的一百多人的文化界集會上對《武訓傳》問題作了檢討，又把這次發言整理成文，寄給周揚，這就是《人民日報》1951年8月26日發表的《從〈武訓傳〉的批判檢查我在上海文化藝術界的工作》。發表前夕，周揚打來電話，說這篇文章送請毛主席看了，毛還親筆修改，有一段就是毛寫的。並說毛主席看了之後對他（周揚）說"檢討了就好"，要夏衍"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不久以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長陳毅從南京回到上海，他向夏衍、戴伯韜等文化教育界負責人明確表示："這是一個思想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你們不要緊張。本來有不同意見各自寫文章商討就可以了。現在《人民日報》發了社論，文化部發了通知，這對文化、教育界就造成了一種壓力，特別是對留用人員，所以你們要掌握分寸，開一些小型座談會，不要開大會，更不要搞群眾運動。"他甚至強調："你們可以公開說，這是陳毅的意見，也就是市委的意見。"
他的表態同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是一致的，是正確的態度，夏衍等同志根據他們的指示行動，就起了穩定人心的作用。上海只開了兩次一百人左右的會，沒有搞什麼"運動"，《武訓傳》電影主要攝製人員孫瑜、趙丹等，只在會上作了些自我批評，沒有受到太大的壓力。
三
1951年上半年，全國上下正處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各項政治運動的高潮中，人民群眾生氣勃勃，熱火朝天。這場突然從天而降的狂飆，雖然沒有攪得飛沙走石，天昏地暗，但是規模還是不小。《人民日報》從5月20日至7月下旬的七十天裏，就連續發表批判文章、有關人士檢討、集會消息和讀者來信一百二十餘篇，聲勢宏大，炮火猛烈，版面集中，顯得非常突出，也樹立了一個模式，以後一二十年中歷次政治運動，報紙如何貫徹和宣傳，大抵都照章行事，如法炮製。
它對知識分子的影響，巨大而深遠。不說別的，只以上海的電影為例，1950年到1951年生產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驟減為兩部。劇作者不敢寫，廠長不敢開拍，文化界形成一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風氣，"拍片找麻煩，不拍保平安"。這還只是電影生產這一個方面，在文化和教育方面影響要大得多。
四
批判《武訓傳》開始兩個月以後，《人民日報》從7月23日起連續六天每天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武訓歷史調查記》。這篇全文四萬五千多字的調查，興師動眾，訪問了武訓家鄉一帶三個縣許多人，搜集了許多縣誌、賬冊等文字資料，但是實際上是先有結論再找材料，目的是證明《人民日報》社論完全正確，被調查的人只能順着調查者的話說，要什麼就說什麼的主觀主義的調查。毛澤東親筆作了多處修改才定稿見報。
《人民日報》文藝部編輯袁晞著有《〈武訓傳〉批判紀事》一書（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作了系統而詳盡的揭露，敘述了事實真相，此處不贅。《武訓歷史調查記》表明，調查組主要成員和執筆者為人民日報社袁水拍、中宣部鍾惦、文化部李進等三人。那第三位"文化部李進"最容易為讀者忽略，其實卻是最重要的人物江青的化名。
江青當時任中宣部電影處處長，不知何故要冒稱文化部的人。中宣部那時在文藝處之外，有一個電影處（並無戲劇處、音樂處、文學處……），不久以後江青不當電影處長了，這個處也就撤銷。就如夏衍在《武訓傳事件始末》一文中所說：
《武訓傳》事件之所以會驚動黨中央和毛澤東，這和江青的插手有關。孫瑜、鄭君里、趙丹這些人三十年代都在上海電影、戲劇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時期的歷史，這是江青的一種難以擺脫的心病。加上趙丹、鄭君里等人都是自由主義者，講話隨便，容易泄露她過去的秘密，所以《武訓傳》就成了打擊這些老夥伴的一個機會。這一次事件孫瑜、趙丹由於周恩來的保護而沒有整垮，但是江青對他們是不會甘心的。
這是江青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儘管"猶抱琵琶半遮面"，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此後二十多年的歷史證明：凡事只要江青一插手，問題就立即嚴重而且變質。她苦心經營十多年後，羽毛漸豐，野心漸露，有恃無恐，取得最高領導人的絕對信任，居然攫得操縱"文化大革命"的大權，於是興風作浪，舞劍揮刀，排演出長達十年之久、慘絕人寰的曠世大悲劇。
五
在《武訓傳事件始末》這篇文章的最後，當時已有九十高齡的夏衍老人，針對《武訓傳》問題對此後中國文化教育界以至整個知識界產生深遠的負面作用，發了長長的、深深的感慨：
從上海解放到1955年7月我調到北京，在上海工作了六年，在華東局和市委，我都分管宣傳、文教。所以我接觸最多的是知識分子，最使我感動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後來我被攻擊得最厲害的也就是我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問題。我青年時代到過日本，解放後訪問過印度、緬甸、東南亞、東歐各國和古巴，就我親身經歷，直到現在我還以為世界上最愛國、最擁護共產黨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愛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國，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但像中國知識分子那樣真心實意地擁護中國共產黨，這就很不尋常了。
1949年新中國成立，不僅沒有文藝工作者外流，連當時正在美國講學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剛解放的祖國。當然，還不只限於文藝界，科學家也是如此。被美國人扣住了的大科學家錢學森，不是經過艱難的鬥爭，而回到了祖國麼？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觸過許多國內外有聲譽的專家、學者，如吳有訓、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錢鍾書、茅以升、馮德培，以及梅蘭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僅拒絕了國民黨的拉攏，不去台灣，堅守崗位，而且真心實意地擁護共產黨的領導。
他在文章結束處說：
寫到這裏，不免有一點兒感慨，中國知識分子這樣真心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而四十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眾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風，以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當其衝的恰恰是知識分子。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順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說這是民族的悲劇吧。
這場民族悲劇從五十年代初一直延續了二三十年！那句"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的結論性語句，從此幾乎成為某些領導人的基本思維定勢，也成為文化界人士頭上的一道緊箍咒，使他們時時處於提心弔膽的狀態，誰也不敢預測什麼時候又會突然來一場風暴。
六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上，刊登了一條消息，標題是《胡喬木說：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9月5日在談到武訓這個有爭議歷史人物時說，武訓這個人物應該如何評價，這是一個歷史學的問題，需要不抱任何成見加以重新研究。胡喬木是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和陶行知基金會成立大會上談這個問題的。
胡喬木說：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經發生過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個批判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我們現在不對武訓本人和這個電影進行全面的評價，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明，當時這種批判，是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因此，這個批判不但不能認為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說它基本正確。
同一天，新華社以同樣內容向全國發了通稿。電影《武訓傳》在"被片面、極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後，終於得到平反昭雪。話雖然說得平和委婉，字斟句酌，但是意思十分明白：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搞錯了，是一場大冤案！
這個事實再一次證明：凡是歪曲事實、不得人心的任何批判、任何決定，遲早總是要平反昭雪、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的。魯迅早就說過："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延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自《武訓傳》批判起，從九天落下的狂飆，從此在中國知識界、文化人頭上，時松時緊，時高時低，時密時疏，連綿不斷，落了多少年，傷了多少人，誰能忘記？誰又能知道？
走筆至此，我不禁又一次想起1980年2月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的胡耀邦同志在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作長篇講話的最後場面，他又一次強調要愛護文藝隊伍，忽然激動地站起來，舉起攥緊的拳頭，高聲說："我們的黨要發誓：堅決不許對文藝作品妄加罪名，無限上綱，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見《劇本創作座談會文集》第35頁，四川人民出版社）
會場上頓時響起長時間的春雷，人們忘情地不停鼓掌，一任從內心湧出來的熱淚淌滿雙頰。幾十年過去，斯人斯語，此景此情，恍如昨日，不禁百感交集，愴然於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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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袁鷹，原名田鍾洛，1924年10月生於江蘇淮安，當代著名作家、詩人、兒童文學家、散文家。1943年考入之江大學教育系，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建國」後，先後任《解放日報》文教組組長、《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散文世界》主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主席團委員等職。（來源／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