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武訓傳》劇照（趙丹飾演武訓）。武訓（1838～1896），清末平民教育家、慈善家，山東堂邑縣人。
電影《武訓傳》討論：
「建國」後第一場"大批判"
選自｜《袁鷹散文集：生正逢辰》
出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
一
1951年5月20日下午，我正在上海《解放日報》總編室上夜班，編第一版要聞，那天是星期日，沒有什麼要事，也不開每天下午四時例行的編前會。我就處理新華社白天發來的電訊稿，挑選晚上要發的新聞稿。忽然從一堆稿件中發現一份用電訊發來的當日《人民日報》社論，題目是《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厚厚一疊，字數很多。
我編一版要聞一年多以來，常收到新華社播發有關國內國際大事的《人民日報》社論，地方報紙必須轉載，但是《人民日報》為一部電影發社論卻是破天荒頭一回，不禁有點驚訝，趕緊細讀社論全文。
▲《人民日報》1951年5月20日社論
我連讀了兩遍，一面讀，一面止不住心驚肉跳：這篇社論同以前在《人民日報》上讀到或者新華社作為電訊稿發出來的社論完全不同。那些關於抗美援朝、國際形勢的社論，可以使你情緒激昂，充滿自豪感；那些關於國內經濟建設和政法治安方面的社論，政策性指導性很強。但是這一篇社論，說的是一部電影，卻提得那麼高，那麼嚴厲，"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這些非常嚴峻的責問，哪裏是社論的口氣？而且點了那麼多作者的名字，那麼多文章的題目，更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是不是因為《人民日報》是中央黨報，就可以用這樣的口氣寫社論？我越讀越糊塗，也越讀越緊張，不管懂不懂，理解不理解，反正有一點是肯定的，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社論，也是一件極其嚴重的事。
社論一開始提到的楊耳文章，使我忽然想起前幾天《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嗎？》，當時只看題目，未看正文，就從報架上取下來看了一遍。這篇文章是轉載《文藝報》的，"編者按"明確而嚴厲地指出：
歌頌清朝末年的封建統治擁護者武訓，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電影《武訓傳》的放映，曾經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報紙刊物的廣泛評論。值得嚴重注意的是最早發表的評論（其中包括不少共產黨員們寫的評論）全都是讚揚這部影片或者是讚揚武訓本人的，而且直到現在，對於武訓、《武訓傳》以及關於《武訓傳》的種種錯誤評論，也還沒有一篇有系統的、科學的批判文字。
這個"編者按"措辭很厲害，上海話就是"很結棍"。但是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前兩天讀了都還沒有引起重視，認為大概要批評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了，沒有想到其他。不料才過幾天，社論就出來了，而且更加嚴厲，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正想着，管夜班的《解放日報》副總編輯魏克明同志來上班了。沒等他坐下，我就告訴他新華社發來一篇《人民日報》重要社論，說着，趕緊將那一疊電訊稿送到他桌上，他坐下來，茶也來不及喝，煙也來不及抽，先仔細地讀了一遍。看完，對我微笑一下說："這篇社論非同小可。我估計有幾段很可能是毛主席寫的。"
我大吃一驚，我知道毛主席修改過《人民日報》社論，在戰爭年代用新華社名義寫過評論和通訊，但是親自為《人民日報》寫一篇有關電影的社論，卻是從未想到的。聽老魏的口氣，似乎很肯定。
果然，他的估計很準確，不久，就聽說是毛主席親自寫了社論中除了一大批名單以外的段落。"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種種版本的毛澤東著作都有這篇社論，1977年4月，正式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就收入此文，注為"這是毛澤東同志為《人民日報》寫的社論節錄"。
問題提得如此嚴重，如此尖銳："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同一天《人民日報》第三版"黨的生活"專欄還發表了一篇專文，號召"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已將"討論"改為"批判"了），口氣同樣很嚴厲。
二
在《解放日報》編前會上，有人問《解放日報》應該怎麼辦，要不要組織稿件。魏克明同志很沉着，說：《人民日報》怎麼宣傳我們就跟着辦，《武訓傳》是上海拍的電影，更要看市委的態度，不必忙。現在上海正忙着"三反""五反"運動，增產節約運動，捐獻抗美援朝的飛機大炮，要宣傳報道的東西很多，不要又開闢一個宣傳戰場。
然而《武訓傳》這部電影畢竟出在上海，上海文藝界特別是電影界立刻受到重大的衝擊，一時人心惶惶，不知所措。當時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市文化局長夏衍，正參加一個由林伯渠、沈鈞儒率領的友好代表團訪問蘇聯和民主德國，遠在歐洲。上海文藝界的事主要由文化局副局長於伶負責，他又兼電影廠廠長，自然首當其衝。
5月21日上海各報一律轉載社論，當天晚上，組織了二百多位文化教育界人士開會，重新放映《武訓傳》。放映之前，有關負責人黃源（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於伶（上海文化局副局長）和戴伯韜（上海市教育局局長）三人先後發言，檢討自己過去對這部影片的錯誤態度。
據於伶同志四十年後對我追敘，那一天他從早到晚處於緊張狀態中，連飯都顧不上吃，準備組織大家看電影，作檢討性發言，市委更決定要他以上海電影廠廠長身份寫一篇文章，第二天同《武訓傳》討論會消息同時見報。一天之內趕一篇文章怎麼來得及？但又非寫不可。於是，那天晚上，就在他同文化教育界人士在文化局電影處樓下放映室看電影並且作自我批評的同時，在放映室樓上一間辦公室里，華東文教委員會副主任馮定和原《解放日報》總編輯惲逸群兩位大手筆正伏案揮毫，趕寫一篇《展開對〈武訓傳〉的批評和討論》文章，署名於伶，當晚送到《解放日報》，同新聞一起在第二天見報，算是上海市文化界領導機關向中央表一個態。
作為華東和上海文藝方面的主要領導人的夏衍，到6月下旬才從東歐訪問結束回國，自然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卷進狂飆的中心。據他四十年後所作《武訓傳事件始末》一文（見《夏衍全集》第十五卷《懶尋舊夢錄》附錄二）回憶：
一回到北京，他的老戰友、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周揚就要他立刻回上海，寫一篇關於《武訓傳》問題的檢討，夏衍不滿地說：拍《武訓傳》這件事，與我無關，一、崑崙公司要拍此片，我不同意，對孫瑜說過"武訓不足為訓"的話，劇本是後來中宣部通過的；二、對這部片子上海文化局沒有資助，貸款是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給的，因此，不必由我來作檢討。
周揚卻提醒他：你要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人民日報》那篇文章，毛主席親筆改過兩次，有大段文章是他寫的，為此我作了檢討。周總理也因為事先沒有考慮到這部片子的反動性而一再表示過他有責任。加上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藝界的領導……你再想想除了《武訓傳》外，也還有一些問題，中央領導是有意見的。
這樣一說，問題就清楚了，檢討文章是非寫不可的。
夏衍還說到他回上海前向周恩來總理辭行，周總理在電話中就《武訓傳》的問題作了指示：關於《武訓傳》的事，我已和於伶通過電話，你回上海後，要找孫瑜和趙丹談談，告訴他們《人民日報》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區的知識分子認真學習，提高思想水平，這件事是從《武訓傳》開始的，但中央是對事不對人，所以這是一個思想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上海不要開鬥爭會、批判會。文化局可以邀請一些文化、電影界人士開兩次座談會，一定要說理，不要整人，要對事不對人，孫瑜、趙丹能作一些檢討當然好，但也不要勉強他們檢討。最後還說方便時可以把他的意見告訴華東局書記饒漱石和宣傳部長舒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