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簡單單的「高考」二字，卻折射着時代的風雲變幻，承載着無數人的喜怒悲歡……
每年這個改變莘莘學子命運的時刻，或許都值得重讀此文，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裏，溫故命運的伏筆。
1977年8月4日，人民大會堂的台灣廳里，聚集了中國科教圈最頂級的大佬們。
北大、清華、復旦、南開、中科院……都來了人。校長副校長就有好幾位。
他們在舉行一場會談，主持人是鄧公。
至於談什麼，這些大佬還不知道。直到鄧公開口說：科技、教育荒蕪一片，希望大家提點建議和要求。
剛經歷了一個十年，大家都體驗過話多的下場。現場30多人，沒一個敢吭聲。
相互推讓一番後，大家一致同意，誰年齡大誰先說。
已經80歲的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顫顫巍巍地站起來，一開口就是一番檢討：
我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改造好，今後一定要進一步下農村、下工廠，接受工人、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好好改造。
有人看到鄧公皺了皺眉，知道這麼說不對。
第二個發言的是數學家蘇步青。他站起來，略帶委屈地說，自己手下原來有「十八條羅漢」（助手和博士），現在被下放得一個都不剩。
鄧公當即說，給蘇老配備助手。
大家明白了，這個會是解決問題的。
接下來的四天裏，這個會開成了訴苦會。
這場會議，以鄧公的一句話收尾。它改變了今後幾十年裏，中國人的命運。
「今年恢復高考，否則又耽誤一代人。」
全體代表聽到這句話，紛紛起立，跟端茶水的女服務員一起鼓起了掌。掌聲長達五分鐘。
1977年8月4日早晨，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由33位全國各地的著名科學家、教授以及科學和教育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決定恢復中斷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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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不知道的是，這一年恢復高考，不是一下子就搞了個全國考試，而是先選了個試點。在廣西的百色，搞了個單獨高考。
理由是，這裏地處偏僻，經濟文化落後，暴露問題更加徹底。反正跟百色起義沒關係。
效果相當的好。
這套初中水平的高考試卷，百色的一個鎮上，44名考生數學加起來考了26分，人均不到1分。
有考生實在做不出數學題，直接在試卷上寫：
本人擅長解放台灣。
這給了其他省份一個啟示：出卷的時候，要考慮到廣大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實際狀況，出的題要讓大家都能寫上兩筆。
於是，一批用心良苦的考題出爐了。
1977年冬季，知識青年奔赴各考試地點準備高考。攝影李淼/人民畫報
1977年12月7日，北京市高考第一天，那年高考由各省分別命題和組織考試，北京市考試共3天
我大河南省的語文試卷，出了個命題作文《我的心飛向毛主席紀念堂》，很典型的一篇抒情散文，妥妥的送分題。
但大河南的老鄉也是真實在。有位學生寫道：
我們家沒有收音機也讀不到報紙，連毛主席紀念堂在哪都不知道，咋弄嘞？
詩人郭小川的兒子郭小林就寫得很好，提筆即答，一氣呵成，把自己都給寫哭了。果然有當詩人的氣質。
這篇作文在當時被當作全地區的範文，但沒有得到高分，理由是：
在「飛」字上做文章做得不夠，對華主席歌頌得不夠。
結果，郭小林報考的北大中文系也沒考上。原本分數線只有150，但25歲以上的大齡考生分數線要250，他考了240多。從此與大學無緣。
這也許是幾十年來最早的一次年齡歧視。似乎在說，人到中年，就只配個250。
弗蘭（編者註：即「湖南」）的作文標題是《心中有話對黨說》。一位考生真情實感地把她愛上公社某男知青，而對方未作響應，她因此患精神病被送進醫院的過程，寫了下來。
出題老師卒。
而另一位考生，在這道作文里freestyle了一首詩：
萬惡四人幫，
該打八億槍。
要是允許打，
我開第一槍。
如此通俗易懂便於傳播的詩，想必判卷老師拍案叫絕。就這樣，他考上了湖南師範學院。後來學院升大學，他成了湖南師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院長。
同樣是弗蘭，數學考試，有考生做不出來，就給老師留言：
敬愛的老師，我是江家橋（不是江大橋）學校畢業的，我們那裏從沒見過這些稀奇古怪的英文數學（sin cos）。
遼寧語文試卷的一道古文翻譯題，選自王安石的《游褒禪山記》：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
有考生翻譯：
姐夫領着小姨子去游泳，到那裏後看見游泳的人很多沒有下去，那是不道德的……
遼寧語文試卷（尚德君攝）
語文題還能胡謅，到了英語就真不行了。
那年，北京市英語題的最後一道題是漢譯英：
我是紅星公社的一個新社員。兩年前離開城市到農村去插隊落戶。在貧下中農的幫助下，我提高了政治覺悟，學會了各種農活......
不知道出題老師是不是照着毛選英文版出的。
有個姓易的考生，此時正在北京郊區的順義插隊。凌晨四點，他爬起來給生產隊做好飯後才出發去考場。這段話說的簡直就是他的人生。
不過寫出來也沒用，這一年除非報考外語專業，不然英語不計入總成績。最後他考進了北大經濟系，再後來當上了中國人民銀行的行長。
在混亂和慌忙中恢復的中國高考，第一年錄取率只有4.8%。
為了把這不多的人才集中起來，當年招生辦法中規定：錄取學生時，重點院校有資格先挑。不管他們第一志願填的是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