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1977年的恢復高考，我的命運也許是另一番景象；沒有我高中的幾位恩師，我也很難考入大學。
1977年暑假結束後，我們高中的最後一年開始了。我們換了一位班主任，他叫王士章。王老師是師範大學畢業的大學生。王老師身材魁梧，五大三粗，從他的身上很難找到那個年代的典型「知識分子」的特質，而更多的會聯想到他是一個靠賣苦力生活的粗漢子，在學校里他的綽號叫「大老王」，而不是王老師。
但實際上，在他的粗壯的外表下，是一個有頭腦、有遠見而且心細如髮的能人。1970年代中，他兼任導演和領導的學校話劇隊排演了當年風魔天津乃至全國的天津話劇院的代表作《風華正茂》，拿到了天津市高中匯演第一名；王老師的體育特長是籃球，在他擔任學校籃球隊的總教練的那幾年，學校的男女球隊連續幾年獲得天津市高中組第一。
他教學生涯的輝煌頂點，是作為我們1978年高考快班班主任和物理老師，帶領我們40位高中同學參加了當年的高考。而我們班的物理成績名列天津市第一，我們班有兩個人物理成績是99分，有4個人的成績在90分以上，全班40名同學的平均分數在60分以上。這在那年的高考中，幾乎是創造了奇蹟，當然這是後話。
在高中第二年正式開學前，我們在學校勞動一個月。這時，王老師已經走馬上任。勞動之餘，王老師開始給我們補課，有一堂課是講摩擦生電，他一手拿着橡膠棒，一手拿着麂皮，說這是力氣活。
老師告訴我們，恢復高考勢在必行，我們現在就得開始準備。當我聽到這話的時候，我對高考一無所知，對上大學更是覺得那是天上人間的事情。等到我們正式在報紙上看到國家恢復高考的消息時，已經是幾個月以後的事了，而這幾個月的時間，為我們準備高考、贏得高考得到了珍貴無比的時間。
開學不久，學校對所有高二同學進行了一次摸底考試，按照成績組成了「快班」，學校為我們抽調了最好的師資作為我們各科的授課老師，數學老師劉老師，語文裘老師，化學郭老師，高考總負責的教務主任黑老師，他們都是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生並有多年的教學經驗，四十左右的年齡正是人生的鼎盛時期。
1977年，是萬象更新的時候，那時的人認定「知識可以改變命運」，更沒人相信「讀書無用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的這些老師，中國知識分子報國為民的抱負和情懷，像火山找到一個出口一樣，迸發出來。
準備高考的日子緊張、枯燥，但充滿了希望，是激情燃燒的日子。在將近一年的時間，從睜開眼睛到半夜三更，除了書本就是做題，老師們知道我們的辛苦，所以給我們有一項「特權」：在課堂上，我們困了就可以睡覺，醒了再繼續上課。
在最緊張的日子，學校為我們準備了宿舍，而幾位主科老師也和我們一樣，住在學校。對幾位老師而言最幸福放鬆的時刻是晚飯的時候，到學校門口的小飯店喝上一口小酒，完了和我們一起在校園了散散步，夕陽西下，其樂融融，那樣的情景我至今還記得。
今天的年輕人或許無法理解和體驗那個年代的老師們的情懷，那是個除了工作無欲無求無私的年代。用今天的標準，你得花多少錢才能把這些年富力強、才華橫溢的老師聚在一起，和你吃住在一起，而這一切卻只是為了讓學生考上大學？
人們常常說，77級、78級大學生是承前啟後的一代人，也是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和20世紀和網絡時代的知識分子的分水嶺，這是因為無論是高考前還是入學後，為我們傳道授業的老師們依舊保留了傳統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那份情懷。
大老王的本事在他的物理課上，不僅在他的深入淺出因人施教的講課上；更在於他的敏銳和判斷力。有兩類題目是王老師要我們反覆理解和演練的；雙刀雙擲中的電學力學問題和子彈打木頭的題目，果然被我們老師猜中了而且兩個全中，這兩個題目在1978年的物理考題中佔了40分。對很多考生，這兩道題目成了他們高考中的「滑鐵盧」，而我們則成了過五關斬六將的關雲長。
考試之後，王老師參加了物理閱卷，他後來反覆跟我們眉飛色舞地描述了多次：在閱卷現場，我們班的卷子引起了轟動，卷子是密封的，沒有人知道它是哪個學校的，但大老王知道，因為他自己學生的筆跡，他再熟悉不過了。
這就是我和我們高中40位同學的恩師大老王，平凡又不平凡，他在幾年前作古，但他永遠留在我的記憶里。
《南方都市報》2017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