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袁隆平的形象，哪怕修改任何一點兒，都會減分。比如，如果把他皮膚P白一些，他就不像一個隨時會下農田的專家；胖一些，就會油膩中年；留個花白的大背頭再戴副眼鏡，雖然洋了點，但少了人民性；他要是穿着洋氣點，就沒了聖徒的影子；但如果一臉莊嚴，就少了凡人的可親……
雜交水稻的父親母親
雜交水稻這項育種技術，讓袁隆平以「雜交水稻之父」成為老少皆知的超級明星，是由於種種時代的特殊原因，才被塑造成空前絕後的政治奇觀。
這個奇觀的神奇之處還在於，1982年，袁隆平逐漸開始被稱為「雜交水稻之父」，這個頭一開，就沒法剎車。袁隆平是中國秈型雜交水稻科研的開創者之一，既然不是唯一，那麼袁隆平「稱父」，就不能阻止他人仿效。
袁隆平是否算得上「雜交水稻之父」，同行私下有不同意見，甚或不服，但無人敢與袁隆平爭這個頭銜，余者只能稱「雜交水稻之母」。對三系雜交稻貢獻巨大的謝華安、顏龍安，當仁不讓地成為「雜交水稻之母」。好在兩位母親倒也相安無事。
袁隆平因三系雜交稻而被尊「父」，石明松在兩系雜交稻上貢獻最大，自然也有了加尊號的資格，尤其是石明松意外去世，未能享受應得榮譽。大家自不願讓他被袁隆平代表，而且他的兩系法和三系法算是別開一脈，於是被尊為「亞父」。
與袁隆平同為工程院院士的周開達，江湖輩份和地位可與袁隆平分庭抗禮，周獨立培育出岡、D型系列不育系及其雜交稻，與袁隆平山頭幾乎沒有任何交集，有四川省政府的全力支持，他開發的稻種幾乎獨佔西南地區，遂割據做了「西南雜交水稻之父」。
周開達院士在西南裂土稱父，廣袤的黑土地上當然也要一位父親，而且那麼多父親母親都出自秈稻產區，北方粳稻區不能一個父親都沒有。徐一戎為了黑土地上的粳稻奮鬥一生，榮譽歸於徐一戎實為眾望所歸，只是，到底是「寒地水稻之父」還是「北大荒水稻之父」，大家並未取得一致意見。
水稻育種圈稱父封母之風而今已成慣例，三系、兩系之後，又有了超級稻的概念，於是，最先提出此概念的楊守仁又被人稱為「中國超級稻之父」。
最近，又有人稱陳溫福院士為「超級稻之父」，這樣一來，東北地區一下也有了三位父親，明顯有後來居上的勢頭。不過，楊守仁用的「中國超級稻之父」顯然更嚴謹，因為超級稻這個概念是日本人最早提出的。
若尊袁隆平為始「父」，執古禮，似當向上追溯，則黃耀祥當被追封為「矮杆水稻之父」，若向上追溯還可兼顧旁枝，那麼，洪春英、洪春利就不該被漏掉，或可在前，加「廣東」或「潮州」這樣的前綴限制詞。
雖然，前面一開始就講到HenryBeachell不是什麼國際雜交水稻之父，但是，以他或他供職的菲律賓國際水稻研究所對中國水稻育種的卓越貢獻，他當個榮譽父親或「義父」什麼的，才算是不曾忘記人家恩義的表現。
當年雜交水稻研究，菲律賓國際水稻所為中國提供了大量恢復系的親本，雖然媒體很少提這件事，但這段歷史都明確記在稻種的基因里。
70年代國內的雜交稻親本大多數直接取自國際水稻所，沒有他們提供的優秀的水稻遺傳資源，雜交水稻就不會有高產穩定的表現。並且，直到今天，菲律賓國際水稻所一直接納和培養中國留學生。
如果稱「父」之風從水稻育種界蔓延到玉米、小麥，有資格稱父的候選者中，不少人在「之父」的含金量上——純粹從技術和理論突破或創建而言，或許會比袁隆平更高。
小麥育種奠基者有金善寶、沈宗瀚、沈壽銓、戴松恩等，對小麥單產貢獻巨大的遠緣雜交奠基人，則被公認為李振聲。袁隆平1981年獲得第一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李於2006年獲得此獎，即使我們認為雜交水稻之功皆歸於袁隆平，李的貢獻也不在袁之下。
玉米，可與袁隆平同稱父的，至少有李競雄、戴景瑞等人。中國玉米育種的重要技術成果，近半出自河南。這大概是吳紹騤先生是中國玉米育種奠基人的最好註解吧。
吳紹騤是1930年代留美博士，長期任教河南農大，桃李半中國。吳的學術圈地位本非李振聲、袁隆平等人可比，但吳因政治原因，疊遭風浪，數度中斷科研、教學。吳的經歷，實在是性格的必然，早年翻譯李森科的《遺傳及其變異》一書時，吳公然在譯序中聲稱：「譯者稍涉獵於遺傳科學，對李森科院士所持之說，以所知甚少，不敢貿然贊同……」
好在，稱父這個愛好只在水稻圈流行。因為袁隆平是獨一無二的。
袁隆平的獨一無二，不是理論上的突破和創建，也不是三系雜交研究中卓越的研究能力——最重要的幾個環節都各有貢獻者：育成第一個不育系及保持系的是顏龍安，發現第一個恢復系的是張先程，第一個提出親緣學說指導三系配套的是裴新澍……
請想一下，我們聽到雜交水稻這個詞，難道不是因為袁隆平這個人嗎？如果不是這個人，誰願意去記住它的增產幅度、養活了多少人？除了引起恐慌的轉基因玉米，有誰聽過小麥、玉米、大豆的任何品種嗎？更何況是與特定品種相關的具體研究者。
如果沒有袁隆平這個超級明星，人們根本就沒法弄清雜交水稻育種中，不同的人扮演的角色和做出的具體貢獻是什麼，誰會無緣無故關心謝華安、顏龍安、黃耀祥的貢獻大小？
袁隆平的獨一無二，在於文革結束後，他是農業育種專家中，唯一進入官方科學家宣傳序列的一員，雖然遠還不能與當時最耀眼的科學家們並列，但時間推移，當年的陳景潤、華羅庚等人失去宣傳新意，早已淡出公眾記憶時，袁隆平在大眾傳播中熱度不但始終不減，反而不斷攀升。
一個科研人員，知名度覆蓋所有人群，今天的年輕人可以完全不知道三十年前的明星，但誰不知道袁隆平呢？不要說是在中國，放眼全世界，也找不到這樣的例子。不誇張地說，袁隆平就是獨一無二的現世「科學家神」。
這一切是不可複製的。
完美的「科學家神」
作為一個現世的「科學家神」，袁隆平在公眾中呈現的形象，完美地符合中國人心中偉大科學家的形象。或者說，中國人對構成「科學家神」應該具有的基本要素，幾乎全都能在袁隆平身上找到。
今天公眾對袁隆平的好感，真不見得有多少是因為他多養活了多少人，在最近十年裏，多養活多少人這個話術，至少在對年輕人是失效的。公眾對袁隆平的好感，很大程度上是公眾形象的成功。
袁隆平外形是典型勤勞能幹的南方農民，但他能飆英語、能拉小提琴，他身上這種農民與知識份子合一的混搭組合，不但極為罕見，而且對比度極為強烈，像他這樣的人，你很難找到第二個。
袁隆平喜歡暢談要養活更多人，心念天下蒼生，但他絕不會讓人覺得沉重而不可近，在媒體面前，他風趣、親切，早幾年，在記者團面前，有時會人來瘋地拉一段小提琴，甚至拎起一桶冷水澆自己頭上，讓小姑娘們目瞪口呆地暗叫：額地個男神啊。
沒錯，袁隆平的形象，完美到他的系統形象參數，哪怕修改任何一點兒，都會減分。
比如，如果把他皮膚P白一些，他就不像一個隨時會下農田的專家；胖一些，就會油膩中年——袁隆平同事的形象就非常吃虧；留個花白的大背頭再戴副眼鏡，雖然洋了點，但少了人民性；他要是穿着洋氣點，就沒了聖徒的影子；但如果一臉莊嚴，就少了凡人的可親……
甚至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把袁隆平的小提琴改成二胡，會是什麼畫風？一個科學家喜歡鋸二胡，和科學家喜歡盤核桃、盤手串兒一樣，絕對是個減分項，媒體記者是不會讓你拿着二胡在鏡頭前反覆擺拍的。
總之，中國人民心目中完美的科學家神，是淡薄名利不追求物質生活的，是一看就心裏裝着人民，親切友善而不高高在上的，是有犧牲精神但又不過於遠離人間煙火的，是能與老百姓打成一片又能與西方人談笑風生的……
你把上述要求疊加在一起，要是剛好能同時滿足這些期待，那這樣的科學家神就應該長成袁隆平的樣子。
我個人覺得，袁隆平最接近神的時候，其實是袁隆平1966年2月發表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50周年紀念。
如果從不同時期的宣傳重點來看，該文最有價值的是第一句和最後一句。第一句是「水稻具有雜種優勢現象，尤以秈粳雜種更為突出」，最後一句是「通過進一步選育，可從中獲得雄性不孕系、保持系及恢復性，用作水稻雜種優勢育種的材料」。
第一句常被用來強調這是袁隆平打破西方「水稻等自花授粉作物沒有雜種優勢」定論或研究禁區的明確表述，突出的是袁隆平發明的意義；最後一句，說明三系雜交配套的設想是袁隆平最早提出來的，可證明他在這個發明中的地位。
為紀念論文50周年，特意出了一本專刊。這個專刊里，有兩篇文章的安排值得一說，一篇是朱英國的《雜交水稻研究50年》，一篇是朱英國的《紅蓮型細胞質雄性不育的發現利用研究及展望》。
朱英國投入雜交水稻研究，比袁隆平稍晚一點，是湖北雜交水稻研究的領軍人物。朱英國和袁隆平的地位差別，某種程度上證明了命運對袁隆平的特殊眷顧。
中國雜交水稻研究的轉機，始於1970袁隆平團隊在海南發現被為「野敗」的雄性不育野生稻，它被分發到全國30多個科研單位，1973年培育出三系雜交水稻，中國大部分雜交水稻，都是「野敗」系。
前面提到的雜交水稻的父親母親，大都是從「野敗」系的研究中獲得了江湖地位。
然而，朱英國證明了歷史還有另外一種可能。1972年，朱英國在海南發現雄性不育野生稻「紅蓮」，並於1974年培育出紅蓮型細胞質雄性不育稻種。就是說，如果當年沒有「野敗」系，因為有「紅蓮」，它並不影響雜交水稻的技術發明。
不過，1974年全國雜交水稻攻關大協作時，袁隆平是全國協作組組長，而朱是湖北協作組組長，大家當然都去攻關袁隆平團隊發現的「野敗」系，而朱英國團隊的「紅蓮」系則被冷落。
中國雜交水稻的英雄敘事史，基本上是一個以「野敗」係為中心的敘事史，朱英國撰寫《雜交水稻研究50年》，相當於請張國燾寫中國革命史，而《紅蓮型細胞質雄性不育的發現利用研究及展望》，則相當於請張國燾撰寫四方面軍革命史。
被遺忘的領袖
但是，袁隆平最初出現在媒體時，並不是以今天這種完美形象登場的。
袁隆平登上歷史舞台的標誌性事件，是1981年6月，中國農科院與湖南農科院申報的雜交水稻獲得科委頒發的特等發明獎，在貢獻突出的20餘人名單中，袁隆平位列第一。
除了一個獎狀外，他們還得到10萬獎金，各單位轉手分掉一點後，其餘授予個人。排第一的袁隆平得5000元，排第二的顏龍安得4600元……這個獎金的分配，既體現了當時的平均主義，也體現了當時大家對雜交水稻中，各人貢獻大小的看法。
袁隆平當時的地位，相當部分源自他作為科技攻關的政治協調貢獻。
按照標準說法，1966年袁隆平論文發表後，引起國家科委重視，遂於1967年6月成立了袁隆平、尹華奇、李必湖三人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組」，得到600元科研經費……
袁隆平團隊當時在中國水稻育種中處於什麼位置？這個描述非常模糊。
英雄敘事中，許多背景信息異常模糊，比如，2001年袁隆平的講話中，有「1970年以後，我們得到的支持更多了」、「1975年冬，國務院領導同志作出了迅速擴大試種和大量推廣的決定」，這種主語模糊籠統的說法，明顯少了什麼。
事實是，後來成為英明領袖的華國鋒，1966年文革爆發前後就知道袁隆平，1970年6月的湖南省農業科學技術經驗交流會上，華點名讓袁發言，1971年，華奉調中央，1975年冬決定推廣雜交水稻的「國務院領導同志」正是華國鋒本人。
「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推廣，值得稍稍展開筆墨：
袁隆平1973年育成的雜交水稻，到1975年已推廣試種到5000畝。當年底，袁隆平進京向農林部匯報，結果失望而歸，湖南農科院副院長陳洪新急不可待，12月再赴北京，試圖說服直接主管，大力推廣雜交稻種，不獲接見。
陳洪新立即給老上級華國鋒寫信，提出面見。華見老部下來信後，立即安排副總理、農林部長等一干人參與雜交水稻匯報會，聽了兩個小時後，華國鋒立即決定拿出150萬元用於推廣，並由農林部立即在廣州召開南方13省雜交水稻推廣會議。
第一代水稻育種專家黃耀祥培育的幾個著名品種，從稻種育成到播放面積的頂峰，都不少於12年，而袁培育的品種1976年才開始推廣，1978年就達到最大面積。從袁隆平始，著名稻種從育成到頂峰面積，時間都縮短到4～6年。
袁隆平後來多次提到，當年湖南農科院副院長陳洪新對雜交稻功不可沒，而陳本人也認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便是成功面見華國鋒。
華國鋒與袁隆平的特殊關係，是段隱沒的歷史。美國馬薩諸塞大學歷史系的西格麗德･施馬爾澤，曾在《紅色革命，綠色革命：社會主義中國的科學農業》一書中，研究了袁隆平在中國媒體報導中的形象變遷，下面內容，部分來自她的研究梳理。
袁隆平研究雜交水稻，是中國當時全國各地「大規模雜交育種科學實驗運動」的一部分，當時這項運動已在玉米和高粱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群眾運動式的試驗對雜交水稻的早期成功幫助很大，它需要短期內對大量農民的種子生產培訓。
華國鋒在成為毛澤東接班人之前，曾掌管湖南並負責全國農業，雜交水稻是少有的幾個令人振奮的湖南農業大眾科學的例子之一。湖南和袁隆平在雜交水稻中的地位，與華國鋒的特殊地位密不可分。
1972年9月，農林部在長沙召開雜交水稻科研協作會議，主場優勢使袁隆平開始成為領軍人物，1974年，全國13個省區的科研單位被組織雜交水稻公關，袁隆平任全國協作組組長。
1976年成為新領袖的華國鋒，面臨着老同志們的權力挑戰，尤其後者揮舞着尊重科學和技術的旗幟，很符合時代的呼聲。強調和突出雜交水稻的成就，對華國鋒提高形象有巨大幫助。雜交水稻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被政治挑中的。
但是，華國鋒時代堅持群眾路線和集體主義，它往往強調群眾智慧，宣傳雜交水稻，主題依然是社會主義大協作好、群眾運動威力無邊。1981年以前，袁隆平的名字很難被注意到。
事實上，雜交水稻最好應該是由領袖發動群眾運動的成果，而不是某個科學家的成功，它才對領袖是最有利的。
1976年12月，《人民日報》上袁隆平發表的《雜交水稻如何成功栽培》一文中，清晰地闡述了英明領袖當年對雜交稻的成功的決定性貢獻：「鼓勵科技人員對群眾進行三系水稻研究，從少數專家的實驗中發展到千軍萬馬的新階段」。
當時，官方在介紹這項成就的科學意義時，也帶有那個時代的語言特色，比如它有力回擊了「西方國家研究多年也沒有成功，我們也不可能成功」的「洋奴哲學」，突破了美國專家Sinnott和Dunn在《遺傳學原理》一書中「自花授粉作物（如稻、麥）自交不退化、異交無優勢」的禁區。
不過，由對雜交水稻幾十年來一直宣傳這個理論禁區，施馬爾澤特意檢索了中國科學雜誌，她發現，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個只是一家之言的美國權威理論，在中國曾被人引用，另外，1960年代中期，雜交高粱這種自花授粉的作物已被廣泛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