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熒
1949年，在台灣師範學院教書的呂熒，以格外激動的心情，離開台灣繞道香港來到北京。
在學生趙淮青的印象中，呂熒膚色白皙，面龐清癯，戴一副深褐色近視眼鏡。他講課條理清楚，分析透徹，見解精闢，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和紮實的文史哲功底，教學水平堪稱一流。他在中文系授課，卻把歷史系、外文系的學生也吸引過來聽課，教室內外聽課者擠得滿滿當當，最後只好移到理學院一個大教室里講課。
看身材，這人絕對是個柔弱書生；論人品，這人絕對頂天立地，鐵骨錚錚。
1950年冬，他應山東大學校長華崗邀請任中文系教授，後接替王統照出任中文系主任。在山東大學教書期間，適逢土改，按照上面安排，教師要抽出時間參加土改運動。有一天，空中飄着雪花，呂熒身披一件棉布大衣，在青島郊區農村參加批斗大會。當他看到幾個中年婦女用脫下的鞋底，向跪在地上的地主劈頭蓋臉地抽打，一邊還罵着不堪入耳的粗話時，他退了出來，默默地離開了會場。
1951年，全國批判電影《武訓傳》，山東大學的師生們也緊隨潮流，可他卻對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說：「武訓也是你們山東的一個聖人，他辦義學錯在哪裏？沒有錢，到處募捐甚至乞討，正表現了他對辦學的堅韌執着，怎麼就成了罪人呢？」
這年冬天，批判之火燒到了呂熒頭上。原因是11月出版的《文藝報》，刊登了一篇「讀者來信」，署名張祺，題目是《離開毛主席的文藝思想是無法進行文藝教學的》。文章採用捕風捉影、斷章取義的手段，揭露呂熒在《文藝學》教學中，不重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指導作用，看不起來自解放區的新文學作品，盲目崇拜西歐和俄羅斯名著。
張祺是中文系辦公室的一名資料員，他並沒有聽過呂熒講課。他所以向《文藝報》投書，是學校有關領導暗中授意的。在正常情況下，這不過就是一封普通讀者來信而已，但學校某些領導卻指令呂熒做出檢查，並多次召開大會批鬥他。校長華崗愛惜他的才華，勸說他象徵性地做個檢討，對此呂熒斷然拒絕說：「我沒錯，豈能隨便檢討？」
幾天後，聽說學校又準備開他的批判會，他索性不辭而別，拂袖離去。
1955年5月25日，中國文聯和作協召開聯席擴大會議，到會者700餘人，全是國內一線的文化名流。大會以《請依法處理胡風》為主題，由主持人郭沫若率先提議，撤銷胡風的一切職務，對胡風等反革命分子必須加以鎮壓，而且鎮壓得要比解放初期更加嚴厲。
郭沫若話音剛落，台下就響起了無比熱烈的掌聲，隨即，700多人齊刷刷舉手贊成，通過了將胡風開除出文聯和作協、並依法懲處的決議。接下來，有20多人踴躍上台發言，在強烈譴責胡風的罪惡之後，都一致表示支持大會決議的堅定態度。每次發言結束，台下照例都會響起啪啪啪的掌聲。
此時，身材瘦弱的呂熒站了起來，大步走到主席台上，旁若無人地坐到郭沫若和周揚中間，從容地拿過話筒，對着700多人的會場大聲說：「胡風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學術問題，是文藝觀的一種爭論，更不能說他是反革命！」
此話一出，舉座皆驚，所有人都被震驚了，主持人郭沫若哆嗦着嘴，一時間竟然沒有反應過來。終於，短暫的沉寂之後，大家開始回過神來，郭沫若側過身來想讓呂熒停止發言，台下的人開始爭先恐後地斥責和叫罵。詩人張光年第一個衝上台去，搶奪呂熒手中的話筒，想把他趕下台去，並大聲威脅說：「不要再說你那一套了，先交代你和胡風的關係吧！」
呂熒不為所動，緊握住話筒，堅持着想要把話說完，但台下的人已經齊聲歇斯底里地發出怒吼：滾出去！滾出去！緊接着又跑上幾個人來，奪過他手中的話筒，將他反剪雙手推下台去。隨即被帶回家中，宣佈對他進行隔離審查，從此不讓出門，直到一年後軟禁才被解除。
長期的精神折磨讓他受到嚴重刺激，時而精神恍惚，時而幻覺幻聽。但嚴重的精神疾患，並沒有讓他停止寫作。1957年，他的論文《美是什麼》，被人民日報刊登，意味着公開為他平反，恢復名譽。這使他又一次煥發了生機，相繼寫出了一批美學研究論文。
然而好景不長，1966年文革來襲，對他的迫害驟然升級。作為漏網的胡風分子，他先是被抄家，但除了幾件破舊的家具和用三塊磚頭支起的一口鍋，呂熒的家中就像水衝過似的，沒抄出任何反革命證據。但有一天他終於被人抓了現行，那天他正在家裏削蘋果，鄰居來找他說事，兩人因生活瑣事發生爭吵，他跟對方說話時，拿水果刀比劃了幾下。這下不得了啦，竟然拿刀威脅革命群眾，立即遭到逮捕，押往北京良鄉農場（後轉到清河農場）強制勞動改造。
這個書呆子啊，真是不可救藥了，自己都衣衫襤褸，赤腳穿雙膠鞋了，被押送農場勞教，臨走時還不忘帶上自己的手提箱，裏面裝着他心愛的英文打字機，幾包熬夜照明用的蠟燭。手提箱的夾層還藏着未完成的美學論文，以及《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譯文草稿。到了農場他才知道，繁重的體力勞動、吃不飽的粗糙飯食，成了壓垮他的兩座大山。幾十個人擠在一個大通鋪上睡覺，臭氣熏天的馬桶就擱在旁邊，哪裏還有擺放打字機的位置？
很快，他的打字機被沒收，書稿被撕毀，為了活下去，那幾包蠟燭也不得不拿去換成了果腹的窩頭。
更加殘酷的是來自肉體和精神的摧殘，由於他總是沉默寡言，既不帶毛主席語錄，又不肯「早請示晚匯報」，他成了農場大會小會批鬥的靶子，每次都招來羞辱謾罵，和毫無人性的拳打腳踢。
長期的肉體和精神折磨，使他的精神疾患又犯了。難友看見他打飯回來，沒有筷子，就站在囚室前用手抓着吃。他常常仰望天空，口中念念有詞，眼神里流露出慘痛和悲憤的情緒。他身穿一件女式背心，外面罩一件髒得發黑的舊風衣，赤腳在地上行走……從進勞改農場起，直到死，他沒換過衣服，沒洗過澡。但他仍然喜歡美麗的事物，他囚室的門前是一片稻田，田野上有開着白花的茨菇。瘦弱不堪的呂熒披着破舊的衣衫，拄着一根柳條，繞着白花轉圈，一轉就是幾小時，口裏不斷喃喃自語：「美呀，美呀，真美呀！」
令人驚異的是，神智有些失常的呂熒，每次打飯，他都要同炊事員點點頭，說句「請」和「謝謝」。而當發給他生活費時，他總一次不落地強調：「我是文化部的，這是借，請給我記在賬上，我以後要還的。」在他靈魂深處，他始終維護着做人的自尊和深入骨髓的教養。
從維熙的《歲月筆記》裏，記錄了從維熙和右派分子、北京大學水利系畢業的姜葆琛最後去看望呂熒的情景。那時呂熒已經瘦得皮包骨頭，體重只剩下50斤，下半身蜷縮在破棉絮里，上半身裸露着。牢房黑暗，充斥着酸臭，溫度在零下20度，卻沒有燒炕。他虛弱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命如遊絲，無助地等待着死神的降臨。無衣可換又無法洗澡的呂熒，渾身長滿了虱子。
1969年的春天，是呂熒生命的最後一個季節，他已經等不到冰雪的融化了。3月5日那天，他忽然想抽支煙，難友姜葆琛為他買來了煙，替他點燃。他輕輕地吸了幾口，就永遠地閉上了眼睛。這一年，他55歲。
呂熒死後葬於蘆葦灘，墓碑是一塊紅色的磚頭，上面用白粉筆寫着「呂熒之墓」。
2021-0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