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自由是一個脫胎換骨的歷程
我爭取人格獨立的歷史很早，是從抗拒住宿開始的。小學畢業我考上女二中，母親又給我辦好住宿手續，我大概只勉強住了一個月。我逃避了住宿，但逃避不了軍營，中學、大學是更大的軍營，學校的教育是灌輸狼奶，還有比紀律更不容置疑的階級立場，更毀滅性地消除着青年學生向理性和人格獨立的方向發展。
當我走進更複雜的社會，我發現仍然是被軍營管制的一分子，當"沉默是金"已變成整個社會的信條和智慧時。我們每個人已經完全按照制度的要求被塑造成熟了，我們不僅喪失了獨立的人格而且還是一個不懂得自由為何物的人。重新認識自由，那要經過一個脫胎換骨的歷程。
1980年，我調到剛恢復的中國新聞社專稿部當記者，這是一個有着十分特殊性的宣傳機構，對記者的要求是熟悉港台和海外的中文報紙，要摒棄新華體，要學會運用港台的文風和語言寫作，要打進海外中間報進入右報（現在已經是佔領了），但目的是要給中共政權"小罵大幫忙"。它和新華社一樣實行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中共每一級的新聞看門人，都遠遠超過了普魯士當年的新聞檢查官，根本不是一個級別的。他們要求記者寫作自覺掌握"度"。"度"就像戒尺，記者筆下流出的每一句話都要受到"度"的韃伐，當我們誠惶誠恐把經過嚴格自審之後的稿件交上去，還要經受層層看門人一邊又一邊的刪改，立場、觀念、敏感性都成為扭曲新聞真實，泯滅記者良知的剪刀，《審查和自審》是最踐踏人性的制度。
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被批判，《開拓》雜誌被查封，我因寫出一篇長篇報導，在海外形成劉賓雁旋風，批我發稿的中新社專稿部主任被撤職，我自己也成了"自由化分子"。80年代中期，我還採訪到北京一家幾十萬隻雞的雞場發生雞瘟，整個雞場付之一炬，那實際是最早的禽流感，我把稿子送到北京市政府農業口送審，那位農委主任找不到事實的偏差，只是建議我不要發。但我人還沒回中新社，阻止電話已打到總編室了，我一個星期的勞動白費，專稿部一個燕京畢業、當過二十年歷史反革命的老編輯，氣不過，把我這篇稿子裝入信封，扔進發行科，結果不僅登在《鏡報》上，也上了台灣聯合報的頭條，這件事驚動了中新社，上下查了遍，沒有查出我的責任，算放了一馬。1987年我採訪了在北京醫院長期住院的陸定一和他的親屬子女，寫成兩篇報導，一篇陸定一，一篇嚴慰冰，我先把嚴慰冰交到專稿部，整個中新社如臨大敵，開動三級審查機器。嚴慰冰住了十二年秦城監獄，她因為不認罪，被上了六年背拷，六年沒有洗澡，後來身上剝下一層殼。她的隔壁因認罪態度好，可享受一級待遇，吃肉包子喝雞蛋湯，她是末級的末級，六年裏看守都是把笸籮最底下的窩頭渣連泥帶土磕出一捧，倒在碗裏，扔在地上，她側躺着用嘴往肚子裏卸。對這篇專訪制訂的審查原則是"不能見血"。從題目到內容，凡是見血處，意味着流血處，還有能聞到血腥處全被刪除，就象在人體上剜了一個又一個的血窟窿。陸定一一篇，我直接打電話給徐四民先生，他讓我到花園村華僑公寓找他的一位元朋友，借傳真機傳給他，我來往花費一個上午的時間，但我初嘗了新聞自由的滋味。中國最高新聞出版審查機關要求新聞人，作家、文化人、出版人信奉一個不成文的金科玉律"新聞有自由，發表有紀律"，"寫作有自由，出版有紀律"，最能解釋中共違背憲法踐踏人權的現實。
1988年10月，我終於下決心調離中新社，投奔租了一所農民小樓辦《經濟學周報》的何家棟先生去了。我為該報寫的第一篇稿子專訪嚴家其，溫元凱《關於時局的對話》，沒有想到8個月後陳希同向人大常委會作的那個臭名昭著的報告裏，把它定為"動亂暴亂政治綱領"。
我因為六四遭受了入獄的懲罰。89"六四"運動之所以不朽，我認為是中國人民包括廣大知識份子擺脫恐懼，擺脫"沉默是金"的道德信條，第一次公開表達對學生要求新聞自由，反對腐敗的政治訴求的擁護和支持，對政府冷血的憤怒，波濤洶湧的情感表達的結果是遭到機槍坦克的鐵血鎮壓，沉默的大多數又患上犬儒症。
今天的世界，互聯網用戶主導互聯網的內容已經是互聯網發展的大趨勢，美國時代周刊、香港亞洲周刊都選線民為風雲人物。我們中國作家、新聞人的責任是廢除新聞出版的《審查和自審制度》，因為我們寫作的權利，不是黨權和政權賜予的，它屬於天賦人權。公開地，誠實地表達我們的情感，是我們需要邁出的第一步，這第一步自章詒和先生始。
當我們每個使用筆和鍵盤的人都能站出來公開譴責最醜陋最踐踏人性的《審查和自審制度》時，我們實際也在創造我們自身，我們會找回應該屬於人的勇氣和真誠，從而獲得人性的解放和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