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圖，1989年5月4日，高瑜走進遊行隊伍，參與聲援《世界經濟導報》的大遊行。
這一日，是中國新聞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新聞人第一次扛着「不要逼我們說謊，不要逼我們造謠」，「旗幟鮮明地反對4.26社論」等橫幅走上街頭。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記者、編輯參加了遊行。當天，消息不脛而走，大家紛紛傳說參加遊行的竟然有一家報紙的副總編，指的就是《經濟學周報》和高瑜。
1989年，高瑜在《經濟學周報》任副總編輯。作為加強《經濟學周報》新聞性的主要力量，她可圈可點的表現使老報人何家棟（其時任《經濟學周報》總編輯）對之青睞有加。（已經作古多年的何老生前總結自己一生的意義時，將培養了高瑜這位得意弟子視作其中主要的因素之一。）
1989年初的兩會期間，來自香港的政協委員徐四民先生在政協會上做了《人民要求民主，權力必須制約》的發言，引起較大反響。
徐能做這個發言，與高瑜有很大關係。事先，高瑜組織了陳子明、王軍濤、陳小平、閔琦、劉衛華五位青年學者到徐先生下榻的友誼賓館與他做了一次座談，探討了中國的政治危機、知識份子參與以及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的自身改造等多個問題。在89學潮未起之時，高瑜仿佛是時代的先知，將這次座談寫成長篇報導，未卜先知地將標題定為《將民主從街頭引向人民大會堂》，發表在《鏡報》4月號。（徐後來投靠李鵬，《鏡報》轉向）
進入4月，高瑜擬定了採訪經歷七十個「五四」的世紀老人夏衍的計劃。
何家棟先生建議她再搞出一篇對話，加上先前她寫的《巴金與鄧朴方關於人道主義的對話》、《嚴家其與溫元凱關於時局的對話》（該文被陳希同《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指斥為89「反革命動暴亂」的總綱領之一），形成一個對話系列。
何還給高瑜推薦了青年政治學者秦曉鷹。4月14日，在高瑜的主持下，夏衍與秦曉鷹展開「五四」精神與中國政治文化的精闢對話。老人開門見山地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忽視人權、蔑視人權是公眾的不幸，也是政府腐敗的原因。」高瑜根據這次對話，寫作《站在今天說話——夏衍、秦曉鷹關於「五四」的對話》一文。該文在「五四」前夕見報時，天安門廣場已成為民主的海洋。登載該文的《經濟學周報》送到廣場時，出現了洛陽紙貴的場景。
5月4日，高瑜甚至直接走進隊伍，參與聲援《世界經濟導報》的大遊行。那一日，是中國新聞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中國的新聞人第一次扛着「不要逼我們說謊，不要逼我們造謠」，「旗幟鮮明地反對4.26社論」等橫幅走上街頭。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記者、編輯參加了遊行。當天，消息不脛而走，大家紛紛傳說參加遊行的竟然有一家報紙的副總編，指的就是《經濟學周報》和高瑜。
不久，學生開始絕食。政府應對的措施竟然是實施戒嚴。19日午夜，學生和市民們等到的是隆隆開入城裏的軍車，荷槍實彈的士兵，裝甲車、坦克……。正如高瑜所說：「人們自發地用血肉之軀去阻擋，幾十萬軍隊圍困北京城，屠刀已在北京城上空舉起，市民在抵抗，學生在堅持，知識界憂心如焚，其中最善良者，希望能用自己的肩頭肩住屠刀，不要落下。」
在這危險的時刻，兩件事情顯示了高瑜的擔當。
其一，親身經歷89民運的人大多記得，戒嚴後發生的一件激動人心的事件：葉飛、張愛萍、肖克、楊得志、陳再道、李聚奎、宋時輪七位老上將的聯名信，信中說：「我們以老軍人的名義，向你們提出如下要求：人民軍隊是屬於人民的軍隊，不能同人民對立，更不能殺死人民，絕對不能向人民開槍，絕對不能製造流血事件。為了避免事態進一步發展，軍隊不要進城。」但少有人知道的是，這一聯名信，正是高瑜，與同為《經濟學周報》副主編的羅點點（即羅瑞卿女兒羅裕平，六四後被捕，囚禁數月）挨家挨戶找人簽名得來的。
其二，高瑜應人大常委、著名老報人胡績偉先生的要求，代表他立刻去天安門廣場，去勸學生撤退，之後可由全國人大來和學生對話。其時，胡績偉找到彭沖（人大委員長萬里出國訪問，彭是主持工作的人大副委員長），要求由人大常委會委員和學生對話解決學潮問題。胡先生的想法和做法，顯然是契合高瑜所提倡的「將民主從街頭引向大會堂」的理念，亦可能是避免最終流血局面的最佳途徑。高瑜趕到廣場，找到王丹，代表王丹撰寫《告全國人民書》，並使盡渾身解數，說服當時高校代表同意聲明。與此同時，胡的另一位聯絡員曹思源通過上門拜訪和打電話及加急電報的方式，一共獲得57名全國人大常委同意聯署，呼籲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
高瑜當時着力所做的，是推動天朝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與學生展開對話。她所做辛勤努力，是為了「將民主從街頭引向大會堂」。她的行動與曹思源爭取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活動相配合，這些院外活動成為八九民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這些行動因為可能具有的「釜底抽薪」功能，率先受到了當局的鎮壓。
6月3日早晨9時許，高瑜被秘密綁架、關押，成為北京新聞屆第一個為89民運坐牢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