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前後，毛澤東十分看重黃炎培。這位黃同志，就是寫過著名《窯洞對》的那個民盟領導人。
1949年3月25日，黃炎培抵達北平，受到熱烈的歡迎，被中共有關負責人董必武、李維漢和先期到達北平的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等迎入六國飯店，並隨即單獨與李維漢商談歡迎毛澤東進城的儀式。下午，黃炎培和陳叔通、馬寅初、郭沫若等至西郊機場歡迎毛澤東，並陪同毛澤東閱兵。
第二天晚上，在眾多等待晤談的各界民主人士和老友新朋中，毛澤東選擇黃炎培作為第一位來到他所下榻的香山雙清別墅的客人。黃炎培日記載：「夜，毛主席單獨招餐於其家香山雙清別墅，毛夫人、周恩來四人同餐。我暢述所見。」毛澤東在談話中，向黃炎培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針，包括他所設想的國家前景，黃所領導的民建及黃本人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開國之初，毛澤東為黃炎培在新政權中安排了一個重要角色：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
同是著名民主人士，為什麼柳亞子向毛澤東寫信要官做，毛澤東不僅回信潑冷水，而且還勸他安靜休養不要「牢騷太盛」；相反，黃炎培則在周恩來兩次登門動員的情況下，出任可謂在民主人士中最有實權的高官。
按說，論反蔣態度和行動，柳亞子比黃炎培積極、堅決得多。柳亞子時常赤膊上陣，把蔣介石罵得狗血淋頭，被稱為國民黨左派的激進人士。皖南事變後，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前，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部長吳鐵城奉蔣介石之命，自南洋赴重慶途經香港，面邀柳亞子赴渝出席全會。柳亞子嚴詞拒絕，怒斥國民黨當局的反共行徑，最後拍着桌子說：「我寧可像史量才那樣被他暗殺，也絕不參加這樣掛羊頭賣狗肉的會議。」緊接着，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以「違反國策」罪開除他的黨籍。柳亞子聞訊拍案大罵，怒不可遏，當即發表針鋒相對的談話，說早該以中央監察委員身份，提議開除蔣介石的黨籍。
論與毛澤東的交情，無論私交和詩交和對毛澤東的推崇，柳亞子也在黃炎培之上。早在革命處於低潮，毛澤東尚未成為領袖的時候，柳亞子就已對毛大力推崇了。1929年，左傾路線當權派把毛澤東排斥在領導層之外，遠在上海的柳亞子從報上看到敵人造謠的「毛澤東遭到不幸」的消息，悲痛地寫下了一首悼念毛澤東的七律：「神烈峰頭墓草青，湘南赤幟正縱橫。人間毀譽原休問，並世支那兩列寧。」詩後自註：兩列寧即「孫中山、毛潤之」。1932年，白色恐怖籠罩着中國，蔣介石加緊對中央蘇區的大規模「圍剿」。柳亞子寫了《懷人四截》的詩篇，其開頭一截就是寫毛澤東的：「平原門下亦尋常，脫穎如何竟處囊。十萬大軍憑掌握，登壇旗鼓看毛郎。」詩中對毛澤東所從事的事業，予以熱情的讚揚和殷切的期望，尤其對毛澤東個人的寄望之高，更是溢於言表。
毛澤東對柳亞子也很讚賞。1936年6月，毛澤東致函何香凝，稱柳亞子「有骨氣」，是「人中麟鳳」，要她「便時乞為致意」。1944年11月，毛澤東致函柳亞子，很動感情地說：「廣州別後，十八年中，你的災難也受得夠了，但是沒有把你壓倒，還是屹然獨立的，為你並為中國人民慶賀！」直到1946年1月，毛澤東還致函柳亞子：「相期為國努力。」
論年齡，柳亞子比黃炎培小9歲，1949年柳亞子63歲，黃炎培72歲。
既然如此，為什麼棄柳亞子而不用呢？應該說像柳亞子這樣性格的人，當共產黨在野與國民黨作鬥爭的時候他的作用確是難以替代的，而當中共執政，那樣的性格便沒有價值。黃炎培就不同，儘管1949年以前，毛澤東、周恩來對他有不滿意的時候，但在建國初期他卻很有價值，而這種價值是諸如友情、年齡、革命態度所不能相比的。
中共建政之初，中共黨內也有一些人對安排那些民主人士、起義將領當高官，中共領袖與民主人士頻頻往來，感到很不理解，有怨氣，甚至說「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
1952年6月19日，周恩來在全國統戰會議上，談到毛澤東與黃炎培的關係時說道：「我看了一個同志的發言，他好像認為跟資產階級做統一戰線就是講『外交』、應付、說空話。這是不對的。難道毛澤東同志是在那裏閒着沒事做，把黃炎培找去聊天講閒話嗎？大家曉得，毛澤東同志沒有這樣的閒工夫。他找一個人去總是有目的。毛澤東同志向黃炎培講清道理後，黃炎培就給資產階級寫信，首先是給上海資產階級寫信，用他自己的口氣向資產階級轉達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這有什麼不好呢？」「為什麼說黃炎培是進步分子哪？有的人還不大懂。我們說他是資產階級的進步分子，就是因為他跟資產階級有來往有交情，能夠把他們的話說出來，又能夠把我們的話經過他說給資產階級。」
晚年薄一波回憶說：「毛主席常說，我們不能再長征了，我們要千秋萬代長坐北京，沒有黨外人士進入政府不行。安置他們（如傅作義、程潛）要各得其所，要用大位置才能安置。我還說過安排民主人士好處很多：第一，可以『賺人』，各方面的非黨人物都有當副主席、部長、司令員的，『朝里有人』，國民黨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賺』來四萬萬人民，賺來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賺』一個社會主義。這叫做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所以要反對『麻煩說』、『搗亂說』、『吃飯說』，要反對關門主義。」
毛澤東1959年8月11日在廬山批判彭德懷時談到右派代表性人物：「反革命要改造，如杜聿明、康澤、宣統皇帝。至於羅隆基、龍雲他們現在還有官做，那些人實際上是反革命，所以擺他們的位子，無非是以示寬大。因為有三十多萬右派，我們擺他們幾個，那些右派說，咦，我們朝中有人啊！這樣有利於改造那些右派。」
黃炎培就是這樣的一個可以樹立為「對立面」（不等於「反面」）的代表性人物。
應該說黃炎培作為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和中華職業教育社創始人，作為具有很強組織能力的社會活動家，在中共建政前後，確實有些力量。而柳亞子儘管天下聞名，也只不過是一個以筆當槍的詩人。他單槍匹馬，沒有自己的圈子，只有幾個氣味相投的詩友。中共建政前後，民盟頭面人物之一羅隆基曾經對葉篤義說過：「我們也應當組織起來。統戰部怎樣對待我們就看我們有多少『本錢』（意思就是說有多少人）。」
「朋友」的一個含義，就是強有力的有大「本錢」的對手，毛澤東視黃炎培就是這樣有着特定涵義的對手，他是地主階級總代言人和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因此毛澤東看重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消滅他所代表的階級，而不是在感情上喜歡誰討厭誰的問題。
更鮮為人知的是，在毛澤東眼中，黃炎培是一個不戴帽子的右派。1959年8月16日，在廬山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閉幕會上毛說：「我喜歡交幾個右派朋友，這是黃克誠說的，周圍要有幾個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同章士釗、黃炎培我都談得來，有個比較；連右派都不知道，那怎麼行。在中國社會做工作，沒有幾個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確。」
黃炎培至死也不會知道，原來毛澤東是把他當成右派朋友的，只是不戴帽而已。假如不是當年出席廬山會議的李銳把毛澤東的話記錄下來，後人很難推理出這個結論來。
（選自《摸史集》文/袁小倫，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