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大家葉嘉瑩剛走（11月24日），十天後言情大家瓊瑤又走了（12月4日），恰好一雅一俗，雅者「悄悄的我走了」，俗者聲名大噪，倒不是她所謂「輕生」，畢竟讀者遍天下，坊間又褒貶蜂起，詩詞會有幾人讀？中文世界早是「下里巴人」菜院子，陽春白雪凋零淨盡，這頗可比擬於唐君毅以「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形容保守之意義與價值的衰落，中文文壇送走這一雅一俗兩大家，真乃雅俗兩氣皆衰矣！詩詞是不要說了，通俗小說門類中，比言情還要大宗的武俠如金庸，走在2018年。
雅俗自古已分，可是人類越往後走越俗，雅所剩無幾。杜維明講「文化中國」，有三個意義世界，新加坡來的學者郭振宇說，你忘了一個「世界」——大眾文化。那些流行音樂卡帶、KTV、卡拉OK、香港電影、武俠小說、通俗文學，已是「中國文化共同體」的一部分，它們超越地理上的「三個意義世界」，在所有中國人的世界蹦來蹦去，所向披靡。最早有個台灣「小虎隊」打遍兩岸，四年贏利四千萬美元，「亞洲周刊」稱「小虎隊統一中國」。其實在海外的一般中國人當中，哪裏有中國文化的主流？能有的就是這種中文式的消費文化。
三十年前，大眾文化是港台商業社會的分泌物，以其經濟強勢，已對大陸構成絕對優勢的文化霸權，那時比金庸瓊瑤更厲害的是小鄧（麗君），靡靡之音突破共產長城，在億萬人心中蕩漾，所謂「小鄧打敗老鄧」，武俠言情都是跟在小鄧之後登陸中國的。
稍微溯源一下，港台文化的源頭活水，應是四十年代上海十里洋場孕育的市民文化（中心），後來同地域性的嶺南文化、閩南文化（邊陲）雜交而成，這就如同台灣的通俗小說，都要拜當年上海租界裏的張愛玲為鼻祖。可是這個源頭，被中共奪取政權一勺燴了，毛澤東除了欣賞魯迅，打倒舊社會一切。
加之，中國文化又有大傳統（精英）與小傳統（民俗）之分，兩者之間緊張和衝突，千年未消；西學東漸，文明衰敗，百年激進，大傳統式微，出來如毛澤東一類光棍，喜好玩耍三教九流，亦是利用小傳統反大傳統的能手，一時陳雜泛起。
一場文化大革命，對大傳統（價值體系）釜底抽薪，小傳統里反而吸收了「造反有理」的新資源。
十年開放，一場流血，再加上後來二十年的"掛羊頭賣狗肉"，接下來是些什麼呢？
『我家住在黃土高坡，大風從坡上刮過，
不管是西北風還是東南風，都是我的歌……』
就在《河殤》旋風颳過，還在「六四」屠殺後的恐怖中，中國大陸仿佛在血腥中飄蕩起一股「西北風」。甚至我逃亡到一個邊陲小鎮，那商業街上的所有商店、飯館、旅社中的各種喇叭，都在吼叫一曲〈黃土高坡〉；這旋律伴隨着我離鄉背井初期的感傷。
「西北風」就像上個世紀八、九○年代之交的一支過渡插曲，至今對它沒有到位的詮釋。一說它是以「草根」的陽剛，抗拒「鄧麗君」的悱惻纏綿。又說大陸流行樂壇擺脫模仿港台的第一步，是回歸西北的「黃土情結」；好像那裏是一個充沛的源頭活水。「西北風」也總拉上崔健的搖滾，然而崔健對採訪他的查建英說，「西北風」不過是一種「商業的東西」，他自己的搖滾則是「模仿西方」；因為「他們那種追求自由的個性，正是我們東方人缺乏的。」——這小子不只有音樂細胞，觀念上也絕對先鋒前衛。
「文化中國的意義世界」成了什麼模樣？有一次我去哈佛聽人講，「毛澤東熱」已是舊聞，什麼「中華大家唱」、「易經」熱、辭典熱、「文化衫」變成「語錄衫」、「唐詩今譯」發行二十七萬冊、北大青年教師重注「十三經」等等，在場的人都懵了。
這些，好像北京那隻"黑豹"搖滾樂隊唱得有點兒模樣：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
想一想是相互捉摸
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
裝着正派面帶笑容
不必過分多說你自己清楚
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麼
不必在乎許多也不必難過
終究有一天你會明白我
不再相信
不再相信什麼道理
人們已經是如此冷漠
不再回憶
回憶什麼過去
現在已不是從前的我⋯⋯
在一場血的祭奠之下，在那最古老也最現代、最敏感也最冷漠的、最中心也是最邊緣的北京，大陸自己的市民文化，從崔健的西北風搖滾到葛優的大陸版「無厘頭」，從王朔的「痞子文學」到毛阿敏的演唱會，有點肆無忌憚地放縱起來，直到中南海里住進來一個陝北人。
我至今還記得，四九後中國文化最貧瘠的時光，就是「八個樣板戲」時代，幾乎人人可以跟着大喇叭哼幾句沙家浜什麼的，到省城以下就是地方樣板戲而非京劇了。
那個陝北人不會讓幾億人唱「黃土高坡」的，
可是他會不會只准中國剩下一首《東方紅》，還真說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