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今天是2024年11月7日，是所謂蘇俄「十月革命」（十月叛亂）107周年。
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在激進的馬克思式共產主義者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下，俄國布爾什維克發動叛亂，顛覆了成立僅幾個月的臨時政府，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依照馬克思主義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由共產黨行使絕對權力的政權，簡稱蘇聯。
「十月革命」74周年後，蘇聯及其絕大多數附庸的共產黨國家轟然倒塌解體，殘存的共產中國等最後幾個紅色政權，雖然三十多年來經歷慘烈的求生-改道-中興-再衰，然而無可奈何花落去，仍然不可抗拒地正在進入其彌留期。
共產主義這頭怪獸，其為禍世界之烈，人類歷史上罕有其匹。消化這一人類災難，恐怕至少還需要兩代人的時間。值此共產國家降臨世界107周年之際，特發表作者於人類歷史的高光時刻，共產陣營大崩潰的高潮期1990年寫的文章，以為之喪鐘再鳴也。它昭告世人，徹底解除共產魔咒，已經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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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七十一周年了。
聯繫到去年五四運動七十壽辰時，北京發生的震撼世界的一幕，聯繫到其後在東歐和蘇聯爆發的改變世界歷史的澎湃浪潮，我不由得想起世界歷史上一樁古老而又常新的現象：歷史的「入魔」和「脫魔」的問題。
無疑，當代世界正處於一輪新的歷史性「脫魔」時期。
所謂「入魔」，系指一種世界性的心理體驗，即被魔咒所籠罩所支配。魔咒使人類的群體心理感受到某種狂迷、某種召喚、某種烏托邦式的幻影，從而堅信有某種超自然的魔力在冥冥之中控制，它無所不能，戰無不勝。這種類似宗教神諭式的感應，在歷史上像陣陣狂濤，驟然而起，呼嘯而去。
所謂「脫魔」，正如著名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所描繪的：「世界的脫魔，就是從魔幻中解脫出來，、、、、、、脫掉了那層神秘的但有真正精神行為的外殼，、、、、、、進入從各種宗教預言中脫穎而出的有條不紊的倫理生活方式的偉大理性主義。」簡言之，這裏的脫魔，就是拒斥神秘力量的世界理智化進程。
就廣義而言，從古典多神教開始發展到近現代的西方文化，其上下幾千年的持續過程，就是一個總體的脫魔過程。就狹義而言，亦可說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多次入魔與脫魔的交替嬗遞的更迭。以本世紀為例，法西斯主義運動、共產主義運動和以伊朗霍梅尼為代表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都是其典型代表。
本文主旨在討論狹義的脫魔，特別是二十世紀人類的一項重要標記----共產主義魔咒的興衰;另外，也對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略作考察。
讓我們先來看一張時間表。
一八四八年，共產主義的先知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宣佈共產主義幽靈降臨世界。
一九一七年，過了約七十年，中國的龐大北鄰----俄羅斯，走火入魔，被共產主義魔咒所罩。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發生共產主義經俄國傳入中國。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一九四九年，共產主義魔咒全面籠罩中華。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中國陷入高度的共產迷狂，構成入魔的巔峰狀態。
一九八九年，又過了約七十年。中國、東歐、蘇聯開始偉大的歷史性脫魔。有誰會料到，當兩位先知在上世紀中葉宣稱共產幽靈在歐洲徘徊時，該幽靈竟會在下一世紀支配了半個地球，使落後世界陷入迷狂?又有誰會料到，當本世紀五、六十年代共產主義勢力鼎盛，似乎將席捲全球時，三十多年後它竟然在頃刻之間，幾乎土崩瓦解?
這或許是歷史上所有魔咒現象所固有的神秘色彩。
由此引出本文關注的三個基本問題：
第一，共產主義何以應如實地被稱為魔咒?
第二，五四運動何以既是脫魔又導致入魔?它的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這雙重資源以及科學與民主這兩個口號是如何相互衝突並導致悲劇的?
第三，掌握政權後的共產主義魔咒的基本特徵及其命運如何?
共產主義無疑是一樁極複雜和重要的歷史現象。其重要性不會因為它在政治上的勢力迅速瓦解而消失。問題是，以科學自命的共產主義學說為何應被恰當地稱作魔咒呢?
研究共產主義的書籍業已汗牛充棟，本文無意在此重複。我只想強調指出當代大多數學者的一項基本共識，即，在嚴格的學術意義上，共產主義不是一種科學，而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憤怒的抗議。
現代社會學的創始者涂爾幹研究馬克思主義後大為詫異：它從科學借用來的資料是那麼稀少、那麼薄弱，但是從此引申出來的實際性結論卻那麼多，而且這些結論卻又正是社會主義的中心論點。當我們看到這兩者之間這種極不成比例的情形，誰能不感到驚訝?涂爾幹在考察《資本論》後指出：「馬克思為了要確立(社會主義)這種學說才去研究它，而不是因為研究它才產生這種學說。、、、、、、這些體系中充滿了情緒化的內容;它們的產生以及它們的力量都是對一種更完美的『正義』之嚮往造成的。、、、、、、社會主義不是一種科學，也不是社會學的縮影----它是痛苦和吶喊。」
實際上，作為一位對人類的痛苦有着敏銳感受的抗議者，馬克思本人負有一種宗教式的使命感，他期望自己能像先知一樣拯救全人類。因而，在他的著作中有一種內在的激情和道德上感人的力量。其結論是預先就給定了的，然後再去搜集材料。於是，這些經過篩選的極不充份的材料實質上不過是某種經過刻意經營的辯護詞而已。鑑於此，遠在上世紀末，學者們就指出：「馬克思之所以能發揮影響力，主要因為他算是個道德上的導師;因此，他或許也能夠在自十八世紀以降的偉大的世俗改革家中佔有一席之地。」
明乎此，當我們看到共產主義幾乎總是在那些貧窮專制的國家得手，而不是如馬克思預言的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成功時，就不會特別詫異了。因為它以天啟式的預言勾畫未來，以先知的方式傳布福音，在感情上和道義上調動了這些國家文化較低的窮苦者對烏托邦天堂的內在嚮往，從而產生了某種神秘的控制力量，導致了魔幻式的迷狂。
對於知識分子，共產主義學說以其龐大的帶強烈黑格爾思辨色彩的理論體系，構成了雄辯的科學真理的外觀。它堅信有某種神秘的內在矛盾推動社會從一種形態嬗變到另一種。這種不可抗拒的必然性驅使社會達到終極天國----共產主義，於是，人類得救。這在相當程度上吸引了知識者的想像力，滿足於其潛在的理想主義心理需求。並且，馬克思主義內蘊的極強烈的道德感和批判色彩，引發了這些國家備受壓抑而強烈反叛的知識者共鳴，從而在感情與理智兩方面都征服了其中不少人，進而使其喪失了科學工作者應有的懷疑和實證的基本態度，弱化了其判斷力。
如此，在這些落後國家，共產主義也就攜有了現代魔咒的主要特徵。
在中國歷史上，五四運動的作用是雙重的。一方面，它是一次意義深遠的脫魔，其主旋律(民主與科學)甚至迴響在七十年後的天安門廣場上;另一方面，毋寧諱言，中國現代史上的再次入魔，與五四也有一定關聯。實際上共產主義魔咒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導入中國的。
這種脫魔與入魔的雙重作用，導源於五四運動的複雜性，導源於支配五四運動的兩種精神----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也導源於五四之後「德、賽」兩先生的此消彼長的不平衡發展。它們撕裂了五四的靈魂。
有兩個五四，它們具有不同的內涵。
其一是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五四，即以《新青年》為中心，從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三年間掀起的一場啟蒙運動狂飆。它的基本精神資源是自由主義，其基本口號是「民主、科學」。
其二是作為民族救亡運動的五四，即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當天因巴黎和談外交失敗而爆發的學生遊行示威並火燒趙家樓事件，並延至六月三日的上海罷市為止。它的基本精神資源是民族主義，其基本口號是「外抗強權，內懲國賊」。
上述區分已成了近年來學界的基本共識之一。
雖然上述兩個五四略有一點銜接之處，但其基本精神卻大相逕庭。五四之後中國的基本路向都與五四運動的上述精神分裂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