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 史海鈎沉 > 正文

病床變囚床:蘇聯如何利用精神病院鎮壓異己?

作者:
一九七一年,作家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被關進精神病院,他質問醫生:「您憑什麼認為我有病?」「因為您寫那些東西。」「我寫的都是事實。」「正常人不寫那種東西。」布科夫斯基後來被交換到西方,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最可怕的是,他們真的相信自己是對的。在他們眼裏,我們確實瘋了——因為在一個瘋狂的社會裏,正常的人反而顯得不正常。」

文:舒生

1974年夏,莫斯科謝爾勃精神病研究所的鐵門緩緩打開。彼得・格里戈里耶維奇・格里戈連科走出這座囚禁他五年的「醫院」,陽光刺得他眯起眼睛。這位曾戰功赫赫的蘇聯將軍,此刻衣衫陳舊,卻脊背挺直。五年前,他因批評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主張從捷克斯洛伐克撤軍,被克格勃強行送入精神病院。

「信念和手套不同,它是不能輕易換掉的。」這是格里戈連科面對醫生「是否改變信念」的質問時,留下的擲地有聲的回答。而醫生的回應更耐人尋味:「那麼,您還需要繼續治療。」(抖音百科《彼得・格里戈里耶維奇・格里戈連科》)

讓我們再看一段對話。一九七一年,作家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被關進精神病院,他質問醫生:

「您憑什麼認為我有病?」

「因為您寫那些東西。」

「我寫的都是事實。」

「正常人不寫那種東西。」

布科夫斯基後來被交換到西方,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最可怕的是,他們真的相信自己是對的。在他們眼裏,我們確實瘋了——因為在一個瘋狂的社會裏,正常的人反而顯得不正常。」

這兩段對話,如同一把鑰匙,打開了蘇聯政治史上殘酷黑暗的一扇門。一個號稱「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何要將異見者污衊為精神病人?精神病院,這本應拯救生命的場所,何以淪為清除異己的工具?

病床變囚床:異見者的「被精神病」之路

1970年5月29日,生物學博士若列斯・亞・麥德維傑夫的生活被徹底打亂。一群陌生男子闖入他的住所,不由分說將他強行押走,目的地是距莫斯科不遠的一座精神病院。這位專注於遺傳學與老年學研究的科學家,從未有過精神病史,卻一夜之間成了「需要強制治療的病人」。

他的孿生兄弟、歷史學家羅伊・亞・麥德維傑夫在營救過程中發現,若列斯的「病情」,源於他對蘇聯體制的批判與對政治犯的聲援。兄弟二人後來在《誰是瘋子》一書中詳細記錄了這起事件,該書1979年由群眾出版社出版,成為揭露蘇聯政治精神病學的重要文獻。

一九八七年,詩人布羅茨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然而二十多年前,這位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曾被判「寄生蟲罪」,流放到邊遠地區強制勞動五年。罪名是「不勞而獲」。儘管他一直在寫詩,但在當局眼裏,詩歌不是勞動,而是寄生蟲。

在蘇聯,這樣的案例並非個例。從斯大林時代到勃列日涅夫時期,精神病院逐漸淪為政治鎮壓的隱秘戰場。克格勃與精神病學家聯手,構建了一套完整的「定罪」流程:先由秘密警察鎖定異見者,再由指定醫生出具「偏執型精神分裂症」「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等診斷報告,最後以「治療」為名,將其無限期關押。

這些「病人」的共同特徵是什麼?不是幻覺與妄想,而是對體制的質疑。格里戈連科批評大清洗「讓蘇聯軍隊高級指揮幹部損失超過任何戰爭」;麥德維傑夫兄弟揭露體制弊端;還有無數普通人,只因在私下抱怨糧食短缺、批評官員腐敗,便被鄰居或同事告密,最終踏上「被精神病」之路。

最荒誕的是診斷標準。蘇聯精神病學界炮製出所謂「遲緩型精神分裂症」,症狀包括「對社會制度抱有敵意」「不認同集體主義價值觀」「堅持與現實不符的政治觀點」。按照這套標準,任何敢於獨立思考、挑戰權威的人,都可能被貼上「瘋子」的標籤。(澎湃新聞《沃森與歧視的「科學」》)

在這套精神病診斷體系里,精神分裂症可以沒有幻覺,沒有妄想,也可以僅僅表現為「人格結構的改變」,比如過度執着於人權理念,對不公正現象過於敏感,熱衷於閱讀地下出版物。一言以蔽之,如果你反對勃列日涅夫,你很可能就是病人。

這是一種無法自證清白的診斷。你說你沒有病?這正是你發病的證據——「缺乏對疾病的批判性認識」。你要求公正審判?這是「偏執傾向」。你引用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這是「超價值觀念」。邏輯在這裏形成了一個完美的閉環:你反抗,所以你病了;你病了,所以你的反抗沒有意義。

科學變幫凶:精神病學的沉淪

1953年的「醫生案件」,堪稱蘇聯政治精神病學的預演。斯大林收到一封告密信,稱克里姆林宮的醫生們利用職務之便謀害政府要人。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以維諾格拉多夫為首的頂尖醫生被逮捕,酷刑之下被迫「招供」。《真理報》公開宣稱這些醫生是「美國特務」,通過「國際性猶太人組織」破壞蘇聯國防。(光明網《斯大林逝世前已被孤立》)

這場鬧劇的背後,是權力對科學的公然綁架。醫生的專業建議,被解讀為「陰謀奪權」;正常的醫療行為,被歪曲為「蓄意謀害」。當科學成為權力的附庸,它便失去了求真的本質,淪為製造謊言的工具。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這種「綁架」愈發系統化。蘇聯內務部設立專門的「特殊精神病院」,配備武裝哨兵與鐵門,與監獄無異。切爾尼亞霍夫斯克監獄醫院便是其中的代表,這裏關押的「病人」,清一色是持不同政見者。

精神病學家們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們明知這些人精神正常,卻依然出具虛假診斷。有的是迫於壓力,有的則是為了晉升與利益。這些本該救死扶傷的醫者,成了專制體制的幫凶,用手術刀般的精準,切割着良知與正義。

索贊尼辛在《古拉格群島》中曾說:「權力可以摧毀一個人的肉體,但真正的恐怖,是摧毀他的名譽與精神。」布羅茨基也在《小於一》寫道:「在真正的專制國家裏,監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你分不清監獄和外面的世界有什麼區別。」蘇聯的政治精神病學,正是這樣一種恐怖的發明。它讓受害者在世人眼中變成瘋子,讓異議成為不可理喻的「胡言亂語」,從而從根源上消解異見的合法性。

這種做法的荒誕之處在於,它試圖用科學的外衣掩蓋專制的本質。蘇聯憲法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但在現實中,這些自由一旦觸及權力的紅線,便會被「精神病」的診斷書輕易抹殺。形式上的民主與實質上的專制,形成了尖銳的對比。(共產黨員網《蘇共:形式主義害死黨》)

體制的絕症:為何要將異見者「送醫」?

蘇聯當局為何如此忌憚異見者?為何要動用精神病院這種極端手段?答案藏在蘇式體制的基因里。蘇聯實行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權力集中於蘇共中央,甚至個人手中。蘇維埃名義上是最高權力機關,實則形同虛設;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加盟共和國連建一所學校都要中央批准,普通民眾對國家政策更是毫無影響力。(共產黨員網《蘇共:形式主義害死黨》)

這種體制的致命缺陷,在於它無法容忍任何批評與質疑。在蘇共領導人看來,異見者的存在,是對體制合法性的挑戰,是對領袖權威的冒犯。斯大林時期的大清洗已經證明,權力一旦失去制約,便會變得嗜血。而精神病院的鎮壓方式,比大清洗更隱蔽,更具欺騙性。

從斯大林到赫魯曉夫,再到勃列日涅夫,蘇聯的意識形態日益僵化。馬克思主義被教條化、公式化,變成了不可觸碰的「聖經」。任何新思想、新觀點,都被視為「異端邪說」;任何對體制的反思,都被貼上「反革命」的標籤。遺傳學、控制論等新興學科曾被禁止研究,只因它們不符合領導人的認知。(共產黨員網《深刻認識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喪失的教訓》)

在這樣的思想禁錮之下,異見者的聲音顯得格外刺耳。他們是體制的「清醒者」,卻被當成「瘋子」。格里戈連科看到了大清洗對軍隊的毀滅性打擊,麥德維傑夫兄弟發現了體制的弊端,這些理性的思考,在專制者眼中,成了「精神失常」的證據。

更深刻的原因,在於體制對自身合法性的不自信。一個真正強大的制度,能夠包容不同的聲音,能夠在批評中自我完善。而蘇聯體制的做法,恰恰暴露了它的脆弱。它如同一個虛弱的巨人,害怕任何風吹草動,只能通過壓制異見來維持表面的穩定。

這種做法,本質上是用謊言掩蓋矛盾。當異議被定義為精神病,當批評被視為絕症,體制內部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越積越多。就像一個人得了重病卻拒絕治療,最終只能走向崩潰。

個人的微光:在專制機器下堅守良知

面對龐大而冷酷的國家機器,個人的力量顯得如此渺小。格里戈連科被關押五年,麥德維傑夫被強制治療,無數異見者在精神病院中遭受身心折磨。但他們的抗爭,如同黑暗中的微光,微弱卻不曾熄滅。

格里戈連科在精神病院中從未放棄過自己的信念。他拒絕承認自己「有病」,堅持撰寫申訴材料,向國際社會揭露蘇聯的暴行。即使遭受藥物注射、單獨監禁等迫害,他依然沒有屈服。1974年獲釋後,他繼續批評蘇聯體制,直至1988年去世。

麥德維傑夫兄弟的營救行動,更是跨越了國界。羅伊・亞・麥德維傑夫不僅在蘇聯國內奔走,還通過西方記者,將若列斯的遭遇公之於眾。美、英、法等國的報紙、電台紛紛報道此事,國際輿論的壓力,最終迫使蘇聯當局釋放若列斯。(抖音百科《誰是瘋子》)

這些人的堅守,讓我們看到了人性的光輝。在專制機器面前,他們沒有選擇沉默,沒有選擇屈服,而是用自己的勇氣與良知,對抗着不公與荒誕。他們證明了,即使身處絕境,信念依然可以如鋼鐵般堅硬;即使被污衊為「瘋子」,理性與正義依然不會被永遠埋沒。他們都是清醒的人,並且在一個顛倒的世界裏拒絕裝睡。

索贊尼辛曾說:「對一個國家來說,擁有一個講真話的作家,就等於有了另外一個政府。」異見者的價值,正在於此。他們的聲音,是體制的「警報器」,是社會的「清醒劑」。壓制他們,就是關閉了體制自我完善的通道,就是堵死了社會進步的道路。

自掘墳墓:荒誕鎮壓背後的制度危機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宮上空的蘇聯國旗緩緩降下。這個曾經橫跨歐亞大陸的超級大國,在成立74年後轟然解體。蘇聯的解體,原因複雜,但不可否認的是,其長期的政治高壓、對異見的殘酷鎮壓,是重要的誘因之一。

用精神病院清除異己,這種荒誕的做法,看似鞏固了權力,實則動搖了體制的根基。它讓民眾對政府失去了信任,讓知識分子對體制失去了信心。當一個國家的精神病院變成政治監獄,當科學變成權力的幫凶,當異議變成一種「絕症」,這個國家的衰落便已註定。

蘇共的形式主義早已深入骨髓。憲法規定的民主權利形同虛設,黨的代表大會變成了領袖的讚歌大會,代表們來莫斯科開會,更像是來「過節」,可以購買緊俏商品帶回去。(共產黨員網《蘇共:形式主義害死黨》)這種表面繁榮與實質腐朽的反差,讓越來越多的人看清了體制的真面目。

意識形態的僵化與蛻變,更是加速了蘇聯的滅亡。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沉迷於「發達社會主義」的幻想,戈爾巴喬夫則徹底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當一個政黨不再以人民的利益為根本,當一個體制不再能容納不同的聲音,它的垮台只是時間問題。(共產黨員網《深刻認識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喪失的教訓》)

蘇聯的歷史,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啟示。一個國家,無論打着多麼崇高的旗號,無論擁有多麼強大的力量,如果踐踏人權、壓制異見、用謊言維持統治,最終必然會走向滅亡。精神病院中的那些「病人」,那些堅守信念的異見者,他們的遭遇,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體制的悲劇。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微信公眾號-讀者投稿-慎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hk.aboluowang.com/2026/0313/23591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