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本身沒有問題，問題是中心如何產生，如何運作，如何與基層互動，如何產生正確的決策，這是一個政治運動需要解決的問題，只能從實際運動中解決，不能坐而論道。問題是，不能因為中心難產和失能就主張去中心，人人都我行我素，搞什麼運動？各搞各的便罷了。
面對強大的專制統治，任何小股的﹑分散的抗爭，內部自我消耗，對外各行其是，很容易就會被各個擊破。相反的，只有內部高度團結，有統一戰略規劃﹑戰術調整﹑組織應對﹑分工合作，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與專制統治者較量到底。
反送中運動中，因為三年的分散行動，民主派政黨多數被邊緣化，年輕勇武派也缺乏組織，因此從頭到尾，都只是一種游擊式的零散的行動，並不能對政權造成強大的威脅。社會很亂，鬥爭糾纏，但最終動搖自己陣腳的，不是中共的鎮壓，而是運動本身產生疲態，以及武漢肺炎的限聚令。
如果有中心，有一支強有力的領導力量，在面臨疫情和其他困境時，應該有更紮實而長遠的布署，更嚴密的組織，進退有據，以待機會。但因為去中心化，中共利用疫情推出國安法，民主派很快被打散，打散了就再也沒有機會重新組合。
凡政治運動，都有全局與局部的關係問題，有局部不代表要否定全局，因為全局本就是客觀存在的，甚至是更根本更重要的，沒有全局，局部便失去意義。我們的對立面只有一個中共，中共的對立面應該是我們全體。我這樣說當然有點事後諸葛亮，但所謂反省，都是事後來做的，問題是，我們真的希望以散漫無組織的方式去面對未來的抗爭嗎？
李永達對多年民主抗爭之路有自己深刻的反省，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讀他的原著。我想說的是，不論我們今日的處境如何，未來的道路如何，我們都不應該忘記這一批可敬的香港民主先行者對香港人作出的貢獻。書中提及，因為李柱銘的建議，中共接受了香港終審法院聘請外籍法官的制度，這個史無前例的制度維持到今日，對香港的法治有不可磨滅的正面作用，我們也不可忘記李先生為香港人做的事情。
當年中共為安撫香港人，在策略上相對包容，隨着中共國力恢復，膽氣粗壯，中共便不承認自己的承諾。我們回望歷史，不可苛責民主派諸君子，因為任何人在當時的處境下，都未必能做得更好，我之所以提出這些問題，只是希望大家共同作出反思。
書中提及，華叔多次提醒民主黨人留意三個人，即單仲楷﹑黃成智和馮煒光。李永達力保單仲楷，證明他有知人之明，也敢為朋友擔責，而其餘兩人果然是民主派的叛徒，也證明華叔看人精準。
今日李永達這一輩已到「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的年紀，民主路雖長且阻，而他們仍初衷不變，矢志不移。未來的歷史重任將不可避免地主要落在羅冠聰他們這一輩身上，希望年輕一輩也讀讀李永達的書，他們容或犯過錯誤，但明白他們是如何走過來的，也會啟發年輕一輩如何走下去。
拜讀李永達回憶錄，很自然想起何俊仁﹑李卓人等民主黨人，想起黎智英﹑梁國雄﹑鄒幸彤﹑黃之鋒等知名不知名的民主鬥士，他們仍在共產黨的苦牢裏承受無盡的身心折磨。對於他們的犧牲付出，我們唯一可做的，便是每日每時不忘民主信念，把他們想要做的事繼續做下去，做得更好。不如此，我們將愧對他們，愧對時代和歷史賦予的責任，愧對我們的人生。
1978年我踏過羅湖橋，一個土土的「阿燦」開啟他人生新的一頁，我兩袖清風，懵懵懂懂，戰戰兢兢尋找我的立足之地，那時李永達已經滿懷激情投入社會運動，想及此，便對他們這一些香港民主先驅生出無窮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