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李永達和單仲楷會面後，拜讀了李永達的著作《判刑前的沉思》，這是他自述個人政治生涯﹑反省香港民主運動的回憶錄。
李永達學生時代就參加學生會工作，從那裏開始他的政治歷煉，後來他參與金禧事件，與司徒華建立長期友誼，再到八九六四與香港人一起聲討中共的歷史罪行；從港同盟成立後參與本地政治活動，再到民主黨與公民黨﹑社民連等政黨的關係，再到佔中和反送中運動。書中涉及不少我們熟知的人物，他們各有人生選擇，也各有命運因果。
本書陳述的層面很廣泛，有不少甚至是我缺乏認識的，比如選舉制度先後出現的不同設計版本，我一向都沒有基本認識。讀完全書，我對兩個問題有較大的興趣，一是民主黨當年進入中聯辦與中共官員談判，二是佔中運動後出現的去中心化思潮。
民主黨與中共私下談判，其是非不在最終達致的方案，而在於談判這件事本身。首先，民主黨六人小組，並沒有得到充份的授權，足以代表香港人和香港民主派去和中共談判，因為香港人對此並未取得共識，所以這個談判本身是缺乏正當性的。其次，在談判公開後，民主黨也沒有適當交代談判的過程，說明其間的取捨和交涉，因為缺乏交代，以至產生更多隔閡。
當然，中共最會玩這一套分化策略，我曾將這件事形容為「二桃殺三士」，可能不準確，但其結果造成民主派的內部芥蒂，這是事實。李永達提到當時中聯辦和特區政府催逼民主黨及早拿出方案進入談判，否則中共可能放棄接觸，這當然是中共的策略。當時民主黨中人，和我們所有人一樣，仍然對中共抱有某些幻想，這也難怪，但民主黨沒有得到授權就代表民主派去談判，這是基本的失著。
民主黨一度是香港最有力量的黨派，司徒華李柱銘有相當高的民望，這可能是導致民主黨自以為可以代表民主派與中共談判的其中一個原因。談判本身要求闢室進行，民主黨又心切想爭取結果，因此一時「失覺」，非但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甚至比沒有談判更糟。
民主政治應該保持高度透明，保持公眾的高度參與，才能以政治策略的高度共識，調動最大多數人的政治熱情，從而爭取最佳結果。沒有共識寧可不談，因為談得來即使有結果，其結果也不被承認，與沒有結果是同一回事，與不談也是同一回事。
當時香港民主派與中共正處在合作與破裂的邊緣，這是最後一次香港民主派對中共投以信任票，此後談判的大門就永遠關上了。民主黨負責人委屈求全的用心令人同情，但策略上的失誤也應引以為鑑。
關於民主派內部的分化，以及佔中運動其間的去中心化思潮，我認為這與香港人長久以來受到民主思潮﹑自由主義的影響有直接關係。香港人自由慣了，不同思潮隨起隨落，你不服我我不服你，激進的想佔主流，保守的想有一席之地，中間的雖然佔多數，但中間又容易分化。
因為骨子裏反對獨裁，進而反對權威，反對統一領導，喜歡我行我素，不受約束，不喜歡被人指東指西，這些都是造成去中心化的集體心理。
在一個合理的社會環境下，的確是不需要「中心」的，甚至有中心就有危害，但在一場漫長的政治運動中，否定中心卻是一種災難性的傾向。反送中運動中提出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可以為去中心化找到辯解，但世上沒有任何一個政治運動，是可以在力量分散﹑各行其是的狀態下取得成功的。
美國黑人運動有馬丁路德金，波蘭工人運動有華里沙，捷克天鵝絨革命有作家哈維爾，在他們身旁集結一批有意志力與政治能量的助手。即使台灣的黨外運動，也有一批先行者形成強有力的領導，在思想理論和實際行動中帶領民眾，以至最後取得運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