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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的代價 就是不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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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強調絕對忠誠的體制,往往越擔心無人真正忠誠。今日北京的軍中氣氛,也有幾分這種味道。過去十餘年,從徐才厚、郭伯雄,到房峰輝、張陽,再到李尚福、魏鳳和、何衛東、苗華,以及近年來被外界廣泛認為接受調查的部分現役將領,軍中高層持續出現震盪。官方解釋當然是反腐成果輝煌,但外界也自然會產生另一個問題:若軍隊早已被反覆整頓,為何仍不斷出現問題?

北京近年最常出現的詞之一,叫「鐵規矩」。

軍中整肅,強調鐵規矩;黨內反腐,強調鐵規矩;幹部忠誠,更強調鐵規矩。仿佛只要規矩夠鐵,忠誠便能像螺絲一樣,被一顆顆擰緊。

問題是:忠誠這種東西,從來不是靠「鐵」便能製造出來的。

中國歷史上,最喜歡講忠誠的時代,往往也是最缺乏安全感的時代。

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書同文,車同軌,天下似乎鐵板一塊。然而秦朝最害怕的,偏偏就是內部失控,於是焚書坑儒,嚴刑峻法,層層監視。結果秦始皇一死,趙高篡權,天下大亂。可見越是強調絕對忠誠的體制,往往越擔心無人真正忠誠。

今日北京的軍中氣氛,也有幾分這種味道。

過去十餘年,從徐才厚郭伯雄,到房峰輝、張陽,再到李尚福魏鳳和何衛東、苗華,以及近年來被外界廣泛認為接受調查的部分現役將領,軍中高層持續出現震盪。官方解釋當然是反腐成果輝煌,但外界也自然會產生另一個問題:若軍隊早已被反覆整頓,為何仍不斷出現問題?

這便涉及一個根本性的政治難題。

一個體系如果完全依賴「上面對下」的監督,卻缺乏「下面對上」的制衡,那麼時間一長,所有人都會漸漸學會一件事:最重要的,不是制度,而是揣摩最高層的意思。

於是,所謂忠誠,便容易從真正的信念,變成一種政治表演。

軍官最關心的,不再是專業能力,而是站隊是否正確;講話是否緊跟;表態是否夠快;文件是否抄寫得夠認真。

這種氣氛,在東方政治文化中,並不陌生。

明朝後期,東林黨與閹黨鬥爭,人人高喊忠君;清朝文字獄時代,官員上奏摺滿口「聖明」;蘇聯晚期,黨代會上掌聲雷動,台下幹部卻人人準備後路。

表面上的忠誠越整齊,往往說明內心越缺乏安全感。

真正穩定的制度,反而不太需要天天強調忠誠。

美國軍隊很少要求軍官「忠於總統個人」,而是要求忠於憲法;英國軍隊效忠國王,但真正運行的卻是議會制度。因為一個成熟體系知道:人性不可靠,所以必須依賴規則,而非依賴個人崇拜。

而高度集權體系最困難之處,恰恰在這裏。

它能夠在短時間內集中力量,效率驚人;但與此同時,也容易讓整個體系越來越依附最高意志。久而久之,人人都怕犯錯,人人都不敢說真話,最後最危險的事情便會出現:

最高層聽到的,全是忠誠。

古代皇帝最怕什麼?不是別人罵他,而是滿朝文武都說「萬歲聖明」。

因為當一個體系里再沒有真實信息,便意味着風險正在積累。

今日北京強調「鐵規矩」,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一種深層焦慮:在一個缺乏公開監督與透明機制的體系里,究竟怎樣才能確認別人是真的忠誠,而不是暫時服從?

這個問題,其實從秦朝,到蘇聯,再到今天,都沒有真正被解決。

歷史最諷刺的地方在於:越希望打造絕對忠誠,往往越難獲得真正忠誠。

而一個長期穩定的大國,最終能夠依靠的,也從來不是口號,而是制度本身是否允許權力被約束,允許真實聲音存在,允許人們不必時時刻刻表演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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