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我每天戴呼吸機入睡＊阿波羅新聞網

無時不在的困

睏倦從醒來那一刻就發生了——

程度輕的，在工作開會時打瞌睡；程度更深的，吃着飯就睡着了，碗掉在地上，有位大巴司機被公司催促着就診，監控發現他開着車幾乎要睡着了。1989年出生的陸兵形容這睏倦，「完全不想工作，就想趕緊辭職，睡上十幾二十天」。

每天上午，這個年輕的銷售主管強撐着來到工位，不停做小動作，捏嘴唇，搓耳朵，避免自己直接入睡；挨到午休，也不想着吃飯，他提前就找個沒人的房間，一直睡到下午開工。

若不是親身經歷，普通人很難體會到這種「困」帶來的傷害。同樣作為患者，為了喚醒身體寫稿，我不止一次嘗試去運動，身體卻無法使勁，只能用更簡單的辦法，洗臉、洗澡、按摩。然而，總是要到晚上，大腦才徹底甦醒，也只持續三四小時，來不及品嘗太久清醒的滋味——

又困了。

放假的日子，經常一連幾天，我躺在床上動彈不得，除了吃飯，就在睡覺或者準備睡覺的過程里。這種困，還總是伴隨頭痛、疲倦，更難受的是，即使成功入睡，也無法進入深度睡眠，總在做夢，醒來甚至更累。

或許正因為工作時間不固定，我體會到的「睡眠碎片化」，比大多數患者還嚴重，「入睡困難」、「早醒」,大腦仿佛割裂成兩部分，像是沒想好到底怎麼做，一部分在試圖入睡，另一部分卻在抵抗入睡。

在這種長期的混沌里，我開始忘記剛認識的訪談對象的名字，藉助鬧鐘來提醒每天的工作事件。許多患者都會出現顯著的記憶力衰退，有賣早餐的中年男人不停找錯錢，有銀行職員走進辦公室，就忘了剛剛大廳里還有自己要交辦的文件，還有很多人情緒會變壞，變得失去耐心，比如陸兵，他發現自己變得「完全不想和人家說話」。

為了睡個好覺，我嘗試過很多辦法，不停換枕頭、買助眠噴劑、吃褪黑素。四年前，我看了多家醫院的精神內科，一份病歷記錄了當時我的主訴病歷：失眠、入睡困難、早醒，診斷為「抑鬱狀態」、「睡眠障礙」。治療方案是服用抗抑鬱藥物——這些藥物常見副作用是嗜睡、食慾增加。

我不能斷定這些診斷是錯誤的，至少入睡困難型的失眠有可能獨立發生。但現實是，在過去三四年，按時服藥的我，伴隨着體重增加，睡眠問題依舊日復一日加重。

最近一年，我開始更頻繁夜間驚醒冒汗，氣喘吁吁，體會到一些重度患者描述的「被掐住喉嚨的窒息感」，有時還伴隨着湧上來的酸水（胃食管反流也是睡眠呼吸暫停常見關聯疾病）。每天醒來後，喉嚨乾澀得必須先喝一大杯冰飲才能進食。

這些都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的典型症狀。就連失眠，也是這種疾病常見的合併症。有資料表明，22.0%-54.9%的睡眠呼吸暫停患者報告共病失眠，而有29%-67%的失眠患者報告睡眠呼吸暫停。

然而，直到今年5月，在醫院做了睡眠監測，我才清晰地看到了問題所在——睡了一晚上，深度睡眠只有30多分鐘，不及常人的1/3。平均每分鐘，我的氣道發生一次阻塞，平均時長18秒，最長的一次，呼吸暫停了54秒之久。最低時，血氧飽和度只有84%，正常人應在95%以上。

普通人每小時睡眠異常事件不超過5次，超過15次即中度阻塞性呼吸暫停，超過30次屬「重度」，而我的數據是68.8次。這還不算多的，有的人發現時異常次數到了170次之多，甚至只能坐着入睡。

拿到這份監測報告，我產生了一種複雜的情緒：有患病的沉重感，但更多是終於找到答案的輕鬆感，這種感覺在第二天達到頂峰，佩戴呼吸機的次日，我感覺到了一種久違的持續的清醒，像是被霧霾籠罩多年終於重新看到藍天。

對於能夠佩戴呼吸機的患者來說，人們感受是類似的，陸兵形容說，「世界特別的親民」，還有一位常年打羽毛球的患者，發現自己身體反應速度變快了，對方擊球過來，大腦還沒有反應，球已經穩穩接住了。

治療效果如此顯著，為什麼沒有早點就診呢？當我開始試圖了解這一疾病的全貌，查閱文獻，與更多患者、專業人士交流後，發現事實遠比想像中令人震驚，它的患病人群之廣，影響之深，卻遠遠沒有得到該有的重視，乃至被系統性地忽視了。

●我的「整夜睡眠呼吸監測報告」的結論頁。

溫水煮青蛙

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OSA），最常見的阻塞發生於咽部，一個承擔着吞咽、發聲、呼吸多重功能的部位。然而，往往越精細的部位越容易出現問題。睡眠中，喉部肌肉會鬆弛下來，對於正常人而言，此時氣道雖變得狹窄，但仍算通暢；但對另一部分人而言，通道卻因此堵塞。

這種疾病首先是生理性的。研究表明，所有OSA患者都有咽腔狹窄的解剖異常，常見的有小下頜，也就是短下巴。通俗地解釋，這類人的氣道更狹窄。類似地，肥胖的脂肪堆積，也會導致呼吸暫停，就像家具堵塞了過道。

作為一種「異質性疾病」，它在不同人身上會有不同表現，但一個相對容易識別的集中症狀是，患者會有不規律的鼾聲——呼嚕聲會突然消失十數秒，那是氣道徹底堵塞的結果，直至缺氧觸發人體的保護機制，短暫地微覺醒，此時腦電圖會出現類似清醒的表現，肌肉牽引力增加，狹窄通道打開，氣流重新涌動，再度發出巨大的鼾聲。

●左:正常狀態下呼吸道通暢右:舌根後墜等導致呼吸道阻塞。圖源公開資料

然而，現實中更多人忽視了這鼾聲。或者說，在一個溫水煮青蛙般的過程里，很多人逐漸習慣了這種鼾聲，就像適應它帶來的很多症狀。

剛開始，你會經歷一段麻木期，浙江的外貿商人黃定軍總結說。他是在40歲前後感受到疲倦和乏困的，那段時間，他忙於裝修並且幫朋友新開辦幼兒園，因此以為是正常的勞累。

然而，體重開始緩慢增長，疲倦感日復一日加重，黃定軍原本有跑步的習慣，也變得邁不開腿。每天回到家，燈都不開，他癱倒在沙發上，刷着短視頻。這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惡性循環，不僅是肥胖促使呼吸暫停發生，研究也表明，睡眠不足會通過一系列機制加重肥胖。

哪怕只是加班和熬夜，從睡眠醫學的角度來說，也可能加重呼吸暫停，此時人體為了自我補償，會更容易進入深度睡眠。對普通人來說這是休息，對呼吸暫停患者來說，阻塞可能變得更加嚴重。

再後來，更奇怪的症狀在黃定軍身上出現了，哪怕沒怎么喝水，也沒多少尿，他還是頻繁起夜上廁所，從一晚上一次，到後來兩、三次。

他試圖找到原因。最初他去看了泌尿科，B超顯示前列腺有些肥大，醫生說沒什麼大問題，這年紀都這樣。他買來昂貴的腎寶吃，當然沒用，「都是智商稅。」在朋友推薦下，他還去了當地精神專科醫院睡眠科，在這裏，他的腦袋貼上磁片，診斷出來輕度焦慮。這次配的是鎮定藥物，也沒效果，甚至理論上像喝酒一樣，會導致肌肉更加放鬆，從而加重呼吸暫停。

就這樣折騰了兩年，直到疫情來臨，悶在家裏，他開始在網上搜索各種資料，嘗試把一切聯繫起來，包括妻子說的加重的呼嚕聲、高原反應般的頭疼，最終，在醫院戴上各種儀器設備做了睡眠監測後，他確認自己其實患上了「中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讓他篤定這次找到正確答案的是，戴上呼吸機後，幾乎所有症狀都消失了。

這樣的曲折就診經歷，不是黃定軍獨有的。十多年前，國內就有多篇論文指出，由於OSA均在睡眠時發病，「常被患者或家屬忽略並常以其合併症來就診，而醫生還普遍存在着對其認識不足或不認識或診斷意識不強等問題，因此極易造成誤、漏診。」

●一位OSA患者的部分就診記錄，因為醒來乏力疲倦，胸悶、心率高，他連續諮詢了許多科室的醫生。

「醫生有（OSA）這根弦，才會建議病人去做相應的檢查和治療。」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咽喉醫院睡眠障礙醫學中心副主任黃晶晶說。

客觀來說，這種意識一直在提升。在黃晶晶所在的鼾症門診及專家門診，大概一半患者是在同寢者的催促下就診，巨大的鼾聲也構成了噪音，而且他們比本人更容易發現睡眠中鼾聲的異常乃至「斷氣」，但也不乏其他科室推薦來的，比如心內科、內分泌科，而且這些年越來越多。

臨床上，患者比例視病情程度階梯式上升，輕度最少，不到1/6，其次是中度，而有一半人像我一樣，接受正確診斷時已發展到「重度」。一個典型的OSA患者畫像，是身材發福的中年男人，因為長時間的患病臉色暗沉。黃晶晶說，部分原因是，男性肥胖更容易胖脖子和肚子，都影響呼吸。這不意味着女性能忽視疾病，尤其圍絕經期時，可能是激素變化造成上氣道解剖結構異常，更易出現OSA。

這是房間裏一頭真正的大象。黃晶晶說，東亞人的顱面因素更加突出，因此雖肥胖率不及歐美，但OSA發病率接近。最新一份報告裏，30歲至69歲人群，中國有超過1.76億OSA患者，而需要積極治療的中重度患者有6600萬。

但作為同樣高發的慢性疾病，OSA引起的重視程度卻遠遠不及高血壓和糖尿病。黃晶晶接診過一位合併高血壓的患者，給予了睡眠呼吸機治療，後來有次隨診，他說自己上飛機時暈倒了，一測是低血壓——呼吸機幫助他降低了血壓，但他還在服用降壓藥。

另一個令人悲傷的數據是，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睡眠醫學科主任韓芳說，國內OSA的診斷率和治療率都不足1%。

系統性忽視

每個從事OSA診療的醫生都在說，這是一種被嚴重低估乃至輕視的疾病。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睡眠醫學科主治醫生周蓉為此提到幾個細節：一是疾病名字都沒統一，前沿的醫療圈，都用國際規範名稱OSA，更簡化也更凸顯疾病的獨立性，但還有很多人在用更拗口的老名字OSAHS；二是在國外，治療OSA的儀器叫CPAP（持續氣道正壓），重症監護室用的則叫NIV（無創通氣），但在國內兩者都叫無創呼吸機，可能會讓患者誤解，從而更牴觸治療。

還有其他專業人士提到的一些細節，則更凸顯了系統性的「忽視」。比如在一些發達國家，用於治療OSA的CPAP呼吸機由醫保支付，但國內需要自己購買。又比如在一些地區，針對體重嚴重超標者，發放駕照前必須通過睡眠監測，而在國內目前沒有相應的機制。

就連睡眠醫學本身，或許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這門科學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伴隨睡眠監測技術發展，在美國率先建立起來的，或許是發展時間短，即使在國外它也算小眾學科。

在國內，它還要小眾得多。在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睡眠醫學已經是獨立學科，有獨立的人才培養體制，但在國內，學位教育部門前不久才將之作為三級學科，納入內科學研究生學位培養體系。

國內睡眠醫學帶頭人韓芳說，當務之急是將睡眠醫學列為臨床上的專科。據他說，僅OSA一項疾病，以目前的診療速度，全國的存量病人約在300年後才能診斷完。

●鼾症病房。圖源公眾號「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

●睡眠監測儀器。圖源公眾號「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

現實中，一個很可能會讓患者困惑的是，在不同醫院，睡眠監測病房是屬於不同科室的，有設在耳鼻咽喉科的，有呼吸科的，有精神科的，還有口腔科的。從事OSA診斷的醫生們，執業證書上都不是睡眠醫學，而是內科學、精神衛生學、耳鼻咽喉科學等。

這些年，人們越來越意識到，這是一種需要多學科合作的疾病。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這家國內排名第一的精神專科醫院，它的睡眠醫學科在四年前引入了像周蓉這樣的呼吸內科醫生。

周蓉說，對精神科醫生來說，呼吸機不是專業培訓的內容，而睡眠呼吸暫停的首選治療就是呼吸機，指導患者呼吸機的使用就是她在科室內承擔的工作之一，儘管醫院本身並不出售呼吸機。

她還單獨開了一個鼾症門診，一周五個半天——但多少顯得門庭冷落，甚至一半的人，來了都不是看病，只是別的大夫掛不上，掛到她這開藥。

在她看來，一個更理想的睡眠醫學科室，除了精神科，呼吸科醫生，還可以再引入耳鼻喉科、口腔頜面外科醫生，最理想的再聯合內分泌營養、心血管醫生，但這不太現實。

不過，對最需要及時治療的中重度患者而言，呼吸機已經是首選——通過外加的氣流吹出一條通道，保證了患者睡眠時呼吸的通暢。更完整的治療指南，也包括減肥等一般性治療，戒煙戒酒慎用鎮靜類藥物等，因為有風險且易復發等原因，外科手術多用於不能耐受呼吸機的情況。

或許，一個更簡單但有用的判斷依據是，觀察世界範圍內最有權勢、財富的人在採用何種治療方式：拜登經常被發現臉上出現佩戴呼吸機的勒痕，他的發言人說美國總統用呼吸機在治療OSA；在國內，名流霍啟剛、奧運冠軍楊威、明星王櫟鑫等人，也都採用呼吸機治療，明星胡海泉還曾在節目演示如何佩戴呼吸機，主持人汪涵當時形容，「像睡在重症監護室里一樣」。

也有例外，台灣明星陳喬恩就做了手術，因為鼻子過敏，她無法佩戴呼吸機，而是開刀，「把喉嚨扁桃腺切掉、把睡眠時會塌陷的地方的肉拿掉」。

這位女星去年發長文分享了這段經歷，在人生的前40多年，她都沒意識到自己患有這種疾病，直到丈夫艾倫被她「恐龍般」的鼾聲嚇住，伸手探她的鼻息，「發現真的停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