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在深圳，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參加了一場以「產業安全和發展」為主題的研討會，二是赴蛇口Japanese學校做了半小時現場觀察。兩件事看似毫無關係，實則密切相關，要而言之，大抵是如下幾點：
1、討論中國產業的發展與安全問題，必須回到具體的人的層面來進行。但遺憾的是，這場名家薈萃、不乏大V的研討會，有人討論金融安全，也有人討論國家安全，更有人從西漢桑弘羊談到國民黨金圓券，偏偏沒有人提一句「人身安全」。如果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連員工家屬的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證，中國的產業鏈還談什麼安全與發展？
也因此，這場代表了中國最高水平，匯聚了體制內大批精英產業政策研討會，筆者認為非常明顯地呈現出當前中國政策研究界的「燈下黑」現象：明明在深圳，明明在南山，明明距離蛇口不到8km，明天是昨天發生的事情，竟無一位學者從專業角度哪怕提出一點分析。
《經濟學人》雜誌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國經濟危機背後的「內參失靈」問題，也很好印證了這一看法，中國政策研究領域向上提出的所謂建言，存在嚴重脫離實際的傾向，怎麼可能會發揮作用？當然，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需要另行討論，但現象確是如此。
2、一場舉辦地為深圳，關注目標為中國產業鏈安全，出資人為深圳企業家的研討會，沒有能夠把深圳產業科技的崛起放入中國融入全球化的過程去考察，相反，幾乎所有人都在關注「逆全球化」，只有一位前技術官僚提醒深圳的特徵是「搞錢搞錢搞錢」，為了搞錢，需要在恪守原則的基礎上要與我們有密切合作的日本美國等企業感到舒服。
什麼叫感到舒服？最起碼應該是人身安全得到保障。從6月蘇州到9月深圳，中國現代製造業最發達的兩個城市，發生同質惡性事件，這在公共傳播的敘事上，對中國與外企關係提出了巨大的質疑———中國真的如官方所言是世界上最安全國家之一嗎？巧合的是，一位美女學者向與會人員提供了FDI（外商直接投資）連續兩年大幅下滑的數據，畢竟，從公共衛生防控到未成年人安全保護，對人的尊重和保護情況都令人難以為之辯護。
3、會議結束後，我前往事發學校門口，我駐足觀察了半小時左右，看到門口的花從三束變成十多束。我看到兩位女士騎着共享單車送來菊花，也看到幾個外賣騎手急匆匆地下車，把鮮花放在門口，我也和邊上一位女士做了交談，她是蛇口基金會的投票人，他告訴我袁庚的雕像就在附近，他們作為蛇口居民，一定要表達自己的態度。晚上我讀到了蛇口基金會發佈的文章，大概和那位女士有關，不過緊接着文章就被刪了。
很多人不清楚，蛇口1981年提出「時間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錢」，就是因為被日企高效運作所刺激和感染了。1980年，蛇口鋁材廠請日本企業搭建廠房，結果日本方面只來了27個工人，但用極高效率爭分奪秒完成了工程，這大大激化了當時中方的工人和幹部。改開四十多年來，外資企業除了投資、技術、管理支持外，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學習樣板和競爭對手。遺憾的是，包括研討會會場在內，總有一些人不斷在強調厲害我的國，在強大的自我麻醉下，政策研究界也成了自嗨與馬屁最大的混合池子。
4、產業發展與安全，不可能就經濟而談經濟，就科技而談科技，產業根植於具體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關係中，這意味着，如果中國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大規模失控，那麼產業安全將不復存在。所以，不僅僅是這場會議，包括目前殘存的公共討論必須劍指一點：
政左經右的姿態與策略將無法繼續維持下去，中國最起碼要回到尊重人的基本權利這個普遍價值上來。高層很早提出全球文明可以互鑒，之後又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意味着承認中國與全球可以尋找到共同的價值底線，那麼這個價值底線是什麼，我認為官方必須拋棄曖昧狀態，大聲並反覆地說出來，以表明自己的立場。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