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智庫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ITIF)2024年9月16日發佈題為"中國正迅速成為先進產業的領先創新者"（China Is Rapidly Becoming a Leading Innovator in Advanced Industries）調查報告對比美中創新模式的不同（source：報告截圖）
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特別競爭研究項目高級總監麗莎·托賓(Liza Tobin)也在簡報會上指出，「中共並不是為了利潤、生產力或消費者福利而進行優化，而是為了權力而優化的。美國越早認識到這一點並做出調整，就越好。中國可以創新，這將對美國的繁榮有着巨大的影響。」
美國眾議院中共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穆勒納爾說，中共的劇本反映了美國與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觀差異。「對美國人來說，經濟增長和創新是改善所有參與者福祉的途徑。對於中共來說，經濟增長和創新是在海內外增加黨的權力的工具。」
他舉例說，中國的企業家得到政府支持和補貼，外國競爭者則成為知識產權盜竊和經濟戰的目標。「像馬雲這樣的企業家和外國公司可能會被當作臨時工具使用，在習近平構建的這個體系中，他們沒有長期的位置。只有這樣的企業家和美國輸，中共才能贏。」
中共或將科技創新「武器化」,台海戰爭中鉗制美國?
ITIF的報告指出，如果中國成功成為全球創新的領導者，全球科技經濟力量的中心將發生轉移，潛在後果包括：中國將不再容易受到西方制裁和其他貿易工具的影響，其軍事能力和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將增強。與此同時，美國的技術生產基礎將繼續削弱，美元的價值將大幅下跌，或者美國的貿易赤字將擴大。
阿特金森告訴美國之音，中共將經濟、貿易和技術視為爭奪主導地位的戰場,旨在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領導者。他說，如果中國能夠獲得創新優勢，美國出口管制的槓桿力將變為零。
「如果中國不喜歡我們做的事情，他們可以說，中國不再出口這些產品。如果我們在這些產品上依賴中國，我們到時候該怎麼辦？現在中國在很多情況下更依賴我們。但如果我們在八九成的事情上依賴他們，中國就有權控制我們。」他說。
目前，中國在大批量生產尖端邏輯半導體晶片方面落後全球領先者約五年，台灣則生產了全球90%的先進半導體晶片。美國情報官員透露，習近平命令解放軍在2027年之前具備武力侵台的能力。
前美國國務院關鍵和新興技術特使辦公室政策與戰略主任斯威策指出，在潛在的台海戰爭中，中國對於一些產品的禁運意味着美國的作戰工業基礎將無法運轉，甚至整個美國工業生態系統的崩潰。
「我們現在需要的武器系統，很多實際上都是在中國的印刷電路板和傳統晶片上運行的。台灣、韓國和中國占驅動我們戰爭機器的許多關鍵微電子技術的80%。在台灣戰爭中，台灣不再向我們供應，韓國也不太可能，而中國是對手。屆時，整個美國軍事工業基地都停止運作，這些是我們在全球化世界中面臨的真正問題。我們製造出的依賴不僅僅是對中國的依賴，還有對對於中國家門口的那些國家的依賴，中國的軍隊和軍事能力幾乎可以立即從全球供應鏈中撤出，這會讓我們處於一個非常非常可怕的困境中。」他說。
美國陸軍退役少將約翰·費拉里（John Ferrari）六月份也警告說，中共製造商已深植於美國國防系統，「如果我們與中國開戰，而中國停止提供零部件，我們將無法製造所需的飛機和武器。」
阿特金森回顧歷史指出，自獨立戰爭後的二百多年來，美國每次都在戰爭爆發時以壓倒性的生產力作出回應，但今天，美國終於遇到能夠在生產力上超越它的對手--中國。他還寫道，不幸的是，美國很可能到中國入侵台灣時，才會真正進入技術經濟的戰爭狀態。
「吾贏彼輸」，發明具有美國特色的中國模式
美國商務部上星期四宣佈了新一輪涉及量子計算和先進晶片製造工具的出口管制措施，以保護美國的技術優勢。2023年8月，拜登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旨在限制美國在中國敏感高科技領域的投資。
前美國國務院官員斯威策認為，目前美國政府採取的「小院高牆」的防守政策還遠遠不夠，亟需一套積極扶持關鍵產業的產業政策。
「除非我們制定一項全面的產業政策，專注於市場、市場准入和保護特定行業市場。我們必須擁有這些特定市場才能擁有經濟安全，才能讓我們的軍事工業綜合體正常運轉。如果我們不創造這些市場，那麼無論多少投資都無法產生長期可行的企業。這些企業將永遠不得不在全球範圍內採購，將永遠在與中國的補貼戰中失敗。」他說。
前美國國務院關鍵和新興技術特使辦公室政策與戰略主任史威哲（Rick Switzer）星期三(2024年9月18日)在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ITIF)舉辦的題為"中國正迅速成為先進產業的領先創新者"（China Is Rapidly Becoming a Leading Innovator in Advanced Industries）簡報會上發言(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拍攝)
曾在拜登政府擔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對外關係委員會（CFR）「中國戰略倡議」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星期三的簡報會上說，美國政府可以在幫助美國保持工業競爭力方面發揮更多作用。他建議，美國作出結構性的變革，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和中國競爭的方式。不能只是在邊緣上修修補補，零散地推出激勵計劃和稅收抵免。
「美國有很多優勢。我們只是缺乏政治意願。」杜如松說，而中共向來以地緣政治角度看待技術和產能，前進的動力是實現富強和擺脫百年國恥。
「如果我們不齊心協力，美國的最終結果就會陷入去工業化的局面，專注於大宗商品、逃稅、房地產和旅遊業，而不是工業。我想任何人都不希望如此，但這就是大勢所趨。如果你看看我們的出口概況，你會發現我們越來越像巴西，而不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美國。」他說。
阿特金森表示，對抗中國體制需要採取「國家權力資本主義」(National Power Capitalism)的模式,美國政府必須在經濟發展中發揮強大、自覺的作用。「就好像眾所周知，美國不應該像中國一樣，但我們應該接受中國模式，但要有美國特色。」他說。
穆勒納爾議員說，美國必須同時打好進攻和防守--出口和資本外流限制是戰勝中國共產黨的必要條件，通過將這些工具與美國自身創新的投資相結合，美國就可以取得勝利。
「我們的競爭，如同與蘇聯的競爭，不僅是美中兩國之間的較量，更是兩種未來的對抗。唯有吾贏彼輸，我們的生活方式才能得以延續。」穆勒納爾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