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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反右摧毀知識份子的四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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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驚呼:"中國突然無處不在!"中國的軍事裝備已經向世界顯示導彈摧毀衛星的能力。而我們付出的代價是70%的江湖遭到四——五類的中度和重度污染,魚蝦死絕,沿岸到處是癌症村,二分之一以上的城市地下水污染嚴重;十五個海洋生態監控區中只有兩、三個處於健康運行狀態;生態系統退化加劇,土壤侵蝕2004年就達到了三百五十萬平方公里。二氧化硫排放量早就世界第一,今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了。

正是根據每個人認罪的態度,又給右派定了五種處理方法。把最嚴重的送監獄,甚至被判死刑。次之送北大荒、夾邊溝全國幾十個右派改造基地,無異於肉體消滅的集中營,右派在改造基地承擔了搞大躍進的嚴重後果,成千成千被活活餓死,已經越來越多見於史書,這是作為右派的知識份子以他們九死一生的經歷成為史家,對中國歷史的一個貢獻。還有的被開除公職,下放工廠、農村接受改造。最輕的在原單位降職、降薪,拿20幾元的生活費接受改造。

拒不檢查的右派是極少數,其中一個是鄧小平拒不改正的中央統戰部管理的5個大右派之一彭文應,這是今天我們應該永遠記住的名字。彭文應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碩士,是共產黨真誠的朋友,資助過周恩來和多名共產黨人,因為參加共產黨的活動,1949年5月初,陳毅率人民解放軍進逼上海,上海警備區司令湯恩伯下達密令:"不擇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應。"1957年,身為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的彭文應,他在受到批判時,不僅就每一件具體事情與成百上千的圍攻者據理爭辯,固持事實和己見,而且在上海市二屆二次人代會上公佈了一篇發言稿,對自己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所追求與堅持的社會責任作了總結和闡述。拒寫檢查。彭文應為他的"態度惡劣"付出了沉重代價。他的職務被撤銷,沒有了工資,六個孩子加上老人,一家人頓失生計。妻子急得舊病復發死去,次子自殺身亡。組織上來人告訴他,"只要寫個檢討認錯,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可是他堅決不寫。他說:"想用不給吃飯來逼我承認,是絕對辦不到的!"子女們跪着哭求他:"家裏沒有飯吃了,你就承認了吧……"然而他就是不寫。他對一同落難,奉命說服他認罪的王造時解釋說,他的經濟和家庭的確越來越困難,但是不應該從個人利害得失來對待政治上的是非問題,這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直到一九六二年,他的生命最後一年,還給中央上"萬言書",呼籲"在全國範圍內結束反右鬥爭,摘去全部右派份子帽子"。

1978年,全國的"右派"幾乎全都被宣佈為"錯劃"而獲得改正,而彭文應卻被"升級",與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並列,成為不予改正的五大右派。當年的"反右前台指揮"鄧小平,報復的就是彭文應不認罪的態度。

王怡先生最近為我們提供了一名被稱為中國的巴弗(聖經中的一個聖徒)的基督徒右派吳維尊。

1987年5月28日,吳維尊被監獄哄騙出獄,寫下一篇致法院的《出監日呈文》,聲稱1981年的減刑裁定是謊言,將他的"毫不悔改"說成"確已悔改"。文中說:"從今天出到監獄牆外之日起,進一步採取下列兩個方面的行動:一個方面,不使用釋放證去辦理釋放後的任何手續,不回天津或進而回南方與親友團聚,不享受從這張錯誤裁定書得來的自由和權利,不離開監獄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單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為一個留廠職工的工作)。"從此吳維尊在監獄外面租房,禁足禁食,做一個監獄外的服刑人員。直到死。他以如此決絕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屈服。

右派份子最後的尊嚴,隨着這些人生命的結束而消失。更多的人隨着被摘帽,78年被改正,向黨表示感恩戴德。

三、對右派實行"全民共討之,全國共伐之"。反右是它實行大民主的試驗,是文革的先聲,是讓中國人集體喪失人性的大動亂。

全國的人,包括右派家屬子女,親朋好友對待右派,沒有權利保持沉默,沒有權利不對右派下手,人人要口誅筆伐,揭發檢舉,人人必須學會撒謊,製造謠言,必須學會大義滅親、上綱上線。使得右派處於眾叛親離,人人喊打,無地自容的境地。很多右派不甘受辱,或畏懼受辱而自殺身亡。很多人只因同情右派,為右派講話,自己也被打成右派。

《光明日報》一位老記者,是我的大學長,他當年被定為中右,他說,當時一聽到班上一個左派的聲音,心裏就不停地哆嗦。

被稱為"中國知識份子唯一"的顧準的家庭變故,是頗具典型性的實例。讀了朱學勤先生對顧准六弟陳敏之的採訪《遲到的理解》,我流下了辛酸的淚水。顧準是57年、65年兩次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境遇就更悲慘。我摘一些內容給大家:"1966年,顧准被迫與妻子離婚,搬離家庭。次年回去取書籍衣物,久喚門不開,後來還是鄰居幫助他把東西搬下了樓。不久,又被迫簽具了斷絕父子、父女關係的聲明。從此,顧准蜇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饅頭度日,再也沒有邁進過家門。"

"顧准又是個孝子。從幾個弟妹的童年時代起,顧准即肩負起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擔,幾十年來一直和母親生活在一起,可以說相依為命。1965年,顧准處境惡化,不得不將母親遷至太原三妹處。1966年,母親隨三妹一家遷來北京,住處與顧准相去不遠。終因形勢所迫,咫尺天涯,母子始終未能見面。不能見面的原因並不複雜。顧准妹夫當時正任部級官員,為避免對他有所影響,顧准和母親只能迴避。1972年前後,母親曾提出想見見顧准,年底,陳敏之赴京,也曾設想安排母子見面,亦未如願。離京前,陳敏之與其妹只能達成這樣的協議:將來母親病危進醫院,立即通知顧准,讓母子在醫院見面。1974年11月初,顧准咯血不止,先於母親住進了醫院。11月16日,經濟所黨內外群眾經過討論,一致同意給顧准摘除右派帽子。通知抵達病床,顧準的生命只剩下十七天了。"顧准走在了母親前面,母子相見,終成泡影。

"1982年前後,顧准子女獲悉六叔陳敏之處保存有一份父親的通信筆記,向他索要去傳閱。這份筆記就是後來陳敏之整理出版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1984年2月,大女兒寄來了一份'讀者附記'。"附記說:"我逐年追蹤着父親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後,他是一步一步從地獄中淌過來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數不完的批鬥、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親人的時候,親人遠離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個父親,對於這樣的父親,我們做了些什麼呢?"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高瑜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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