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女兒還說："真正嚴峻地擺在面前的，是需要解決這樣的一個悖論——為什麼我們和父親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願意獻身於比個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標而卻長期視為殊途？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準則，為什麼容不進新鮮的、可能是更為科學的內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審查、更新，以避免今後對親人以至社會再做蠢事？"
今天強迫中國人和知識分子接受和奉行的準則仍舊距離科學還遠，這就是1957年M為中國留下的遺產。
四，右派在改造中仍要比認罪、比檢查、比揭發、比檢舉。這是M分化瓦解、個個擊破慣用的手段，也是將知識分子改造成馴服工具的手段。
M善用人海戰術，搞過"百萬雄師過大江"，百萬，幾百萬這是讓M十分在意的數字，M決不會掉以輕心。右派在改造中，無論在監獄，還是在勞改營，哪怕是在原單位接受監督改造，在右派群體內，仍要比認罪、比檢查、比揭發、比檢舉，讓右派和右派廝殺，讓右派改造右派。M用這種方法，打散，進而消滅這支幾百萬人的龐大隊伍，讓你不能抱團，讓你七零八落，讓你飢人搶食。"食"是M誘惑靈魂的高招，那就是"摘帽"、"返城"、"安排工作"、"提高待遇"，為右派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美其名曰："一個不殺，大部分不抓。""給出路。"M講的都是謊言，但是迷惑了右派中的絕大多數。這也是M搞歷屆整人運動慣用的方法。
李銳女兒李南央的書《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寫了她的母親范元甄的一生，范的一生是蹉跎的一生，也是揭發別人的一生。她在所有政治運動中揭發自己的兄弟姐妹，好朋友，熟人，李銳致命的"攻擊"M的話，都是她揭發的。62年7千人大會之後，李銳離婚，本來是要恢復黨籍，降為局級使用，就因范元甄的一封長篇檢舉信，將李銳置於死地。信最後傳到鄧小平那兒，鄧說："太惡劣，燒掉！"范元甄自己都認為鄧是因為她揭發的內容，而不是因為她揭發行為說："太惡劣了。"文革之後，因范揭發人太多，沒有單位接受，拿着副部級工資，仍然在仇恨和咒罵中度日。令女兒南央吃驚的是，母親揭發父親，"根本不是因為他們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膽小，為保自己出賣了丈夫。"對李南央的書，有一個評論："范元甄是被黨改造好了的知識分子，而李銳是沒有被改造好的知識分子。"李銳自己有這樣一個總結："知識分子夫婦，去延安的，大多離了婚。而沒有去延安的，大多白頭偕老。"反右運動中，造成的離婚案到底有多少？數目會大得驚人。這就是M改造知識分子力量的體現。
反右運動對知識分子改造的威力在中共歷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這體現在一些屬於右派中的頭面人物的身上。20年前，1986年11月許良英、方勵之、劉賓雁共同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是已經是鐫刻在中國歷史上的一個事件，10年前，許良英先生紀念反右40周年寫的《關於反右運動的片斷回憶和思考》，詳細記述了這個事件，值得我們很好的回味。
許先生寫到"我們發出大約40封信，除費孝通、錢偉長外，都立即回復，而且都充滿熱情。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回信者有：化學家袁翰青，水利學家黃萬里，電影評論家鍾惦棐，雜文家曾彥修，翻譯家劉尊棋，老報人徐鑄成，文學家白樺、陳學昭、邵燕祥，數學家曾肯成，浙江所謂'沙楊反黨集團'骨幹孫章錄和沙文漢夫人陳修良。有不少我們並沒有邀請的右派，也主動來信要求參加會議。有一個原來不知其名的浙江右派，來信教訓我，說反右問題中央已有結論，我們只能在此框框內討論。這種由右派轉變的左派，我已見識不少，如丁玲、陳沂、陳涌等，想不到在浙江也冒出了一個。
"12月20日，劉賓雁通知我，說《人民日報》社領導要他不要參與這個會的活動，他只好照辦，望我們諒解。12月上旬開始，合肥、武漢、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相繼出現學生上街要求民主的遊行，當局歸咎於方勵之。聽說就在這個時候，錢偉長通過民盟中央把我們寄給他的反右運動歷史討論邀請信送交當局，並附了這樣的意見：方勵之是一個政治野心家，他自稱是中國的華里沙；我的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指尚未恢復清華大學副校長的官職），但與他們是不同的。12月30日上午，鄧小平召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等人講話，批評胡耀邦制止學潮不力。當他批評方勵之的'自由化'言論時，趙紫陽插話，說方勵之和劉賓雁、王若望要開紀念反右30周年大會（把我誤為王若望，把歷史學術討論會誤為紀念大會），於是鄧說，要把這3人立即開除出黨，並說這次錢偉長表現很好，應予重用！不久錢偉長果然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