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熟知中國的傳統文化。林培瑞說，雖然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人權"或"權利"這個詞，但是有很多意思相近相通的表達。人權就是普世價值，道理很簡單：因為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喜歡那種專橫的、不准批評、不准反對的政府，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甘願因為僅僅表達了不同的信仰或意見就被監禁、被屠殺，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樂於在政府的抓捕和審訊面前被剝奪向公眾公開辯護的機會。林培瑞很早就注意到，當代中國的人權和言論自由等理念的發生發展，並不是來自中共實行對外開放後西方思想再次進入中國的結果，而是來自中國人自己在毛時代的沉痛經驗。這更加證明，人權是普世價值。
林培瑞既有分析哲學的根底，又是語言學家，既熟知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又有對當代中國的切身感受和密切觀察，所以他對人權和普世價值的論述格外清晰、嚴謹，深入淺出，很有說服力。
因為林培瑞堅定不移地支持中國的人權事業，批評中共當局壓制人權的行為，所以被中共當局視為"境外敵對勢力"，名字上了黑名單，早在1996年就不准進入中國。林培瑞自己對此毫不在意，戲稱"死豬不怕開水燙"。但他指出，中共的黑名單對美國的學術界會產生惡劣的影響：不少人擔心自己上黑名單而不能進入中國，於是就在對中國問題的講話和文章中自我審查；而他們這種經過自我審查後發表的言論又反過來誤導了一般公眾。
不但如此，據我所知，在美國學術界某些人那裏還形成了一種很糟糕的風氣，某些能夠自由出入中國的美國學者們輕視像林培瑞、黎安右這種上了黑名單的學者的研究成果，理由是他們對當今中國缺少實地考察，他們的研究成果不夠經驗不夠實證。林培瑞承認，長期不准進入中國，對於他的某些方面的研究是有影響的。林培瑞喜歡研究語言。他出過一本書《漢語解析：韻律、比喻和政治》（An Anatomy of Chinese：Rhythm, Metaphor, Politics）。他不但研究官方語言，也研究民間語言，包括街談巷議、茶肆坊間的語言，而這一部分語言是只有實地觀察、耳聞目睹才能獲得的。本來，林培瑞是美國漢學家中在這方面最有天分的。由於中共的黑名單，導致林培瑞的這一天分無法充分施展。這不止是林培瑞個人的損失，也是西方漢學界的損失。
但儘管如此，林培瑞對當今中國的研究仍然是第一流的。不能自由進入中國，對某些問題的研究會有影響，但是對別的問題的研究就沒什麼影響。畢竟，我們生活在地球村、全球化和網絡時代，空間的距離和實體的區隔已經不再構成認知的障礙。除了不能進大陸，林培瑞哪裏都可以去。他有那麼多朋友，那麼多中國朋友，還有來自中國的學生，來自中國的客人以及讀者和聽眾，因此他依然能對現實的中國有很好的把握，並不輸給那些因為自我審查而能自由進入中國的人。事實證明，在很多重大問題上，林培瑞的見解更高明。不信，擺出各自30年來發表言論的合訂本，一比就比出來了。
（下）
林培瑞說，五十多年來，他主要的努力包括三方面：1）中文語言教學，2）現代中國文學與通俗文化，3）人權與"異議"政治。
不消說，和我們關係最密切的是他在人權與"異議"政治方面的努力。
林培瑞無疑是和中國的人權與異議政治結緣最早、時間最長、關係最深的西方學者。林培瑞在1979-80年第一次常住中國，親身感受到當時的思想解放運動和傷痕文學。八九民運前，林培瑞擔任美國科學院駐中國辦事處主任，結識了很多中國知識分子。林培瑞在北京，耳聞目睹了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六四後，他幫助方勵之和李淑賢到美國大使館避難。
其後，林培瑞回到美國，執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在一位普大的美國校董約翰．埃略特（John Elliott）的慷慨解囊下，林培瑞和余英時教授一道，成立了"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接納了一大批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議學者和作家。此外，林培瑞還擔任了很多中國的人權組織和學術機構——例如中國人權、北京之春、維權網、當代中國研究（英文版）、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等等——的理事、顧問或評委。對我們的支持可謂不遺餘力。記得那年，我們北京之春經費告急，林培瑞拿出他保管的一位著名中國慈善人士捐款，給了北京之春。
2001年，林培瑞和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教授合作，出版了《天安門文件》。2008年，林培瑞翻譯了《零八憲章》，後來又翻譯了劉曉波詩文選和方勵之自傳。去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了他和中國學者吳大智（筆名）合寫的劉曉波傳《我沒有敵人》。林培瑞也和我一道聯名發表文章，例如去年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的"The Korean Model for Taiwan"。
林培瑞參與海外中國人的人權與異議活動如此之深，以至於有人說，"林培瑞老師的個人故事可以說就是半部海外民主運動的歷史"。未來書寫當代中國人權與異議運動的歷史，有幾位西方學者的貢獻是不能不寫的，林培瑞就是其中之一。
林培瑞才是真正的西方友好人士，是我們的好朋友、老朋友。我們把他當作自己人，他也把我們當做自己人。林培瑞說，他的中國朋友已經比美國朋友多得多。尤其是，他在感情上乃至歸屬上都已經深深的中國化了。
林培瑞說："比如1998年夏天，聽到新聞報導說中國人在印度尼西亞受到無理的殘殺和強姦，我心裏馬上感覺到一種難以控制住的氣憤。聽到盧旺達大屠殺的消息、波斯尼亞的'民族清洗'的消息，心裏也有反應，但沒有那種'自己人受害'的強烈的、直覺性的感覺。"這種把中國人當作自己人的感覺，非同一般。對他人的尊重是普遍的，一視同仁的，是不分遠近親疏的。而感情的投射則是有差別的次序，是向外輻射的。至愛親朋死了，我們總會難受好些天，但全世界每時每刻都有很多人死去，卻不會牽動我們多少感情。正是在感情投射的問題上，最能表明一個人的認同與歸屬。林培瑞實在要算是精神中國人。
林培瑞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努力了半個世紀，取得了哪些進展？今天的世界比起當初，是更好些還是更壞些？我們的不足在哪裏？原因何在？怎麼辦？
這個問題十分嚴肅，也十分沉重。半個世紀來，林培瑞，還有我們，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取得了大量的成就。可以說打過了美好的仗，跑盡了該跑的路，守住了所信的道。但今天的世界，在有些方面比當初更好，在有些方面卻比當初更壞。尤其是中國的人權與民主事業，今天的狀況比當初更惡劣。我們一定是有失誤的，因此我們必須反思，必須改進。我們仍需繼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