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編輯團隊內部進行了各種原因排查後，他們修改了圖書標題，以迎合中國大陸當下鼓勵女性生育的政策導向。不出意外，這一次該書獲得了出版許可。但李佳明坦言，修改後的標題與書的實質內容毫無關係。「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時候讀者會覺得有些書的標題莫名其妙，過審，一切都是為了過審。」
2022年7月，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羅新的新書《漫長的餘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出版，引發極大關注。談及這本書的寫作初衷，羅新曾在多個採訪中強調，他想關注歷史中的小人物、關心弱者、為邊緣人發聲，而不想再將筆墨過多的停留在帝王身上。
但一千個讀者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豆瓣上很多讀者對於他提及的「關注小人物」提出了質疑，原因是，細讀這本書不難發現，標題中的北魏宮女鮮少出場，作者更多着墨於北魏王室的血腥殺戮，父子、君臣及王室諸多成員之間為了權勢的互相傾軋。整本書的筆調暴力且殘酷，揭示了在不受控制的權力面前，中國古代王朝倚仗的儒家思想及其所提倡的「仁、恕、誠、孝」蕩然無存。
「這是否又是在影射什麼？」有讀者提問。
在表達不自由的世界，「影射」成為了讀者尋求思想自洽的一種途徑。
在劉蘇里看來，聯想是讀者在閱讀時的一種本能反應，但不能預設作者寫作的初衷就是為了影射。「壞的東西本質就是壞的，放在哪裏都是壞的。不能認為一個東西放在別的地方是壞的，放在你這裏就會變成好的。這兩者之間的唯一差別就是，一個制度放在別的地方可以被批評、可以被唾棄，但放在你這裏，卻不能被批評。」
劉蘇里認為，圖書的本質是對事物進行的研究，其任務就是揭示事物複雜的面向、內在的機理和邏輯，給與之前沒有觀察到這些面向的讀者以啟發和引導。「好的作品就是研究這些東西的，而不是歌功頌德的」。
但這也對當下中國的知識分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困難時期，守住底線，爭取出更多的好書，不只是讀者的需要，更是一個文明國家的需要。這就是知識分子存在的價值，如果這一點沒有做好，沒什麼可說的，就是知識階層的失職，不能將責任全部推到時代身上。歷史上有很多黑暗時代，很多人選擇站出來說話，因此被關進了監獄，甚至被絞死、被燒死。雖然現在不能這樣要求中國的知識階層，但他們就是吃這碗飯的，責無旁貸。」劉蘇里直言。
在徐明生記憶中，中國知識分子的高光時刻發生在2012年及以前。在那個時候，任志強還能出資租賃場地，請朱學勤等自由派知識分子公開討論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推薦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並探討革命與中國的開放社會等話題。
如今，朱學勤已不被允許出書及公開發表意見。2020年4月，任志強以貪污罪、受賄罪、挪用公款罪、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被司法機關判處了18年有期徒刑。但相對於他被指控的罪名，外界更傾向於認為這是他對中國國家領導人及相關政策的公開批評而引發的政治報復。
「通過閱讀獲得解放」
「由於政府開始進行動員，並要求公眾遵循國家支持的制度和規範，人們逐漸在不同程度上與政府共謀，鎮壓了他們自己。」
楊·格羅斯《鄰人：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中猶太群體的滅亡》
作為1989年天安門抗議的學生，劉蘇里曾被捕入獄，出獄後創辦了萬聖書園，它被公認為是中國大陸收納了最全思想類圖書的書店。
首次出入萬聖書園的人均會被高懸於書架之上的「通過閱讀獲得解放」幾個大字震撼到，這一大膽且極具政治意味的標語與當今中國的文化環境格格不入。
對於如何定義「解放」，劉蘇里解釋說，一個人有了自我意識後，終其一生都在追求解放，而解放在很大意義上是指思想不斷覺醒的過程，即不斷變得自由的過程。在他看來，與社會和文明的進化一樣，人的進化也需要不斷的破除禁忌。
但當禁忌不但沒有被消除，相反還在不斷發揮作用的時候，一個社會的文明及身處其中的人也會走向相反的方向。
「在大時代面前，個體太過渺小，只能被碾壓」，但劉蘇里同時指出，如果有更多人一起努力，也許會抵擋洪水滔天，甚至改變潮汐的方向。
事實上，有很多人確實在努力，只是沒有成功。
豆瓣上流傳着一份名為「有版權，但無法出版」的圖書清單，其中包括理想國譯叢的《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的歷史1891-1924》《俄國革命史：1891-1991》《日瓦戈的孩子：俄國最後的知識分子》；甲骨文叢書的《浩劫之地：希特拉與斯大林之間的歐洲》《斯大林：權利的悖論1878-1928》《伊萬的戰爭：蘇聯紅軍的生與死1939-1945》《前朝舊人：俄國貴族的最後歲月》《崩塌：柏林圍牆的意外開放》《斯大林：紅色沙皇的宮廷》等；以及其他多家出版社包括《遙遠的目擊者：阿拉伯之春紀事》《列寧的墳墓：一座共產帝國的崩潰》等書在內的大量社科圖書。
對於這些無法見到天日的書目，徐明生表示：「中國現有體制承襲蘇聯，從這個層面來說，他國即是我們的鏡子。他們走過的路，不管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當然多是失敗且反人類的，都能為我們打開一扇認知自己的窗戶。但是很遺憾，現在，這些窗戶都被關上了。」
作為圖書編輯，周曉認為自己及很多圖書出版行業的從業者都是有情懷的，但同時也坦承已越來越習慣於自我審查，並將其內化為了一種能力。
「我們清楚讀者想要看什麼書，但在中國，圖書出版與其他市場經濟模式下的商品不同，供需關係並不能完全由市場決定。相反，作為出版商，尤其是以盈利為目的民營出版公司，我們只能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去迎合更多一般受眾的需求」。
他曾做過一道算術題：一本拿到了版權但無法出版的書，會對出版社帶來多大的損失？「大概十幾萬人民幣，其中包括1至2萬美金的版權費用，2萬人民幣左右的翻譯費用，以及相應責任編輯大概兩萬左右的工資。」
周曉所在的出版公司已經上市，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選擇餘地被大幅縮小。出版可以盈利的書，以在資本市場對股東負責，成為了他們的重要任務。
那麼什麼樣的書安全且可以盈利？
「十年前，『啟蒙』是社會主流導向，現在，愛國生意如火如荼，就看你願不願意做了。」徐明生表示。
曾有相關部門向徐明生伸出橄欖枝，問他願不願意接下一項國家重大選題的圖書編撰工作，並對他表示，這項工作的收入足以讓他和他的團隊在一年內賺得盆滿缽滿。但他拒絕了，「我還沒墮落到那種地步」。
對當下這種導向，李佳明感到憂心忡忡，「國家並不想讓大眾接觸更多有深度的圖書，相反，卻樂於見到大家被垃圾短視頻包圍，鼓勵娛樂消費，希望更多的人醉生夢死。換句話說，思想混沌的群體更容易被控制與操控，這也是圖書被消失後，作為受益方的國家最喜聞樂見的地方。」根據統計數據，美國人2022年的平均閱讀數量為12.6本，中國在2021年的最新統計為4.67本。
在徐明生眼裏，「資深」在圖書出版行業並不是一個好詞。「『資深』意味着曾經經歷過榮光的洗禮，也正是因為這樣，太多的人容易沉溺於過去，變得期期艾艾。」
更為現實的選擇是，同周曉一樣，依託當下除「愛國」以外的市場需求去制定出版目標，「我經常逛小紅書和抖音，想要了解年輕人在想什麼，他們需要什麼」，徐明生說。
但劉蘇里選擇不妥協、不迎合。
作為一家沒有商業推廣，純靠口碑進行傳播的書店，劉蘇里對萬聖書園頗有自信，「很多年輕人通過各種渠道知道了這裏，他們在這裏體驗到了之前從未有過的書店經歷，然後他們就再也沒走過。而即使這些年輕人走了，還會有新的人補充進來，他們共同構成了我們的讀者基礎。」
荒誕的是，與萬聖書園同位於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的中國最高學府——清華大學，在官方公佈的2019年至2021年圖書館借閱排行榜中，《毛澤東選集》連續三年位列榜首。清華大學新聞學院2022年開學典禮中，學院教授李彬直接表示毛選文章是講好中國故事的典範。
對此，吳清翔感慨：「現在的學生太可憐了，想要尋求思想的突破，卻只能寄情於毛選。」
應受訪者要求，吳清翔、周曉、李佳明、徐明生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