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下稱《叫魂》）繼續在北京萬聖書園2023年3月的暢銷書排行榜中佔有一席之地。
自2022年5月登頂中國大陸這一最知名獨立書店每月暢銷書榜首以來，《叫魂》已連續上榜11個月。
《叫魂》於1990年首次出版，該書描寫了清朝乾隆年間一項名為」叫魂「的妖術引發的社會恐慌，重點分析了事件背後從帝王到基層官員之間多層級官僚的運作機制，展示了恐慌與流言如何攪動」盛世「的王朝政治。對於這本書至今被讀者追捧的現象，書評作者吳清翔評價道，這就是圖書的生命力所在，「當然在有些人眼中，這也正是圖書恐怖的地方」，他補充說。
與《叫魂》在萬聖書園的霸屏截然相反，中信書店和西西弗書店這兩家大型連鎖書店早在2022年10月前後便已將該書悄然撤下。
而與有形的消亡相比，無形的消失更易蠱惑人心。
2023年3月，中國大陸一家專注圖書行業諮詢的商業機構發佈《2022年圖書零售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22年中國大陸出版的新書品種數相較2021年減少2.5萬種，其中原創新書減少5000種，引進新書減少2萬種。
新書品種的減少對大眾而言無從覺察，但獲得出版資格的圖書所傳遞的內核卻在潛移默化中慢慢滲透進公眾認知的肌理。
對於減少的新書品類，多位圖書編輯總結稱，近兩年來，大環境所迫，出書的一大原則是「不能說中國不好，以及不能說外國好」。
萬聖書園的創辦人劉蘇里將圖書出版行業面臨的這種境況形容為「水已經淹到了脖子」。作為萬聖書園的創始人，他在竭力呼籲出版機構不要讓一些書消失，「要讓知識的池子、思想觀念的池子、藝術文化的池子，保持一定的濃度，這樣在有人願意跳到池子裏後，才不至於喘不過氣」。
被壟斷的敘事權力
「沒有人會哀悼舊中國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當時的標準，它所造成的社會傷害也已超出了僅僅壓碎幾個無依無助的遊民踝骨的程度。」
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在吳清翔看來，《叫魂》帶給大眾的情感共鳴根植於疫情三年公權力的肆無忌憚，只是人們苦於找不到新近發行出版的相關圖書來進行知識情感寄託，轉而只能在故紙堆里尋找現實的映射。
「對於疫情期間的所作所為，官方迄今沒有任何反思，徒留大眾自行癒合傷口。但是不反思、不追責，強行假裝過去三年的種種事件沒有發生，並不意味着這段歷史可以蕩然無存。《叫魂》的再次暢銷，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便是公眾的『追責』。」
2023年4月1日，上海封城一周年之際，有讀者指出此刻重讀《叫魂》，可以將200多年前的歷史與當代史無縫融合，並戲稱這本書的現代名稱完全可以改為《清零：2022年中國的荒誕社會》。
但這也僅是民間很小範圍內、極具影射意味的「追責」。事實上，中國大陸的學者、作家在《方方日記》之後再無人公開寫作出版關於疫情防控、公權力失控的書籍。這意味着，到目前為止，對於剛剛過去的三年，中國知識界沒有成體系的記錄文本留存。
在周曉看來，這是國家權力壟斷公共敘述的一個鮮明例證，並表示：「那減少的幾千種原創圖書中，也許就有中國知識分子想要就疫情管控所做的公開表達，只不過他們被剝奪了敘述的權力。」
周曉是一家知名出版公司的圖書編輯，在他的認知中，對國家權力的忌憚早已是中國出版業的傳統。他對民營出版機構絕對不能觸碰的禁忌隨手拈來：「包括黨史在內的近代史、國家領導人的傳記、民族問題等等都屬於絕對的禁忌。」
這些禁忌在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印發的相關規定中有明確表述，其中涉及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等方面的內容選題；中國人民共和國歷史上重大事件、重大決策過程、重要人物選題；專門或集中反映、評價「文化大革命」等歷史和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選題；反映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經濟、政治、歷史、文化、重要社會事務等選題；涉及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時期重大事件和主要領導人選題等12個方向的選題內容被稱為重大選題，需要向國家有關部門備案，未經備案批准的，不得出版發行。
與上述規定的明文訓示相互配合，逐漸收緊的潛在隱形規則也在發揮着越來越震懾人心的作用。
李佳明形容這種收緊為「風聲鶴唳」，「沒有任何人告訴你出版的尺度在哪裏，而是對所有可能敏感的題材採取『一刀切』的政策，即一律不許出。」
李佳明同樣是一名資深的圖書編輯，曾着手策划過幾本關於納粹德國的圖書，但在層層審核中，無疾而終。「從始至終都沒有人告訴我不能出的原因是什麼，給人感覺這就是審核部門的任意而為，所以有時候出書真的靠的是運氣。」
在周曉看來，這種從不明確告知原因的做法，大概是審核部門害怕留下把柄，不希望相關審核意見被二次發酵，想要低調處理審查事宜的手段。「畢竟對文化產業的重拳出擊折射出的是權力的狂妄、魯莽與肆意，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
不過在劉蘇里眼裏，對圖書的「迫害」和設置的禁忌，更像是一種固有的「民族基因」，一種從「焚書坑儒」延續下來的權力對「求知」的恐懼。這種恐懼讓審查暗箱中的手起刀落變得更加殘酷。
周曉和李佳明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即關於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圖書越來越難出版了，「尤其是關於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歷史的書。放在十年前，這是不可想像的。至於不讓出的原因，我同樣只能猜測，因為這些國家同樣都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其中很多國家甚至制度已經失敗了，官方應該是害怕相關書籍會影射一些什麼，比如社會主義制度的缺陷、以社會主義之名施行的人道主義災難。」李佳明指出。
作為中國最負盛名和影響力的出版品牌，理想國曾分別在2014年和2016年出版了「蘇聯三部曲」——《蘇聯的最後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古拉格之戀：一個愛情與求生的真實故事》，這三本書被收納進理想國譯叢系列。但在2017年這幾本書便淪為「禁書」，被從各大書店下架，並被禁止印刷發行。
對於出版這些圖書的初衷，曾在理想國工作過的徐明生直言：「十年前，中國崛起的聲浪非常大，而崛起的聲音發出之後，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也與之前不再相同。但世界究竟是怎樣的，我們仍舊需要去解讀、去了解。此外，世界上很多國家也都和中國一樣面臨着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如何處理『國家傷痕』（例如文革遺傷），我們需要去學習他人的經驗，這可以讓我們變得更強大。」
如今，對於自己的身份定位，徐明生展示了出人意料的坦承：「就是一個圖書販子」。而理想國初創時，在對別人提及「理想國」這一名稱時，徐明生會感覺不好意思，即使這個名字凝聚了理想國創始團隊的情懷與抱負，他仍擔心這個品牌難以承受這三個字所蘊含的社會寄託。
另一面，有台灣學者曾致電理想國編輯部，指出柏拉圖筆下的理想國是一個思想禁錮、封閉的世界，是蘇聯式的烏托邦，中國共產黨也曾宣揚要建設一個這樣理想國。因此，為擺脫這個名字可能的負面影響，在思考其相應的英文名稱時，查閱大量資料後，理想國當時的負責人決定採用「Imagine」，「想像另一種可能」，徐明生說。
「此書不禁，恐危及國本」
「將國家與百姓對立起來，強調國家的富強必須建立在百姓的愚昧與貧窮之上，這是商鞅變法的核心理論。百姓越弱、越愚，國家就越強越穩定，這是商變法的核心邏輯。」
諶旭彬《秦制兩千年》
徐明生不喜歡「啟蒙」一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