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八０年代以來，全球各國不約而同走向自由經濟之路，到底自由經濟是什麼，由該理念能否形成政策？要探索這些課題，有必要先就思想淵源追溯起，這也必得溯自芝加哥經濟學派和奧國學派。到底這兩個學派的重要學理和主要代表人物為何，且看本文的扼要介紹。
楔子
不管是學過經濟學的抑或是經濟學的門外漢，對於凱因斯（J.M.Keynes）的大名是不會陌生的，這位對總體經濟學有深遠影響的大人物，其經濟學理在經濟圈裏受到極大爭議，有人將之捧上天，也有不少人棄之如敝屣，而對其名揚四海的經典之作《一般理論》也有同樣的兩極評價。不過，儘管該書的專業學術觀點受到不同的論評，但凱因斯在該書所作的最後結語是得到共鳴，時常被有名的學者所引用，那是關於「觀念力量」的詮釋。話是這麼說的：（這是邢慕寰院士的譯詞）
「……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的觀念，無論是對的還是錯的，都比普通人所想像的有力得多。說實話，這個世界很少受其他力量的主宰。有些實行家自以為不受學術思想的影響，其實往往是一些已故的經濟學家的奴隸。那些掌握權力憑空臆度的狂人，也不過是從多年前一些不大知名的著作家那裏導出他們的妄想。我深深相信：與觀念的浸淫灌輸的影響比較，既得利益的勢力大大地被誇張了。觀念的浸淫灌輸，當然不會立即生效，而要一段相當的時間。……但是，無論是對好的方面或對壞的方面，觀念遲早總比既得利益更加危險。」
凱因斯的警語明白的告訴我們，「觀念」的影響力既深且遠，而觀念的形成有賴「思想」的引導，至於思想的異同，則可來自不同的「學派」。在經濟政策方面，其邏輯推理也不會例外。那麼，曾經流行且主導世界經濟的自由經濟政策，又是源自何種經濟學派呢？由強調自由、開放、市場機能的角度觀之，芝加哥學派和奧國學派所主張者與之最為接近，那麼，這兩個學派又是什麼呢？
芝加哥經濟學派
一提到芝加哥學派，大家就不免想到弗利曼（M. Friedman）教授，雖然他又被稱為「重貨幣學派」的龍頭，但該學派其實就是芝加哥學派在某個階段時的稱呼而已，而所謂的芝加哥學派，其明確的定義及解說，恐怕也是在弗利曼手裏完成的。弗利曼就在其一篇名為〈芝加哥學派〉的講稿（據說是在某一年新生訓練時對新入學的芝大學生之講詞）中，開宗明義的說：「對全世界的經濟學家來說，芝加哥這個名詞，指的並不是一個城市，也不是一間大學，而是一個學派……。」弗利曼可說極為傳神的道破芝加哥經濟學派之地位。
要追溯芝加哥學派的起源並不容易，不過，總有幾十年的淵源，因就弗利曼領頭的歲月來說，就已有四十多年了，何況他又不知算是第幾代呢！而就比較近期看，可以溯自奈特（Frank Knight），與其同期的著名成員尚有范納（J. Viner）以及賽蒙斯（H. Simons）。如果要追溯得遠一些，則亞當·史密斯（A. Smith）又可說是芝加哥學派的開山祖師，弗利曼曾說：「……亞當·史密斯生錯了時代，也生錯了國家，否則他一定是芝加哥大學的傑出教授。」我們也知道，亞當·史密斯是以「自由放任」的自由經濟聞名，由此也可得知「自由經濟」思想在芝加哥經濟學派所佔分量之重了。
在弗利曼的大文里，芝加哥學派有三種主要的特色：一、不僅將經濟學當作一門學科，也以科學看待；二、在討論經濟政策時，相信唯有自由市場才能有效組織資源，而懷疑政府干預經濟事務的成效；三、強調貨幣因素對整體經濟體系的重要，而特別着重貨幣數量是造成通貨膨脹的關鍵因素。以下分別詳述之。
芝加哥經濟學派的第一種特色——實證經濟學
就弗利曼而言，這三種特色中，他特別強調第一種科學方法的特色。他認為，芝加哥大學之對世界經濟思潮開始發生影響，應溯自一八九二年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的成立，該系一直都把經濟學看做是與現實世界相關的嚴肅學科，而且，也認為經濟學是一種「實證科學」，亦即，是一種可以廣泛應用到許多課題上的分析方法。
經濟學之為一種實證科學，是經由應用、檢定、改進這三個過程，不斷地循環而成。這種將科學和經濟學渾然視為一體的態度，其實並未被全部的芝加哥學派學者所接受，尤其是早期的領袖們更不以為然，像奈特教授（弗利曼的老師）就沒興趣將經濟學發展成為一門實證學科，因此，奈特比較像是哲學家而不是科學家。
儘管將經濟學視為實證科學並未被芝加哥派學者們全面接受，不過，弗利曼仍確認其系芝加哥學派的最重要看法。其實，這一個特點之所以特別為弗利曼所強調，還有其他的重要理由在：其一，此系芝加哥學派與奧國學派的重大差別所在；其二，就是因為經濟學能夠成為實證科學，乃使其在社會科學中享有后冠，也才使經濟學家在一九六九年開始，被列為諾貝爾獎的頒授對象，因為唯有能夠實證，才可拿出證據來贊同或反對某些政策，也才使經濟學與現實生活有着密切關係。講到這裏，我們就不能不提芝加哥學派的另一位當代重要人物——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去世的史蒂格勒（G.J. Stigler）教授，他也是一九八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
如果說經濟學家被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所青睞，真是因為經濟學是門實證科學的話，那麼，史蒂格勒教授在一九六四年，於第七十七屆美國經濟學會（AEA）年會的會長演說詞就可能貢獻非凡了。那篇演說詞的題目是「經濟學家和國家」（The Economist and the State），該文對於經濟學家未能對政府的公共政策做有用的實證研究，極表不滿和不解。當時，史蒂格勒就說：「兩百多年來，國家的經濟角色一直受到學者的注意，但，沒有引起他們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決心。我相信，在歐陸和英美的文獻中，終年不斷的辯論總脫不了抽象的談論範圍。經濟學家既不想棄問題於不顧，也不想真正加以探究。」接着，他提出數個疑問：「為什麼坊間有關如何評估資產的文獻汗牛充棟，卻沒人就管制團體對價格和費率的影響做出評估？為什麼指責侵犯個人自由的言論聲浪震天，卻沒人積極探討各項福利措施對所得分配之影響？為什麼我們一直甘於讓政策問題留白？」在提出這些疑問之後，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要求：「我們需要一套有關政府行動的正式理論，或是一系列關於政府和私人控制經濟活動之比較利益的實證研究。」
史蒂格勒之所以特別重視政府的公共政策，乃因公共政策的影響層面最深、最廣，而想要政府能夠制定完善的公共政策，唯有以證據顯示公共政策的影響效果，在「拿出證據」之後才能大聲說話，也才可以避免受特權、利益團體的左右。因此，實證研究顯現得特別重要，而在當時，許多數量分析的新技巧已經出現了，史蒂格勒很興奮的比喻說：「數量分析的新技巧之威力，就像是用先進的大炮代替了傳統的弓箭手。」他更進一步的指稱：「這是一場非常重要的科學革命，事實上，我認為所謂的李嘉圖、傑逢斯（W.S. Jevons）或凱因斯的理論革命，比起勢力愈來愈強大的數量化的牽連之廣，只能算是小改革罷了。我認為，經濟學終於要踏進它黃金時代的門檻，不！我們已經一腳踏進門內了。」就是由於有此體認，史蒂格勒在該文的末了這樣說：「我對於我們這一門學問的光明遠景感到無限的欣慰。……過去半個世紀的經濟學，證明了我們的數量研究，無論在影響力、在小心翼翼的程度，或在嘗試的勇氣上，都大大地增加了。我們日漸擴展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將無可避免地、無可抗拒地進入公共政策的領域，並且，我們將發展出一套制定明智政策所不可或缺的知識體系。而後，我相當明白地希望，我們將會變成民主社會的中堅人物和經濟政策的意見領袖。」
其實，在史蒂格勒此篇大力呼籲重視實證工作的重要著作之前，他自己已經以身作則的率先從事有關「電力管制和證券市場管制」的先鋒式實證研究，也由於親身體驗到「拿出證據來」的重要性，才有感而發的發表該篇大作。事隔五年之後的一九六九年，諾貝爾獎首次頒給經濟學家，而得獎的就是兩位著名的「經濟計量專家」——佛瑞斯克（R. Frisch）和丁伯根（J. Tinbergen）。由這個事實，也可印證上文所言——實證經濟學是何等被看重了。即使到最近，年輕一代的芝加哥學派健將黑克曼（J. Heckman，2000年諾貝爾濟學獎主）更是堅信「將經濟學置於可供實證的基礎上……，如此一來，經濟學就可能會有所進展」。
因此，弗利曼將實證經濟學列為芝加哥學派的第一項特色，而且特別強調它，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芝加哥經濟學派的第二種特色——自由市場
芝加哥學派的成員中，有些時常發表關於公共政策的意見，由而才使芝加哥學派能見諸媒體，使該學派為人所知。這些人在對公共政策發表意見時，都強調自由市場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弗利曼說：「我敢擔保，世上沒有任何一群經濟學家能像芝加哥大學這一派人一樣，長久以來，如此一致的強調自由市場之特質，而且將其作廣泛的應用。」他所指的廣泛應用，是說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聘任老師，都能以其聰明才智為準，而不管他們的政策觀點為何。弗利曼認為，這種強調自由市場的政策方法，並不與科學的方法相牴觸。他甚至強調：「任何人想要了解世界、想要使用經濟理論來分析世界行為方式的人，都遲早會認清政府干預市場的缺失；甚至於好意的干預者也會發現，他們的美夢終將成空，亦即，最後的結局與他們所想要得到的不同。」
這種重視市場機能的自由經濟特色，是延續古典經濟學家的傳統，而且將之發揚光大。其實，當前的專家或政客，甚至是一般人民，都認定自由市場就是代表芝加哥經濟學派，而這一特點也是芝加哥學派和奧國學派的最大共同點，後者對於自由經濟的引申更甚於前者。
芝加哥經濟學派的第三種特色——重視貨幣
這個特色應該是弗利曼所奠定的，我們知道，在學術圈中，「重貨幣學派」（monetarist）是頗為出名的，而其領導者就是弗利曼，就因為他們極為強調「貨幣重要」，乃因而得名。這個特色也是科學方法的一部分，是分析貨幣在經濟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實，關於貨幣角色的分析，是極久遠的事，但將之置於政策上，是一九三０年代之後才有的。由於當時凱因斯理論幾乎席捲經濟學界，對於貨幣的重要性不屑一顧，就只有芝加哥大學是唯一相信貨幣因素對整體經濟體系極為重要的研究機構。
芝加哥學派學者認為，貨幣政策的重點是在貨幣數量的變化，而不是在利率的變化。貨幣數量的變動對產生通貨膨脹、衰退和蕭條而言，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弗利曼的名言：「任何通貨膨脹都是貨幣現象。」就可知其重要性之一斑了。弗利曼認為，政府維持穩定的貨幣數量增加率，是其應採行的適當政策。關於貨幣數量的重要性大於利率這種看法，早已被廣泛接受，但在「以法則替代權衡」的這個主張上，仍無法被完全接納。畢竟，人是重視權力的，而全世界的中央銀行總裁、政客，仍舊希望以人為措施來調整貨幣體系，認為如此才可以平抑景氣循環，而使經濟體系維持穩定。
綜觀弗利曼所提出的芝加哥經濟學派三種特色，就第一種和第三種而言，現今已大致被其他各個學派所認同，而只有第二種還維持其獨有的強烈特色。或許就是因為如此，如今才有「自由經濟」和「芝加哥學派」渾然一體的一般看法。不過，嚴格說來，此種特色不是芝加哥學派的專利，奧國學派的學者更是死心塌地的信服之。那麼，奧國學派又是什麼呢？
奧國學派
大致說來，所謂的奧國學派，迄今已傳至第五代，奠基者是孟格（C. Menger,1840～1921），第二代的領導者是龐巴衛克（Bohm-Bawerk,1851～1914），第三代的代表人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第四代的掌門人則為海耶克（F.A. Hayek,1899～1992），已故的內華達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羅斯巴德（M. Rothbard）算是第五代的奧國學派。
根據瑪哈祿普（F. Machlup）的歸納，奧國學派有六種共認的特色，另有兩種受到爭議的特點。六大共認的特色分別是：一、個人主義方法論。認為經濟現象的解釋皆需回歸到個人行為上；二、主觀主義方法論。經濟現象的說明需訴諸於個人主觀的感覺、判斷；三、邊際主義論。此即，所有的經濟決策，其價值、成本、收益、生產力等等，都由最後加入的那一單位來決定；四、嗜好和偏好。個人對於財貨和勞務的主觀評價，決定了對於它們的需求；五、機會成本。即從事某種行為所放棄的其他各種行為中所能獲得的最高價值；六、消費和生產的「時間」結構。首將時間這個重要的因素引入分析中。另外兩種引起廣大爭議的特色，都是由米塞斯提出的，分別是消費者主權和政治的個人主義。前者強調消費者才是財貨需求和決定生產、投資計劃的主角；後者則認為，僅當個人擁有充分的經濟自由時，才有可能保障政治和道德的自由，一旦經濟自由受到限制，遲早會走向專制政權，終而破壞個人的自由。
由這些奧國學派的特色可以得知，此派學者極為重視個人，而且強調自由，既然強調「個人自由」，當然也就反對政府的干預。對於共產政權和專制政權這些限制個人自由的集體主義論，當然極力的撻伐，就這點言，米塞斯、海耶克，以及羅斯巴德這三位掌門人，表現得尤為突出。米塞斯和羅斯巴德都曾深受共產政權的迫害，所以更對共產主義恨之入骨，而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則使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許多國家免於投入社會主義陣營。
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大行其道之時，幸賴奧國學派的米塞斯、海耶克這對師徒的一股清流，以書生之見阻遏了社會主義的擴張，實在可算是學術界的異數。奧國學派學者在長期孤軍奮戰社會主義和極權主義時，也長期受到無情的圍攻，幸而諾貝爾獎評審委員獨具慧眼，於一九七四年將經濟學獎頒給海耶克，不但補償了海耶克的孤寂，也使奧國學派的學術地位提升了。
不過，據史可生（Mark Skousen）在《大審判—經濟學的謊言和迷思》（Economics on Trial-Lies, Myths, and Realities）這本書中所言，美國的經濟學家對奧國學派理論的興趣正日漸增加，但，無法從經濟學教科書和其他經濟出版品中得到這個新發展。在流傳最廣的薩繆爾遜（P.A. Samuelson,第二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經濟學》這本教科書所附的「經濟學派的族譜」中，奧國學派甚至不構成一個單獨的經濟學派，海耶克則被放入「芝加哥學派」中。
對於這樣悲哀的疏忽，史可生認為有三個原因：第一，奧國學派對於總體與個體經濟活動，提倡極端的自由放任，與當時掌權者的想法相反。他們認為，干預愈少的政府，管理的愈好。政府唯一的法定功能，是在保障人們的自由，任何其他形態的政府干預經濟，都會妨礙生產活動。根據奧國學派學者的分析，國家涉入經濟活動，並不是解決不景氣的方法，反而是造成不景氣的原因。
在經濟大恐慌之後，以及在凱因斯的影響下，大部分經濟學家都將奧國學派視為古老的學說，很少再提到他們的分析能力。只有當過去的幾十年裏，全世界許多政府都受苦於（或者本身導致）嚴重的經濟問題時，奧國學派的分析才又開始被人們認真的考慮。
第二，如上文提過的，奧國學派的學者，對於經濟分析一定得使用大量的數學與計量模型，抱着高度的懷疑。在極端的例子中，米塞斯甚至拒絕在著作中放入任何圖形或表格，因為他不相信它們。然而，米塞斯的大部分學生，倒不會如此極端。他們喜歡用邏輯的解說方式，來表現經濟概念，而不用數學方程式。同時，奧國學派的研究方法，也是高度個人主義的；他們的經濟分析是立基於理性的演繹，而非實證的分析。他們強調，經濟學是對於「人的行為」的研究，而對於人，並沒有固定不變的東西，這和自然科學的機械導向完全不同。當大部分專業的經濟期刊都大量使用數學及實證方法時，也就難怪奧國學派會被經濟專業領域拒絕。
第三，經濟哲學的派系之爭往往非常劇烈。二次世界大戰後，校園中瀰漫着凱因斯學派的政府干涉主義，以至於在美國的米塞斯一直無法在主要的大學中謀得專任的教職。他在紐約大學的訪問教授任內終老一生，並且是從校外獲得財務支援，而訪問學者的身份，則長達二十年之久。另一方面，米塞斯的學生在投奔凱因斯學派之後，就很容易的在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名校獲得教職。由於米塞斯常常批評別人的學說，所以常被同行批評為「不妥協、好辯和難以忍受」。
由於奧國學派崇尚個人自由，主張「主觀判斷」，無法認同經濟測量而抨擊經濟計量學。因此，反對經濟學成為實證科學，這一點是與芝加哥學派的最大不同點。而即使在自由經濟這種共同立場上，兩個學派也有一些歧見在。
奧國學派的代表人物
芝加哥學派雖被稱為自由經濟思想的重鎮，而芝加哥大學也為「淡水學派」（在美國，主張自由經濟的學府幾乎都靠湖邊，而湖水是淡的，因而得此名）的大本營，但仍對政府的某些功能予以肯定，亦即贊同政府的某些干預措施。而在羅斯巴德的眼中，所有政府的干預措施，不但是無效的，而且有害和會產生反作用，此種主張比「淡水」更進一步，而為「無水」。目前美國的一些學者所提出的「新烏托邦」無政府資本主義，與羅斯巴德的理念是非常相近的。以下就將上提諸位代表人物及較近期活躍的新奧國學派學者做進一步介紹。
當孟格在一八七一年出版那本創新的《經濟學原理》時，他也就創立了經濟學的奧國學派。這本書對於經濟學家如何看待這個世界，有革命性的創舉。他的書對於歐洲的經濟學家（如英國的傑逢斯）以及美國的學者（如費特〔Frank Fetter〕和陶希格〔Frank Taussig〕）都有很大的影響。在個體經濟學方面，孟格反對「價格是由生產成本所決定」的古老理論，他證明出「價格」只由消費者的「主觀需求」所決定。古典經濟學家一直嘗試解決著名的「鑽石和水的矛盾：為什麼水對生命遠比鑽石對生命更重要，但是鑽石的價格相對於水，卻是如此的昂貴？」以往的經濟學家，試圖借着區別「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來解決這個矛盾。孟格則由物品的價值是由它們的「邊際效用」而非「總效用」所決定的，來解開困惑古典經濟學家數百年的矛盾。換句話說，鑽石之所以比水價值更高，是因為在一般的情況下，多一顆鑽石比多一杯水對人們有更大的邊際效益；而且如果使用的數量愈大，邊際價值或價格就會愈低。這個分析法也是當今標準經濟學所採用的。孟格也認為所有的商品都得經過一個「耗時」的生產過程，而這個「生產階段」的研究法也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基礎。現在，「時間結構」的研究法在做投資決策時被證明很有用處。
龐巴衛克繼承了孟格的看法，他也是奧地利在二十世紀交替時的財政部長，幫助奧地利走向金本位制度。他認為，個人和企業都採用了一個「迂迴」的生產過程，以獲得經濟成長和比較高的生活水準。他所謂的「迂迴」過程，就是犧牲目前的消費，以便生產更多的資本設備和延長生產過程，然後生出未來更多的消費。大部分的經濟學家現在都相信，這是經濟成長必須要有的理論。他也是首先反駁凱因斯學派「反對儲蓄」的經濟學家之一。
米塞斯跟隨着龐巴衛克的腳步，成為二十世紀最主要的自由市場健將，以及奧國學派的領導人。在一九二０年代到一九三０年代初期，他在維也納大學主持有名的私人研討會，學生包括海耶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瑪哈祿普以及羅賓斯（Lionel Robbins）。米塞斯在一九三四年因為納粹盛行而前往瑞士，並在一九四０年遷入美國，在紐約任教超過三十年。米塞斯是第一個發展出一般性的「主觀經濟學」（subjective economics）的奧國學者。早期的奧國學者，主要的研究重點是個別的價格和廠商的活動，但米塞斯把個體經濟學和總體經濟學的貨幣銀行結合起來。他的第一本著作《貨幣與信用的理論》出版於一九一二年，他運用了孟格的邊際效用理論、威克塞的自然利率假說，以及龐巴衛克的資本理論，而發展出完整的「貨幣與景氣循環」的分析。他指出，貨幣對於相對價格、所得，以及企業活動都有明顯的影響。像他的前輩一樣，米塞斯也強調儲蓄和資本形成的重要性。他說：「凱因斯學派的本質在對於認識到儲蓄和資本形成可以改善經濟的重要性上，完全失敗……。而一個好政府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袪除所有阻礙新資本累積和投資的東西。」
米塞斯的學生中，最著名的就是海耶克（其實海耶克並未真正上過米塞斯的課），他在經濟大恐慌發生之前，就提出了警告。在一九三０年代初期，他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書，並提出了他的景氣循環理論，以解釋經濟大恐慌。立基於孟格的「時間結構」觀念，海耶克解釋了通貨膨脹如何會誤導資源的運用，而人為造成的經濟繁榮，最後必定會在經濟走下坡時結束。我在第四章中再詳細介紹這位大師。
熊彼德（一八八三～一九五０）是龐巴衛克的學生。他在一九三二年遷往美國，直到一九五０年去世為止都擔任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他也是一九四九年美國經濟學會的會長。熊彼德的研究焦點是在「企業家」的身上，他認為企業家在經濟活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對熊彼德而言，企業家首先會把經濟活動帶離經濟的均衡情況，但其他奧國學派學者卻認為，企業家是使經濟活動趨向均衡情況的人。另一方面，熊彼德也不同意米塞斯和海耶克的景氣循環理論，他相信景氣會在五十年到六十年的循環中反覆出現；同時他也拒絕奧國學派黃金本位制度的理想貨幣體系。
羅斯巴德常被視為新奧國學派的掌門人，但並非所有的新奧國學派的人都同意。不過，大部分的經濟學家都同意，羅斯巴德的著作有很深遠的影響。羅斯巴德的第一部作品《人、經濟、和國家》在一九六二年出版，本書對凱因斯理論作了完整的批判，並且對生產、利息、儲蓄，以及經濟成長和政府政策，都有很深入的討論。他的主要觀點是，政府對於貨幣數量以及公共支出的干預，一定會妨礙生產和經濟成長。因為廣受歡迎的緣故，羅斯巴德的第二本書《美國的經濟大恐慌》，對一般大眾產生很大的影響。這本書出版於一九六三年，是對一九三０年代經濟大恐慌的歷史進行再檢查。他清楚的解釋出，為什麼政府的通貨膨脹政策應該為景氣循環負責，而不是自由市場。幾十年來，羅斯巴德只能在紐約市一所鮮為人知的理工學院擔任經濟學教授，最後才好不容易被拉斯維加的內華達大學聘為經濟學教授。
在奧國學派傳統下的其他學者，還包括紐約大學的柯茲納（Israel Kirzner）和拉赫門（Ludwig M. Lachmann），奧本大學的伊格（Leland Yeager）和蓋力森（Roger Garrison）……等人。
一九八六年以「公共選擇理論」獲得經濟學諾貝爾獎的布坎南（J.M.Buchanan），自認為是奧國學派的追隨者。布坎南對政府的支出政策以及聯邦政府的官僚制度，有深入的批評。他認為這些東西先天上就會膨脹，而且官僚的既得利益往往會使政府開支擴張的程度，遠遠超過它有用的功能。布坎南發展了奧國學派的看法，他將政府看成是個別決策者組成的團體，這個團體會設法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而且，他們的行動是根據對他們「自己」的風險和報酬來決定的。
屬於奧國學派的一些學術期刊，現在已經問世的包括：華盛頓特區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出版的《卡托季刊》（Cato Journal）；奧本大學的米塞斯研究所出版的《奧國學派經濟學評論》（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以及由梅森（Gerald Mason）大學的市場過程研究中心出版的《市場過程》（The Market Process）雜誌。
尾語
在一九八０年里根主政美國之後，自由經濟的思潮廣被全球，不但其他的自由民主國家也爭先恐後地行此大道，連共產世界也在蘇聯和中共的帶領下，快速地拋棄共產主義而向自由經濟靠攏。此種演變趨勢並非一朝一夕而成，或可追溯至一九七四年海耶克的獲頒諾貝爾獎，緊接着弗利曼（一九七六）、史蒂格勒（一九八二）、布坎南（一九八六）、寇斯（R.H. Coase,一九九一）、貝克（G.S. Becker,一九九二）這些芝加哥學派或新奧國學派學者也得獎，使得自由經濟思潮澎湃洶湧，而此思潮卻是源於奧國學派的一貫理念。儘管往後的政策取向或許會有轉變，但可以確信的是，此二學派由「人性」着眼的思想，卻會永遠長存！
註：本文由原載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美國月刊》第四卷第七期的〈美國經濟思潮的重要泉源——芝加哥學派和奧國學派〉一文大幅增補而成。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