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最近準備的一個演講的提綱】
收縮期：對於目前的經濟情況我使用這樣一個模糊表達法
疫情結束之後，對於當前的經濟，人們腦子裏有很多問號：為什麼經濟反彈不如預期？目前的狀況會持續多長時間？為什麼各級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中有的收效甚微？
對於當前的經濟情況，人們用不同的說法加以概括。為了方便討論，我使用一個模糊表達法，將其稱之為經濟收縮期。這個經濟收縮期，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加以理解。重要的是，這個概念可以概括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大家都能夠模模糊糊、隱隱約約感受到的那些東西。
2017年年底，我第一次使用收縮期的概念，當時主要是從人口的意義上使用的。2018年，我提出，在經濟收縮期，我們需要有一種收縮型思維。這裏講的收縮，已經不是人口意義上的收縮，而是經濟意義上的收縮。2022年，我提出，我們也許要經歷一個並非短暫的經濟收縮期。
收縮期這個概念，可以包括多重含義。第一，經濟增長在低位徘徊；第二，面臨的問題，可能不是一種暫時的現象；第三，經濟的活躍程度降低：第四，社會預期變差，表現為信心不足；第五，最麻煩的問題是存在一種下降螺旋的壓力。
面對經濟收縮期，最重要的是三件事：第一，保增長，使經濟能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第二，化風險，特別是房地產和地方債方面；第三，促轉型，即促進產業的轉型和升級，為迎接下一個增長階段做好準備。
和平紅利結束時代的國際環境
這個問題太重要了。改開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可以分為兩大段。第一大段，中國的GDP在改開前是1977年是3250億元，上個世紀末達到將近10萬億。本世紀，從將近10萬億起步，2022年超過120萬億。在這兩個階段中，第一段主要是靠改革，第二段主要是靠開放。
加入WTO之後的開放與上個世紀的開放不同。上個世紀的對外開放主要是引進，包括技術、資金和管理等。加入WTO之後的開放，則是將中國納入國際秩序，融入世界市場。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以世界市場為依託的巨大產能，中國成為最大的世界工廠。正因為如此，我們說中國是全球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國際秩序的最大受益者。
現在的情況在發生重要變化。在過去這一段時間，我一直在思考的三個問題：第一，我們現在面臨的國際環境究竟是什麼樣的（我試圖用大拆解的概念來加以概括和分析）？第二，產業鏈的轉移有沒有一個臨界點？如果有，這個臨界點到沒到？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世界工廠地位會不會受到挑戰？第三，中美關係有緩和的可能嗎？
此外，歐洲未來的走向特別值得注意。如果特朗普上台，對烏克蘭的支持減少，歐洲就會被逼到了一條窄路上，歐洲需要獨自面對俄烏戰爭的問題。馬克龍最近關於參戰的話，我們不要不當回事。這樣一來，歐洲會對與之有關的問題更加敏感。這個因素將來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歐關係的發展。
注意幾句話：1、新加坡外長維文說，二戰後的七八十年，全球享受了「和平紅利」，但現在已經結束了；2、一些媒體的說法：防止中國的通縮輸出；3、布林肯：你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單里，兩種解釋；4、原來是我們把門從裏面鎖上，自己想開門門就開了，現在是人家把門從外面鎖上了。這幾句話對於我們理解國際環境的變化，都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從短缺到過剩：中國問題的轉換
有人曾經講過這樣一段話：一個國家如果好好干不折騰，從落後的狀態開始起飛，達到一個比較發達的水平，並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一般地說，大體30年的時間就可以做到這一點。但繼續往前走，就是問題了，因為這時候後發優勢已經用盡了。
1997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1997年下半年開始，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出口明顯下滑，國內95%的工業品供大於求。外向型企業經營困難，大批農民工失業。同時，全國1.6萬戶國有工業企業中39%處於虧損狀態。受此拖累，國有銀行隱形不良率大幅上升。這標誌着，過剩取代匱乏與短缺，成為中國突出的問題。
有人說，為什麼企業現在不貸款不投資，原因是企業家的信心問題。我承認信心確實是個大問題。但我還是要說，就算信心的問題解決了，你讓他去投資什麼？現實是，房子房子過剩，汽車汽車過剩，家用電器家用電器過剩，生活用品生活用品過剩。舉目各個行業，不過剩的行業有幾個？
還有人說，為什麼居民消費不踴躍，是因為消費者的信心和預期問題。這話我也同意，但我還是要說，在經歷了幾十年的超前、過度、透支的消費之後，一部分人的消費已經處於飽和狀態，另一部分人因預期問題不敢消費，還有一部分人則是無力消費。
熊彼特認為，技術創新要能夠將人類經濟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必須能夠引發大規模的商業革命、消費革命。過去幾十年中國快速發展的一個基本背景是：我們趕上了世界上機電技術革命大規模轉化為一系列家電產品，並由此引起一場消費革命的過程。現在，這場大規模集中消費的過程已經結束，而且，技術上正處於全面內卷狀態，我們不要期待過去那種消費潮可以重來。我們需要形成一種基於正常消費基礎上的發展模式。
要以不斷增長的消費替代不可持續的投資
中國發展的潛力仍然存在，甚至可以說，保持一個較快的發展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關鍵的問題是，如何使潛力成為現實。
在改革開放初期，那時中國所面對的幾乎是全面的短缺，供給是最主要的瓶頸。在這樣的情況下，增加供給顯然是決定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由此形成的是投資為主導的發展方式。而到了今天的全面過剩時代，邏輯已經完全反了過來。投資主導的發展方式實際上已經走到了盡頭，相反，消費在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制約因素。
如果我們轉得早一點，在經濟增長最快的時候，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投入少一點，在民生和產業升級上投入多一點，現在可能要主動多了。但當時的情況是，太想要這個速度了。於是就把錢過多地用到投資。這就造成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債台高築，二是社會的消費能力沒有提高。所以，現在的問題是，要以不斷增長的消費替代不可持續的投資。
轉向以消費為主導的發展方式，關鍵是增強社會整體消費能力。這裏主要是三個問題。第一，在資源配置上，要解決新二元結構的問題，使經濟發展能惠及整個社會。第二，在宏觀分配上，要解決財富在政府和居民間分配的問題，藏富於民，建立一個殷實型的社會。第三，在微觀分配上，要縮小貧富差距，加強社會保障。
增強我們的見識：如何在一個高度不確定性的時代生存
這是一個企業家容易會集體犯錯誤的時代。以房地產為例，那些曾經成功與輝煌過的房地產商，哪個不是精明過人？難道在10年前，至少在7、8年前，他們就沒有意識到中國的房地產已經開始過剩，已經接近轉折點了嗎？但詭異的是，你可以看到，就在這樣的時候，精明的房地產商就像排着隊一樣，一個一個義無反顧地在往坑裏跳。
這是為什麼？是因為，在歷史的轉彎處，周圍來自各個方面的信號幾乎都是誤導性的：金融機構通過信貸發出錯誤的信號、消費者通過過度消費發出的虛假購買力信號、政府通過種種政策發出的扶持與救市能力信號等。
但事情也有例外。對此，人們經常舉李嘉誠和潘石屹的例子。如果將李嘉誠、潘石屹與王健林、許家印等一眾房地產商做個對比，他們的差別在哪裏？是在企業管理的能力上？是在經商的能力上？可能都不是。關鍵的差異，是見識。而見識中的極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對弱信號的敏感以及準確的判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