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印象形成民意，是會影響高層政策制定的。正如當年美國民間爆發的排華示威遊行在一定程度上催成了1882年美國第四十七屆國會對「排華法案」的通過。
在我上一篇文章《也說歧視》發表之後，一位讀者給了我反饋，認為歐美社會對於中國人確實存在較嚴重的歧視，我覺得有必要以這篇文章來補充我對歧視的思考和認識。也以此作為我對那位讀者的答覆。
1993年春天，一天中午，我和我先生萊瑞約定，在他辦公室附近的餐廳一同午餐。萊瑞當時剛上任德美商會（美國西海岸）會長，辦公地點在三藩市金融區，緊鄰唐人街。我早到了十幾分鐘，便在餐館附近漫遊，無意間踏入一個地下室，掛的門牌是「三藩市華人歷史陳列館」。幽暗的館內，一盞燈聚焦在迎面的巨幅攝影肖像上：一個晚清打扮的中國美人，綾羅加刺繡的盛裝，神情淡定，姿態雍容。同框的還有些白種路人甲、乙、丙、丁，皆對她投以獵奇、驚艷目光。我趕緊湊近，去讀解說詞，看看這位在十八世紀就為中國女性贏得如此回頭率的移民先驅是誰家貴婦。卻只有一句話的介紹，說她是1880年代的唐人街名妓。整個陳列館裏，掛的照片多半是一位叫阿諾德.根舍（Arnold. Genthe）的攝影作品。根舍捕捉了唐人街華人的種種珍貴瞬間，使我隔着一百多年歷史，首次了解到我的移民先輩們的生存狀態。我當即買下了一本根舍的攝影集，發現他在德國獲得博士學位後移居美國，也許並不比他的唐人街肖像人物們移民資格更老，在他把好奇、獵奇眼睛藏在他的攝影鏡頭後面時，也是剛落腳這座雛形中的三藩市。根舍不是專業記者，僅僅愛好攝影，而把當年十分昂貴的膠捲用於拍攝中國人形象，可想這個遠涉重洋的異類族群，激起了他怎樣強烈的探索欲。
我的探索欲不亞於根舍。那位無名氏名妓讓我過目難忘。不久，我請萊瑞幫我在圖書館搜尋一切有關三藩市淘金時代的歷史書籍，以及一切有關早期華人移民美國的史料。幸好我有位朋友精通查閱資料，他在萊瑞搜索到的史料基礎上，又在伯克利大學圖書館為我找到了十來本書。我開始閱讀不久，發現三藩市後淘金時期，簡直就是對華人作為族群加以歧視和排斥的歷史。在讀完所有書籍之後，我也沒有解開根舍肖像照里的名妓身世之謎，甚至連她的姓名都沒有找到，但我心裏已經有了華人在1860年代末到1930年代生活圖景的完整長卷。我開始寫作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長篇小說之一《扶桑》。我用史料里的一句記載「據統計，當時三藩市有兩千多個白種男孩用他們午餐和糖果的零花錢定期造訪中國妓女」。據此，我構思了「扶桑」這個形象，以一個白人男孩克里斯對年長他多歲的中國妓女扶桑的曠世之戀，描寫華人移民先驅的苦難和屈辱。克里斯對扶桑的愛，是自相矛盾的，從不懂到企圖懂得，產生了執念般的愛，進而產生拯救扶桑於她晦澀難解的華人社會的執念，最終斷送了扶桑對他的愛。扶桑之所以美，是因為她植根於她苦難重重的古老民族和歷史。這個漂洋過海迢迢萬里而來，不被其他文化所化的種群，被相似宗教、文化背景的人們視為「他者「。小說中的作者（也是小說中人物）對扶桑說：」你不知道這個城市怎樣惡意看待來自遙遠東方的梳長辮的男人和纏小腳的女人。……他們嘀咕：這些逃難來的異教徒。（他們管女性華人叫She Heathens,男性華人He Heathens，用稱呼牲畜、獸類的叫法，來稱呼華人）。他們看着你們一望無際的人群，慢慢爬上海岸。他們意識到大事不好；這是世上最可怕的生命，這些能夠忍受一切的、沉默的黃面孔將在退讓和謙恭中無聲息地開始他們的吞沒。就像我們這批人湧出機場閘口，引得人們突然向我們憂心忡忡地注目一樣，警覺和敵意在這一瞬間穿透了一百多年歷史，回到我們雙方的內心。」
當時白人對華人列舉的種種「罪狀」，包括華人吃陸地上和海洋里一切烏七八糟東西，（那時一些白人不認識蝦，把它們當做海里的蟲子），包括他們的運輸方式——用扁擔挑擔子，包括他們的裝束：男人留辮子，女人纏足，包括他們面部表情不可讀，他們的不可交流，或者在交流中表現的沉默（因為不通英文）。「罪狀」還包括，華人接受僅次於奴工報酬的低薪、接攬白人工友們罷工丟下的活計，甚至包括他們「不堪入耳」的樂器和戲曲唱腔。當然，華人世界的「堂鬥」（各黑幫間的械鬥）、鴉片館、妓館、賭場，是被列為「罪狀」之首的。而不能同理的是，當時各國都在三藩市開妓館、賭場。三藩市當時男女比例是二十多個男性對比一個女性，那樣的單身漢社會使妓女當街受到紳士們脫帽致敬的禮遇。至於鴉片，那是西方殖民者們引介給中國的。以這些種族文化的差異，白人們感到他們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脅。隨着三藩市城市的漸漸成熟，被淘金浪潮落在後面的宗教、法律系統漸漸跟進了這座溶各種移民文化與一爐的城市。這些以基督教文化為優越的人們，認為華人在宗教和文化上居於劣勢。歧視上升到了理論高度，甚至有人類學者從頭顱造型，身體結構，評定華人的劣勢，以此為他們歧視的根據。而在這些歧視華人的白人精英中，有一位我童年愛戴的作家傑克.倫敦。這位善解狼意的作家，讓童年的我對那隻叫做巴克的狼王流下了眼淚，而對於華人，他不解人意，認為華人是低劣於高加索、雅利安白種人的種族，不可能被美國主流文化所同化。
我們的先輩移民遇到的困境和我們當代移民相類似。先輩的華人移民，絕大多數是辛勤苦做，用血汗和耐力使他們的財富像灰塵一樣緩慢增長。這樣的先輩，鋪就了美國中央大鐵路最危險的路段，並創造了日鋪軌最高記錄。他們被其他種族的築路工看成鐵路大亨們的「寵物」，因為他們是最靠譜的建設者。但鐵路建成後，對於華人的偏見和歧視已經形成常態，因而在慶祝大典上，大亨們沒有提及華工的巨大犧牲和貢獻。儘管如此，華人驚人的毅力和耐力，都給美國社會留下了最優秀的建設者的印象。我同時代移民美國的同學、朋友、熟人，絕大多數也都是美國的建設者，納稅者。他們都是在獲得了高等教育後，進入了美國的各種公司和機構，以勤勞節儉，吃苦耐勞，精打細算，建起自己在異國土地上第一座家園。我周圍的中國留學生朋友，絕大多數都是這樣成家立業，成為了美國最可靠的納稅人。如胡適先生認為，一個社會歸根結底只有兩個階級，納稅人和吃稅人。前者，勞動階級，後者，剝削階級。我相信像我朋友那樣的移民階層是中國移民的百分之九十五，他們像我一樣憎恨開豪車、吃救濟的寄生蟲同胞，更憎恨把救濟擺在地鐵口販售的刁蠻大媽太婆。因為一千個吃苦耐勞、本分守規的華人納稅人的形象，瞬間就能被一個如此吃稅人的言行毀掉。默默建設的華人是新聞中的「狗咬人」，而販售教堂慈善食物的是新聞中的「人咬狗」，給人的印象是深刻而難以抹去的。就像把新冠爆發初期，在各國搶購口罩和其他防護用品的同胞們，正是他們毀壞了我們幾十年默默工作，誠實交稅的華人名聲。而作為一個種族，名聲上有了污點，因這些污點而為那個占極小百分比的敗類連坐，並作為群體印象進入人們的記憶，固化為人們的成見（或偏見），這是不是我們族群的集體悲哀，集體冤屈？後疫情期的今天，當我在柏林遭遇德國人的冷眼或白眼，亦或粗魯言辭時，我能感到，歧視又在甦醒，又在抬頭。猶太民族反抗歧視的方式是，不是哭喊叫嚷，不是提高音量的控訴，而是以書本，以藝術，以影視來代代相傳他們曾遭受的歧視之屈辱，以此來警醒全人類，一場意在種族滅絕式的大屠殺，就起源於日常那對於民族或文化差異的看不慣。猶太民族的精神遺產的一部分，是他們悲情的歷史，是他們為世界記下的人性失控後所能犯下的怎樣的罪行。
我的小說《扶桑》得獎後，傳至中國大陸，有些讀者感到這個故事令他們不安，不舒服，因為他們從不知道華人在海外被如此歧視和迫害。就連那些深受歧視和迫害的先輩中國移民，也沒有將這樣疼痛的歷史作為精神遺產的一部分，遺傳給他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我們跟猶太民族相反，似乎不能令人衣錦榮歸、不能光宗耀祖的遺產，就不配做遺產被傳承下去。在美國，第一個想到要為中國人討回公道，推翻「排華法案」的人不是中國人，而是生長在中國、愛中國如祖國的作家賽珍珠。就連當時代表中國到美國國會演講的第一夫人宋美齡，在賽珍珠提出讓她趁時機提出複議「法案」，都被宋美齡婉拒。不在乎中國人人權的，似乎總是中國人自己。
一旦印象形成民意，是會影響高層政策制定的。正如當年美國民間爆發的排華示威遊行在一定程度上催成了1882年美國第四十七屆國會對「排華法案」的通過，以及總統切斯特.艾倫.阿瑟對此法案的簽署。這項法案在1902年取消了「排華」年限，延至無期。直到二次大戰後期，因中美為盟國關係才被美國國會重新審議。當年唐人街的少數不良分子，抹殺了中央大鐵路華工們用生命和血汗換來的傲人貢獻，使華人在美國的生存境遇進入了六十多年的極致困境。相反，法案的執行是靠着從頂層到末端的一個個機構，靠着一層層官員和執行者，而每個執行者都難免在執行中摻入自己人性局限帶來的黑暗、不公和惡意，使法案一級級誇張、變形。「排華法案」那一行行刻板冷漠的文字，到達海關時，就已經是一個個窮凶極惡、滿嘴穢語，對中國人舉着大棒的糙漢，以及和他手裏牽着的齜牙咧嘴的狼狗。千萬不要忘記，我們的人性會讓任何一種無論多公道的法案走樣走得連法案制定者都不敢相認，更何況像1882年實施的本就是基於偏見的「排華法案」。我們也許本着」哪裏有麵包，哪裏就是祖國」——愛爾蘭人的信念，或者哪裏有信仰自由哪裏就是祖國——五月花號輪船上乘客們的信念，總之我們選擇遷徙，移居到另一片國土，我們不能本着「反正也不是我祖國」的想法，對它只索取收穫，不辛勞耕耘，否則，我們將永遠被那片國土上愛她如故土的人們充滿疑慮地側目而視，被永遠視為「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