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教育的問題，某種程度上是形式主義的問題。」易卓說，教師非教學任務增多的問題，不能單從教育系統去理解，「比如現在村裏面的（類似）工作也很多，邏輯是一樣的」。
在何衛公負責的學校，教學任務本就繁重。小學二年級至六年級一周的標準課時是30節，語文、數學、英語等科目也有相關課時規定，必須執行。但往往當地一些行政部門會給學校安排各方面的宣傳教育任務，「哪個部門覺得哪個東西要讓學校講一講，就給你下個通知、下個文件，讓你在哪一周一定要上一節課，然後拍照上傳視頻，證明你做了。」何衛公說。
由於課程安排本身較滿，有時很難協調出空餘課時，上級通知又要求短時間內必須要做，學校只好臨時加塞課程，一堂教學課就這樣被擠佔了。易卓所在的團隊估算，非教學任務會擠佔掉教師一半以上的時間。
早在2017年，李鎮西就在《教育研究與評論》發表了《關於「較少教師非教學工作」的調查報告》。來自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2787名小學、初中、高中教師參與了這項調查，結果顯示，普通教師與班主任對非教學工作的負擔感受最為強烈。
調查數據顯示：有52.6%的教師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進行基本教學任務的準備，80.5%的教師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進行教育教學研究。
這些教師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耗費於非教學任務。「真正用於教學及相關準備的時間在整個工作時間中佔比不足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三是更為耗時耗力的非教學任務」。
在李鎮西看來，那些與教師們「考核」掛鈎的規定、任務，漸漸成為教師們的「微負擔」，點點滴滴的「微負擔」聚集起來，成了壓在教師們頭上的一座山。
「最能治癒我的，就是上課」
凡事要留痕，也成為班主任們身上的「微負擔」。
「一線教師願意為教育事業奮鬥終生，但實在是被形式主義所累。」張荃說，找孩子談心談話，要把談心內容寫下來；關注公眾號、下載App的任務完成了，還需要截圖上傳。
一所鄉村小學的班主任告訴記者，在她所在的學校，班主任兼職保安，每天早上，要換上保安服在校門口守着，並拍照上傳留檔；放學繼續在校門口當保安，目送孩子放學回家，繼續拍照留檔；假期要每天在家長群發安全提醒，並截圖上傳。
「反正現在什麼都得留痕，免得出了什麼事情找上你說不清楚。」張荃無奈地說，「為什麼我的頭上不長一個攝像頭？」
各式各樣紛至沓來的非教學任務，讓四川一所小學的校長高霖覺得，「世界上所有的事（好像）都能關係到我們。」
而在所有的非教學任務中，他最為無奈的是安全管理方面的任務，「安全第一，教學第二」。由於相關任務過多，這所學校不得不設置「安全辦主任」一職。
「安全辦主任要上傳下達各種文件，填各種報表，做各種方案預案、各種制度。出一個事情一個制度，制度非常多。」高霖說，比如防火、防溺水、防磕碰、防傳染病、防高墜、防食物中毒，等等。
沒有教師願意主動承擔這項任務，高霖只好安排一位去年新來的女教師擔任。「她最年輕，看起來還比較活躍。」除了安全辦主任一職，她還需要教兩個班級的數學課。
然而沒過多久，那位年輕的女教師就不幹了。高霖說，動不動就有人來檢查，檢查就需要準備各式各樣的材料，有時需要全體動員，有時還要在網上填報資料，「300多項，一般的人都摸不着頭腦，光填報這個就把教師搞得精疲力盡。」
高霖記得，那一陣子，那位姑娘整天不高興，臉上也沒什麼笑容，他擔心她出現了心理問題。後來，高霖只好減少她的代課時間，讓她只教一個班的數學，那位姑娘的情況才慢慢好轉，但安全辦的工作仍在繼續。
2022年3月2日，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發佈的《全國「雙減」成效調查報告》顯示：教師工作壓力和負擔加重。這項調查抽取了全國各地3564所學校的兩萬餘名教師，70.9%的教師呼籲減輕非教學負擔。
「當教師的本職工作被非教學任務佔去一大半時，犧牲的不僅是時間，更有心情，甚至是對教師這一職業的認同感。」李鎮西說，「教師不怕苦不怕累，怕的是無效、無意義的苦和累。」
張荃自以為是一個心理比較強大的人，但也經歷過很多次崩潰。最近，讓張荃感到崩潰的是，她所在的城市正在創建文明城市，她需要每周選擇一個上午或下午，到校門口打掃衛生，並被要求背誦「創建文明城市應知應會知識」，參加相關考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