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聽橋
譯按
本文作者瑞·達利歐（Ray Dailo）生於1949年，是美國投資家、對沖基金管理人。
本文最初以「In China: The100-Year Storm on the Horizon and How the Five Big Forces Are Playing Out」為題，2024年3月27日發表於作者的領英博客。後以「How China Will Be Challenged By a100-Year Storm」為題，由美國TIME雜誌發佈於2024年3月29日。譯文據後一個格式略有不同的版本譯出。
譯者聽橋，對原文有多分段，並略去了TIME雜誌版中的絕大多數超連結。
【正文】
幾年前，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開始警告說，一場百年風暴即將來臨。正如颶風初起時通常的情形那樣，人們眼下也可以感受到它。中國的環境和情緒無疑已發生變化，變得更具威脅性。這些變化主要源自巨大的周期性力量。（習近平完整原話是：「當前，我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盪。」出自其2018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譯註）
最令人愉悅和高效生產的環境，是那些擁有自由、文明和創造力的環境，在其中，人們可以將他們的夢想變成絕大多數民眾共享繁榮的偉大現實。大約從1980年到五年前，這種事情發生在了中國。這樣的繁榮通常會製造債務泡沫和巨大的財富差距，導致繁榮演變為泡沫，而泡沫最終會破裂。中國發生這種事情的同時，全球性大國衝突加劇了，因之中國眼下處在後泡沫和大周期（Big Cycle）的大國衝突階段，那個大周期由改變了情緒和環境的五大力量驅動。
在這篇文章中個，我將首先簡要描述大周期在過去大約一個世紀中是如何發生的，然後解釋當前發生的事情，重點是中國正面臨的挑戰。這段歷史和這些動態，對世界歷史和全球秩序來說是複雜而重要的：我在這裏寫下的一切，正是我的洞見，它們都基於我自己的經驗、人際關係和研究。
中國的大周期是如何形成並創造了從中共國成立到當前的條件的
1930至1945年期間，上一場百年風暴出現，從傳統上講，這場風暴由以下因素合力驅動:
1）債務破產引發了全球經濟蕭條;2）中國富有的右翼資本家和貧窮的左翼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內戰（1949年結束，共產黨獲勝）;3）1945年結束的國際大國衝突，美國（以及英國和俄羅斯，但程度上要輕得多）獲勝，形成了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4）許多破壞性的自然行為；以及，5）巨大的技術變革。
那一時期帶着債務和經濟崩潰，以它們結束的典型方式而結束：一方在一場大型國際戰爭中戰勝了另一方，新的世界秩序開始了（1945年）；一方在內戰中戰勝了另一方，新的國內秩序開始了（1949年）。
自1949年（新的國內秩序經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而形成的那一年）到1978年（鄧小平掌權的那一年），有一個典型的戰後鞏固時期，由毛澤東以他希望的方式，通過共產主義的國內經濟政策、高壓的國內政治政策（獨裁性質，旨在清除反對派）和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實施領導。這樣的領導加上對自然的大規模破壞性行為，導致了許多重大挑戰和發生嚴重災難的時期，但經濟和技術進步絕少。毛澤東和那個時代的生命都終結於1976年。
1978年鄧小平掌權後，減少了個人控制和高壓，增加了集體領導，用更多的自由市場和越來越大劑量的資本主義取代了頑固而獨裁的共產主義，並向外國人開放中國，向他們學習，同時賺他們的錢。這就像是灑水於肥沃的土地，而后土地中鮮花盛開。
自1978年至習近平掌權，中國出現了一場典型的資本主義復興，造就了繁榮，其間經濟、生活水平和債務都有大幅增長和提升。與此同時，中國沒有被其他國家視為對主要大國（美國）及其世界秩序的威脅。於是，中國有了一個令人愉悅和高效生產的環境，在其中，人們的自由、文明和創造力都有了相對巨大的增長，人們可以把他們的夢想變成重大現實，絕大多數人受益，儘管富人比窮人受益更多。如通常情形那樣，這些政策也造成了更大的貧富差距和更大規模的腐敗。習近平掌權後，那種情況開始結束，但這不是因為他掌權了，而是因為中國在其大周期中的位置，以及新領導層的應對舉措。
2012年習近平主席掌權後，一個大約十一年的過渡期開始了，將中國從2012年的樣子變成了今天的樣子。我有幸近距離見證了這一切。
習近平擔任 中共國家主席之初，他和領導層的主要目標是改革經濟和剷除腐敗。習近平第一個五年任期的絕大部分時間裏，中國1）仍以開放態度對待外部思想，2）仍有更多利用市場驅動經濟，建設和改革資本市場，以進一步改革經濟的強烈願望，3）仍採取了強有力行動以消除腐敗。被選中的高級領導人是那些傾向於做這些事情的人。當然，如何做這些事情，是有爭議的，一些人從變革中受益，另一些人則從中受害了，所以在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存在一場通過轉向「核心領導」以鞏固權力的運動。這一點在伴隨習近平從第一個五年任期向第二個五年任期轉變的領導層換屆中變得最為明顯。
2015年，習近平提出了他大膽的2025年計劃，中國人認為該計劃雄心勃勃，美國人則認為那是一大威脅。中國再也不能「隱藏實力」了。美國人視中國人為威脅。到2017年唐納德·特朗普掌權，習近平也於2017年開始第二個任期時，大國衝突已經開啟。2019年至2020年間，新冠病毒出現。與此同時，債務泡沫增加，貧富差距拉大：就這樣，各方力量的典型匯聚導致了「百年大風暴」的形成。2021年，適逢習近平第二個任期過半，中國國內債務泡沫破裂，國際大國衝突加劇。2022年10月，習近平的第三個任期開始之際，中國的領導層從具有改革思想的全球主義者，變成了忠誠的共產民族主義者，隨後實施的清洗和鎮壓將我們帶到了現在。
很快我會描述眼下的情況，但我想先闡明，大周期在驅動事情發生方面是如何發揮重大作用的。
習近平手中可用的牌以及他是如何選擇出牌的
數年前，我的一位身為領導人、歷史學家的中國朋友告訴我，時代條件造就了一種類型的領導人，他們之所以出現，是因為進化過程中產生了適應環境的領導人。換言之，時代如何運行之決定領導者，甚至多於領導者決定時代如何運行。他給了我一本俄羅斯政治哲學家普列漢諾夫的著作《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in History），你們可能會有興趣。
亨利·基辛格撰寫有關領導力的書時，我們討論過是什麼造就了一位偉大的領導者，他提出了同樣的看法:什麼造就特定時代偉大的領導者，取決於特定時代需要什麼。例如，對一個在戰爭後被擊敗的國家來講，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二戰結束後很快就擔任了德國總理）是偉大的領導者，因為他知道如何既恭敬又有足夠的進取心，以應對：1）佔據主導地位的大國，德國剛剛結束了一場與它們的可怕戰爭；2）在絕大多數方面被打敗和摧毀的國內民眾。
我的看法是，必須置於大周期的背景下審視眼下正在發生的事情和習近平的領導層。換言之，重要的是區分習近平手中可用的牌，以及他一直是選擇如何出牌的。同樣重要的是，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習近平是如何在不評判這些事情的情況下出牌的，因為評判這些事情可能會阻礙對它們的理解。我的目標只是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和可能發生的事情，我不想讓評判阻礙我這麼做。
如我所見，要記住的模板是，資本主義（不論有沒有「中國特色」）形成了創造消費能力的信貸，假如運用得當，那些信貸能釋放出創造力和繁榮，從而在周期中形成向上的浪潮。但信貸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大量債務和財富差距，當債務變得太大而無法償還，出現巨大的財富差距時，那會導致周期逆轉。當有大量的債務和巨大的財富差距，同時發生了巨大的國內和國際力量衝突和/或自然界的巨大的破壞性變化（如乾旱、洪水、大流行病，中國尤其容易發生），再加上巨大的技術變革時，「百年大風暴」發生的可能性就會增加。這就是中國目前的環境。命運將習近平放在了他現在的位置，他如何出牌會反映他來自哪裏，鼓動他做他會做的事，這將對未來發生的事情產生巨大影響。
歷史表明，在這些極度困難的百年風暴般的時期，在所有國家的所有時代，領導人都會推行獨裁得多的政策，因為其他選擇會變成巨大的內部衝突和混亂，通常會有被迫的領導層更迭，掌權者則加以反對。在中國文化中尤其如此。失去「天命」是每個人都知道的事情。一位中國學者曾告訴我，中國38%的皇帝死於掌權時的非自然原因。有許多朝代經歷了這樣的大風暴時期，也有不同的哲學，皇帝用來指導那些時代。「法家」是一種信仰，認為人們受到私利誘導，尤其在困難時期，所以必須要求他們嚴格追隨皇帝及其規則行事，特別是大風暴時期。帶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特徵的法家方法似乎是習近平選擇的方法。
需要說明的是，我認為，對非政策制定者或政策制定者來說，它到底是什麼，並非一清二楚。他們似乎正在設法弄懂「辯證法」。例如，我知道，企業家精神和開放市場的依舊開放程度，遠遠超出了我對某種帶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特徵的法家方法的刻畫所暗示的。
儘管人們可以討論習近平和中國政府的長處，因為他們製造了一個令人生畏、嚴格控制的環境，好讓人們按照政府希望他們的方式行事，恰如人們可以討論美國政府更民主、更無序的做法的長處，但儘可能客觀看待正在發生的事情，比迅速做出判斷更為重要。以下是我目前看到的情況。
當下中國正在發生什麼
我將用我所看到的五大力量描述當下中國發生的事情，這五大力量驅動着不斷變化的世界秩序，並且往往在大周期中演變。它們是:經濟體系的運轉情況，國家內部秩序的運轉情況，世界秩序在國家之間運轉的情況，以及自然行為和技術行為。
1.巨額債務和經濟問題正在抑制經濟活動、價格和心理。
在國內，目前對中國的財政來講是非常困難的時期， a）房地產價格、b）股票和其他資產價格、c）就業和 d）員工薪酬下降的負面財富效應正為害很多人。此外，許多公司和許多地方政府存在債務和財務問題，這些問題假如處理不當，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造成不良後果。這些事情加劇了已經變得更陰鬱的氣氛。
這些問題應該如何處置？作為一個處理這些債務和經濟問題的宏觀經濟思想家，對我來講，領導層需要一場債務重組，他們應該通過設計漂亮的去槓桿化（參見我的Principles for Navigating Big Debt Crises一書，假如你們有興趣深入研究它是怎麼回事，我在這裏免費提供）實施債務重組，否則他們將像日本那樣經歷一個「失去的十年」。
許多人認為決策者理當放鬆貨幣政策，以創造更多的信貸，但我認為，他們就像是給一個酒鬼一杯酒以幫助他緩解脫癮問題那樣，正確看待了創造更多的信貸和債務。我認為，他們應該同時策劃1）去槓桿化（這是通貨緊縮、令人沮喪的，並將減少債務負擔）和2）放鬆貨幣政策（這是通貨膨脹、刺激性的，並將減輕債務負擔），這樣，減少債務的通貨緊縮方式和減少債務的通貨膨脹方式可以做到平衡。這就是我所說的「漂亮的去槓桿化」。在我看來，兩年前就應當這樣做了，如果不做，可能導致一個失去的十年。
我認為，一些經濟領導人，特別是在朱鎔基領導下做到這一點的領導人，知道如何做到這一點，但這是非常困難的，在政治上是危險的，因為它設計了財富的巨大變化，這在政治上具有挑戰性，特別是在一個困難時期，因為人們大聲抱怨。在我看來，如果領導層不實施一次漂亮的去槓桿化，中國將迎來一個具有馬克思主義特徵的日本式「失落的十年」。
人口老齡化問題對老年人、對他們的子女、政府財政和社會問題來講，都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平均退休年齡是53歲，平均死亡年齡是84歲，所以沒有收入的人平均需要被照顧31年。因為先前的一胎政策意味着一個人必須照顧兩個父母，這一問題變得更加困難。這對情緒和財務狀況來說是一劑鎮靜劑。
退休年齡固然應該提高，一個包括老年護理在內的社會支助系統也應加以改進，但這兩項工作都沒有以適當的速度進行。這主要是因為，人們不希望他們的退休年齡提高，所以這樣做在政治上是站不住腳的，而且因為政府官僚機構的行動非常遲緩，尤其是現在，絕大多數政府官員不願採取大膽的行動，因為那些行動可能在政治上造成動盪（就像在其他國家，特別是法國那樣），人們會大聲抱怨，所以這需要勇氣。
此外，隨着勞動力減少和老年人生病和去世，這是負擔沉重和令人沮喪的。同樣，除非政府採取更有力措施，否則這可能仍是一個負擔。
2.內部的貧富差距以及由此產生的財富和價值觀衝突正在加劇，這令人不安。
內部貧富差距引致政府力推共同繁榮和政府主導、看似專斷而非基於規則的行動。在一些人看來，這些舉動是反資本主義的，而在另一些人看來，它們只是政府向人們發出的信息，要求他們遠離政治，做領導層希望他們做的事情，以幫助社會。不論如何，這是令人不安和高壓性的，尤其是對資本主義精英來講。
在最近的一次中國之行中，我的中國朋友提醒我，縱觀中國歷史，通常情況下，你不可能既富有，又是一名政府官員。謀求經濟利益的商人資本家傳統上被認為是危險而貪婪，且容易腐敗的，不被允許在政府中任職。直到2002年，這些商人資本家才被允許成為共產黨員。那是在改革時期。眼下不再是和「致富光榮」一樣的光景了。環顧世界，這樣的情況越來越多，但在中國尤其如此，人們越來越傾向於認為富人是自私和腐敗的。清洗和根除腐敗也在絕大多數領域進行，或許最明顯的是在軍隊。換言之，這是一個大規模監管和應該做什麼和人們應該如何表現的嚴格執行的時代，而這已威脅到一些人。
眼下，隨着鐘擺向更法家、獨裁、共產的方向擺動，自然而然，人們正在問它會走多遠，這導致人們大可能誇大那些可能性。我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以及我對類似時期類似歷史的研究）令我和其他人想起了反右翼資本主義的運動，這些運動導致了對這些人的迫害，導致了財富充公、股市關閉、嚴格外匯管制的實施、他們被限制離開中國，以及關於中國是否正走向那裏的疑問。人們記得內戰和1949年後的變化。那些在更大程度上經歷這些痛苦的精英們更加擔心。看起來，「精英」最為關切也最不支持習近平，而同時許多認為習近平正試圖保護他們免受精英剝削的人則強烈支持他。習近平和領導層似乎認為，絕大多數不滿的人都被寵壞了，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比不久前好了多少，他們必須堅強起來，遵紀守法，按照計劃幫助他人。這使得人們的情緒變得更加陰鬱和悲觀。
沒有人知道鐘擺會在多大程度上倒向毛澤東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行事方式。領導層沒有就其行動背後的動機和他們的前進方向進行明確的溝通，這正導致更多的臆測，而假如有更明確的溝通，臆測會少一些。障礙在於，更直接的溝通不是中國領導層的傳統行事方式，而隨着中國回歸到更傳統的行事方式，這是可以理解的。中國新任總理李強三十年來首次決定中斷全國人大年會結束後照慣例會舉行的新聞發佈會，這與在這個風險更重大的時刻，中國政府採取的更不明確而非更明確的行動是契合的。
3.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大國衝突正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
這正導致外國投資者和企業以及國內投資者和企業想分散投資，或離開中國，並擔心因為對中國友好而在全球被區別對待。在貿易和資本流動方面，一種貓捉老鼠的遊戲已經浮現，導致公司和個人遷移到中立國家，並竭力不顯得像是中國人或同情中國的人士，以至於中國人很難讓其他國家和公司接受它們的存在和/或投資。
例如，中國企業在墨西哥設立公司並向美國出口商品以規避對中國商品徵收的關稅，此舉正導致美國探索採取行動，對這些實體進行審查，以確定受益所有者，抓獲並懲罰這些實體。TikTok身份追求遊戲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哪怕是在中國已經變得非常有競爭力的行業和世界市場——最明顯的是電動汽車、電池、綠色能源（太陽能和風能）產品、晶片、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太空等——也存在混合了經濟衝突的地緣政治衝突，因此越來越多地由政府管理。
對可預見的未來而言，不久前自由開放市場的舊時代以及政府干預市場不好的想法已一去不復返了。這將影響到對中國，因為中國產能過剩，並將受到傾銷指控，隨着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像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那樣重新流行起來，這將導致關稅大幅上調。中國經濟模式的基礎是在全球製造業產出中佔據越來越大的份額，但這種情況很有可能不會發生，因為過去進口中國商品的國家更有可能通過提高關稅來阻止這種情況發生。
除了與西方的經濟衝突，還有文化衝突。一位 中共領導人向我描述了這種衝突，稱其為帶有進化改變的文化無知。他解釋說:1）由大不列顛延伸而來的盎格魯-歐洲文化將主導權移交給了美國，在接受中國及其中國-亞洲文化的崛起方面存在問題;2）雙方在理解和接受不同方法方面存在失敗;3）西方文化更傾向於零和而非雙贏，更傾向於陷入雙輸戰爭。我同意他的評價，並認為這是一個悲劇。
毫無疑問，中國人打仗的方式是不同的。想想「戰爭的藝術」：專注於可能削弱或傷害對方而不被發現的「壓力點」，以之戰勝對方。例如，假如人們猜測，假如衝突升級，中國可能如何應對當前的地緣政治局勢，因為美國在兩場戰爭中的影響力過大，中國或許會考慮哪裏可能存在第三條戰線，比如亞洲的戰爭，比如與菲律賓或朝鮮的衝突，這將使美國大選中的雙方處於一個尷尬境地：不得不捲入第三場衝突（這在美國不受歡迎），或不顯得足夠強大。雙方幾乎所有領導人都認為，另一方正致力於摧毀他方，並且正致力於能夠摧毀他方。他們正處於一個日漸強化的囚徒困境之中。
誠然，我不相信任何一方都想激怒另一方，我相信更多的理解和尊重他方的文化是必要的。但除此之外，每個人都應該問另一個人:「你最大的生存恐懼是什麼?」和另一方攜手，想想看可以做些什麼，以緩解他們的情緒。不然，未來十年內爆發某種毀滅性戰爭的可能性就很高，人們正在考慮這樣的可能性，這本身就非常具有破壞性。
4.氣候和與氣候相關的事宜至關緊要，有威脅性，是頭等大事。氣候和與氣候相關的事宜會導致乾旱、洪水和大流行病，以及缺乏足夠清潔水，可能造成巨額花費，帶來很多傷害。
5.技術發展一直是決定性力量。眾所周知，誰贏得了技術戰爭，誰就贏得了經濟、地緣政治和軍事戰爭，但這一點從未像眼下這樣更真實，而且中國和美國是領導國家和重要對手。
縱觀戰爭史，我們所熱望的路線是秘密研發足夠強大的技術，這樣，向反對派展示這些技術就將令他們變得順從。看看電影《奧本海默》，清醒一下腦子。確實是這樣。有許多技術，中國和美國都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將大量人力和資源投入其中，一個更自上而下、政府指導，而另一個更加自下而上、更企業化/資本主義：其中一些我們知道（例如，晶片、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外層空間、網絡、電池、清潔能源、電動汽車、機械人等），一些是中國領先的，一些是美國是領先的，但沒有一個我們能夠準確預測將如何在未來發生。我不會跑題，去調查這些事情，因為這將花費太長時間，現在是時候回過頭來，研究大事了。
基於以上所述原因，習主席認為百年一遇的風暴即將來臨，是可以理解的。在我看來，這一評估是正確的。與此同時，我唯一能確定的是，我試圖儘可能在理解中國時做到客觀公正、有所裨益。中國是個謎，我正竭力令它不那麼神秘。近四十年來，我有幸近距離見證了中國、美國以及中美關係中發生事情，這一切是我深切關注的。我認為那非常有趣，非常值得見證。似乎我們都感受到了所謂的中國詛咒「願你生活在有趣的時代」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