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人的大腦大概確有質量上的差別，決定着人的愚與智、才的偏與全。從過去科舉取士的八股，到現在招考的標準答案，都有很多問題，但仔細想來，結果並非完全無效，因為太愚笨的人肯定怎麼也考不好，而真正聰明的人則是無論什麼樣的規範都未必把他卡住。所謂高分考生，歷來有不同情況，即使狀元，也不乏只會背書的庸才，但必需承認的是，狀元中確有真正的天才。過去的八股取士也罷，現在的應試教育也罷，常常足以使天才變成庸才，甚至使人變成欽定知識的複寫機器。但是，畢竟有一些人個性比較頑強，任你怎麼洗腦，怎麼一遍又一遍把他納入模具，仍能保持頭腦的活躍，仍能產生獨到的見解。不過，這些人很容易成為模具的簡單反抗者，有很強的叛逆性，習慣於逆向思維，因而出現了一個問題：他們的考卷得不到高分，只能被淘汰。我常常為這些人覺得可惜，嘆息不合理的選拔機制使有見解的英才敗於無頭腦的庸才，但仔細想來，那些在劣勝優汰機制下被淘汰的才子們，其實還是二流人才。因為如果真的很聰明，他就應該能適應各種考試，玩得轉哪怕是最最荒唐的遊戲規則。玩得轉規則，卻不讓規則改變自己，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一流人才。
以上這些感想，是我面對張謇的傳記材料而想到的。在我看來，張謇就是真正的一流人才。儘管他在科舉路上也曾屢屢受挫，但無論怎麼說，最後能中進士，又是狀元，說明他把科舉考試的那些規則吃得很透。許多人就在吃透規則的過程中完全喪失了自我，張謇卻進得去又出得來，拿得起也放得下。中了狀元，贏得了一個無與倫比的仕途高起點，張謇卻沒有為此興奮，而是很快改弦易轍，回鄉做生意去了，而且再次證明了自己。因此，要說才華和智慧，有幾人能與張謇相比？
辛亥革命前後，張謇又成了政壇上的活躍人物，為終結帝制和創建共和做出了貢獻。可惜的是，後來的教科書堅持的是黨派立場，而當年的張謇卻偏偏沒看上後來左右教科書編寫的那些黨派。因此，他的貢獻連同他的名字，以及他特有的心路歷程，就在一次次遮蔽之後，逐漸被遺忘了。
1
辛亥革命爆發那一天，張謇就在武昌，是晚上才上船離開的。
為慶祝大維紗廠正式開工，張謇於10月4日（舊曆八月十三日）趕到武昌。紗廠的事忙完之後，他準備於10月10日返回上海。於是，武漢的頭面人物紛紛為他送行，10月9日，中午是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等人設宴；晚上又是湖廣總督瑞澂等人送行的宴會；晚宴結束之後，瑞澂等人又與他一直談到深夜。第二天，張謇一行過江到漢口等船，晚飯後上船東去。在船上，他看到長江對岸燃起了大火，「舟行二十餘里，猶見火光熊熊上燭天也。」[《嗇翁自訂年譜》辛亥八月。]。
當時張謇還不知道，那就是武昌起義的火光，註定要寫進歷史的火光。
革命爆發了，張謇註定不會是局外人。因為他是狀元，又是實業界的領袖，在立憲運動中，他又成了立憲派的代表人物。
1894年（光緒二十年），張謇為了不拂父親的意願，勉強再次參加會試，本來不抱太大的希望，卻有幸進入前十名。接着參加殿試，榮登第一甲第一名，成為狀元。然而，張謇對官場興趣不大，尤其是在甲午戰爭之後，他認為國家的當務之急，是經濟上富強，政治上立憲。所以，在回鄉為父親守孝之後，他即不再留戀官場，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辦實業之中，並且很快成為實業界的領袖。
實業界領袖卻仍然關心國事，關心政治。經過了庚子之亂，又目睹日俄戰爭，張謇像當時的許多開明人士一樣，認定大清若想救亡，就必需進行政治制度改革，實行立憲。論及清末立憲運動，張謇可謂功不可沒。因為正是他和幾個人的努力鼓吹，才點燃了袁世凱、張之洞等人的立憲熱情，最終促成了朝廷預備立憲。1905年，清廷為立憲而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卻於出發那天在車站遭遇吳樾的炸彈。五大臣雖然只受輕傷，隨行者卻死傷若干，吳樾本人也被炸身亡。在刺客身份未明之際，張謇就斷定「此必反對立憲人所為也」，並認為「如此則立憲尤不可緩」。為此，他立即給端方草擬電稿，請「奏布明詔，以消異志」。[《張謇日記》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1906年6月，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回到上海，張謇發起商學兩界公宴，並替出洋大臣起草《為立憲致各省督撫電》，積極鼓動實行憲政。正是這一系列的鼓動，朝廷終於宣佈預備立憲。
立憲運動中，張謇始終是一個積極而穩健的推動者。1909年9月，江蘇省咨議局正式成立，張謇當選議長。不久，他聯絡全國各省咨議局，發起了請求速開國會的請願，要求縮短立憲的預備期，提前召集國會，成立責任內閣。那篇著名的《各省議員請速開議會折》由福建代表林長民起草，張謇修改定稿。在請願運動中，激進者夢想一蹴而就，甚至抱定「不成功，毋寧死」的犧牲精神。張謇作為組織者，卻比較冷靜，也比較保守，抱定了「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的態度。[張謇：《自訂年譜》丙午十一月]請願代表團出發之時，一些人慷慨激昂，張謇卻態度平和，主張理性而堅韌的態度。他說：「秩序秉禮，輸誠而請。得請則國會之福，設不得請，而至於再，至於三，至於四，至於無盡。誠不已，則請亦不已，未見朝廷之必忍負我人民也。」[《張季子九錄·文錄·送十六省議員詣闕上疏序》。]朝廷沒有為請願所打動，三次請願，目標仍未實現。許多人因此而失望，張謇卻覺得不應該過於沮喪，因為朝廷畢竟有所讓步，立憲預備期縮短了三年。請願代表團準備繼續請願，朝廷卻惱羞成怒，驅逐請願代表，逮捕請願領導人。這使張謇非常痛苦，一次在杭州與友人談話，友人嘆息說：「以政府社會各方面之現象觀之，國不亡，無天理。」張謇說：「我輩尚在，而不為設一策，至坐觀其亡，無人理。」[《張謇日記》辛亥正月二十日]由此可見，即使在痛苦和絕望中，他仍然以國家為己任。
革命爆發之際，張謇的地位有點特殊。他沒有官職，卻有別人無法擁有的地位和聲望。從王公大臣到各界名流，都對非常尊重，願意與之交往，而張謇為人練達，當然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他的地位與人脈，從辛亥革命爆發前幾個月他進京的情況可以看到。
1911年6月24日（舊曆五月十），張謇自漢口赴京。他帶着雷奮、孟森、劉厚生等一大批隨員，乘專列由京漢鐵路北上。中途先去彰德，看望了罷官後隱居洹上的袁世凱。張謇的火車於6月25日（五月十一）下午5點到達彰德，袁世凱派人在車站迎候，用轎子把他接到了洹上村。那次相見，兩人推心置腹，縱談天下大勢，從傍晚一直談到午夜。袁世凱向張謇承諾：「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凱出山，我一切當遵從民意而行。也就是說，遵從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須在各方面，把我的誠意告訴他們，並且要求您同我合作。」[劉厚生：《張謇傳記》，181頁。]對於這次訪問的結果，張謇在日記中寫道：「十一日午後五時至彰德訪袁慰庭於洹上村，道故論時，覺其意度視二十八年前大進，遠在碌碌諸公之上。其論淮水事，謂不自治則人將以是為問罪之詞。又雲，此等事乃國家應做之事，不當論有利無利；人民能安樂即國家之利，尤令人心目一開。」
與袁世凱告別之後，張謇前往北京。據張謇日記可知，他於舊曆的五月十一日在彰德與袁世凱長談至午夜，下半夜才回車中休息。「倪某自京來，持久香書，京師人士群以余前電久香十三日至京，各團體將於車站歡迎。余不願為此標榜聲華之事，故以十三日至京告久香，而必以十二日到。慰庭留住，未之許也。」可是，當他到京之際，車站還是擠滿了歡迎的人群。肅親王善耆的世子、端方的弟弟和兒子、一大群王公大臣的代表，都到車站迎接。他被特意安排在恩師翁同和的故居下榻，由此可見，接待者是多麼細心而周全。第二天肅親王善耆為他洗塵，第三天慶親王奕劻專門會見，然後是監國攝政王載灃接見了他。也就是說，當時朝廷的最高統治者除隆裕太后之外，都專門會見張謇，聯絡感情，聽取他對國事的意見。
這時候的張謇雖然經歷了三次國會請願，對朝廷失望至極，但他仍想「打一針最後強心的忠言，來救醒親貴的沉迷，來保住那將倒的大廈」。[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
他與攝政王及慶親王等會見的情況值得一提。五月十七日八時，攝政王載灃在勤政殿召見。落座之後，載灃說：「汝十餘年不到京，國事益艱難矣！」張謇則回答說：「丁憂出京，已十四年，先帝改革政治，始於戊戌，中更庚子，……今世界知中國立憲，重視人民，皆先帝之賜。」然後，他向攝政王匯報了自己離京之後的所作所為：因為有感於國家的落後，「即注意於實業教育二事。後因國家新政，須人奉行，故又注意地方自治之事。」他告訴攝政王，自己雖不做官，但盡心做事，亦是「報先帝拔擢之知」。一些話情深意長，讓人動情，作為光緒皇帝欽點的狀元，他當然不能忘記這份知遇之恩。他的兒子張孝若後來曾經說：「我父自光緒二十年以後，雖然在野，與官職久久隔絕。可是對於光緒帝的一般知遇，有機會還是要盡那款款的忠忱。所以許多年來，每逢會見了封疆督撫和出京的親貴，都還舌敝唇焦的進了不少的忠言，和挽救的策畫。」[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
因此，利用這個機會，他必然要向攝政王提出種種建議，比如注重民生、振作商業、實行憲政，甚至包括外交上的聯合美國，內政上的「四川鐵路收歸國有，須寬恤民隱」。張謇主張川路虧空應該由國家承擔，商股應該全部收購。如果執政者當時馬上按張謇說的做，放棄與民爭利的決策，保路風潮也許未必導致革命。
張謇與慶親王的談話涉及許多內容，從東北三省的主權問題，革命黨的問題，朝廷的一系列難題，一直到慶親王個人的處境和名聲，甚至說得慶親王忍不住掩面大哭。
無論攝政王、慶親王、肅親王還是滿朝文武，似乎這時才認識了這位狀元，一個個相見恨晚，相知恨遲。於是端方在朝中提議：如果張謇願意留京，就任以「賓師之位」；如果張謇願意到外邊，就請他做督撫或籌邊大臣。對此，張謇連忙拜見載澤、載洵、載濤等各位王公，以及徐世昌等朝中權要，表明自己此次來京的目的絕不是做官，而是為了赴美報聘事宜，絕不能出現「公推而來，得官而去」的結果。朝廷充分尊重張謇的意見，想做官就給，不想做則絕不勉強。
可進可退，來去自由，能混到這個份上的，大清國能有幾人？這種情況下，張謇應該是忠臣，死心塌地扶持大清帝國。
2
張謇於武昌起義爆發之日離開武漢，看到了沖天的烈火，卻不知道那是革命爆發。幾個小時之後，他在安慶下船，因為他已答應安徽巡撫朱家寶的邀請，到安慶來商談興修淮河水利。然而，由於武昌事起，安慶新軍也在醞釀起義，對於安徽巡撫來說，淮河水利的事已經顧不上了。既然如此，張謇不多停留，上船赴南京。
這時的張謇仍然希望兵亂迅速平息，大清國泰民安。三次請願失敗之後，立憲派的不少人都已傾向於革命，張謇卻沒有放棄和平改良的努力。
到南京之後，他首先拜見了江寧將軍鐵良，勸他出兵援鄂，並且請他代奏，懇請朝廷立即實行憲政。鐵良讓他找兩江總督張人駿商量，張人駿卻只發牢騷，根本不接這個茬。認真想來，鐵、張二人讓張謇失望是必然的，因為無論將軍還是督撫，都不可能因一介書生的建議而輕易出兵。即使他們願意前去平亂，也要有朝廷的聖旨。何況，他們首先要防備的，是自己地盤上爆發革命。
在南京枉費唇舌，張謇又匆匆趕往蘇州。在蘇州，他為江蘇巡撫程德全起草了《改組內閣宣佈立憲疏》，認為革命已經是「止無可止，防無可防」，剿與撫都無濟於事，唯一的辦法就是實行憲政、解散皇族內閣、組織責任內閣，並且嚴懲朝廷「釀亂首禍之人」，然後「定期告廟誓民，提前宣佈憲法，與天下更始。」[《張季子九錄·政聞錄》]
此時的張謇所希望的，仍然是借武昌起義之機，推進他所關心的立憲進程。
然而，各省紛紛起義，很快上海光復了，江蘇和浙江也相繼光復。革命的形勢，使張謇很快從立憲轉向了共和，由反對革命轉向支持革命，並且直接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
他給內閣發電報說：「今共和主義之號召，甫及一月，而全國風靡，征之人心，尤為沛然莫遏；激烈急進之人民，至流血以為要求，喁喁望治之情，可憐尤復可敬。今為滿計，為漢計，為蒙藏回計，無不以歸納共和為福利。惟北方少數官吏，戀一身之私計，忘全國之大危，尚保持君主立憲耳。然此行謬論，舉國非之，不能解紛，而徒以延禍。竊謂宜以此時順天人之歸，謝帝王之位，俯從群願，許認共和……」[辛亥九月致內閣]
11月6日（九月十六），江浙獨立之後，張謇給袁世凱發電報，勸他正視現實，尊重國人「趨於共和」的選擇，不要與革命為敵，而應當迅速前往北京控制局勢，防止清廷逃亡，爭取與南方協議，和平實現歷史轉換。他還給鐵良和張人駿寫信，勸他們響應革命，放棄抵抗。[《辛亥革命回憶錄》第6冊，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285頁。]
11月21日（十月初一），張謇當選江蘇省臨時議會議長。幾天後即赴上海，與章太炎、宋教仁、黃興、于右任等會晤。至此，他的革命身份已經非常明確。
袁世凱進京組閣，張謇被任命為農工商部大臣兼江蘇宣慰使，連發數次電報，但張謇沒有就職，而是發表辭職通電說：「罪己之詔方下，而蔭昌漢口兵隊於交綏之外，姦淫焚掠屠居民數萬人於前，張勳江寧駐兵不在戰期閉城淫掠屠戮五六百人於後……尚有何情可慰，尚有何詞可宣？無已，再進終後之忠告，與其殄生靈以鋒鏑交爭之慘，毋寧納民族於共和主義之中，必如是乃稍為皇室留百世禋祀之愛根，乃不為人民遺二次革命之種子，如幡然降諭，許認共和，使謇憑籍有詞，庶可竭誠宣慰……至於整體未改，大信已漓，人民託庇無方，實業何以興起，農工商大臣之命，並不敢拜。」[《張季子九錄·政聞錄》，見曹從坡等編：《張謇全集》，第1卷，第183頁。]
清廷召張謇北上討論政體，張謇又一次拒絕，並聯名伍廷芳等致電攝政王載灃：「……大勢所在，非共和無以免生靈之塗炭，保滿漢之和平……君主立憲政體斷難相容於此後之中國。為皇上殿下計，正宜以堯舜自待，為天下得人。倘行幡然改悟，共贊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國民，國民必能以安富尊榮之禮報皇室，否則戰褐蔓延，積毒彌甚，北軍既慘無人理，大位豈能獨存。」[曹從坡等編：《張謇全集》，第1卷，第190頁。]
對於張謇來說，邁出這一步並不容易，捨棄朝廷而走向革命，需要感情上的痛苦撕裂。當年的光緒皇帝，面對眾進士而選擇了他，給了他狀元的殊榮，對他寄以厚望，這份知遇之恩，放在任何人身上，都無法輕拋腦後。革命爆發之際，光緒帝雖已遠行，但大清帝國仍在，愛新覺羅的江山社稷仍在，攝政王是光緒帝的親弟弟，皇位上坐的是光緒帝的親侄子，自己作為光緒帝選拔的人才，有責任為朝廷排憂解難。如今朝廷面臨危機，自己不但不能為之肝腦塗地，卻去從事推翻朝廷的事業，讓張謇情何以堪！
早在1911年5月，國會請願失敗之後，雷奮就曾經勸告張謇，大清帝國即將垮掉，「切勿因為自己是清朝的狀元，要確守君臣大義，而躲避現實。須知皇帝和國家相比，則國家要重於皇帝。」[劉厚生：《張謇傳記》，第180頁。]雷奮的擔心並非多餘，若論感念皇恩，沒人比張謇更有理由，他如果選擇與大清帝國共存亡，是在情理之中的。
可是，張謇似乎對清廷沒有眷戀，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共和，走向革命。這難免讓人生疑，讓人難以理解。正因為這樣，從當時到後來，許多人都對張謇有所非議。那些「大清遺民」的確有理由譴責張謇，因為要論所受皇恩，他們大多比不上張謇，卻能誓死忠於大清，反對共和，認定「民國即敵國」。張謇是狀元，竟然「叛國附逆」，參與摧毀帝國大廈，豈不是忘恩負義？對於一些革命黨人而言，張謇本是立憲派領袖，卻在革命到來之際成了革命派，這個人有立場嗎？他是不是投機？
這的確是一個問題。所以，就連他的兒子張孝若在寫《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時也不得不為父親辯護，寫下了這樣的話：「當其時，就是一直到現在，都還有人懷疑我父，一息主張立憲，一息擁護革命，變動得太快，卻不明白我父自有他變的理由，和立腳點。」可惜的是，這個理由和立足點，張孝若並沒有說明。
張謇走向革命，至少需要一個說服自己的理由。那麼，這理由和立足點何在？仔細考察，其實不外這樣幾點：首先，張謇雖然對朝廷感恩，卻不讚賞君主專制制度。在他的自訂年譜序言中，他曾稱中國五千年君主專制制度的特點就是「千萬人蒙其害而一二最強伯善爭者享其利」。既然如此，摧毀君主專制制度，只要消滅的只是一種制度，而不是清王室那些有恩於他的人，這種革命就是他能夠接受的。其次，張謇之所以主張立憲而反對革命，是因為立憲可以避免流血，避免革命帶來的破壞。如果革命並不殘暴，並無多少破壞性，這革命就是他能夠接受的。再次，革命既然已經發生，避免革命已經無從說起，那麼，努力讓革命少流血，讓終結帝制、創建共和的歷史轉換以和平的方式完成，讓清王室也有一個好的結局，就是唯一最佳選擇。張謇所做出的，正是這樣的選擇。
武昌起義爆發之後，擺在張謇面前的是，各省紛紛獨立，革命已經無法避免，共和已是大勢所趨，即使做臣子的肝腦塗地，大清帝國的潰敗也無法挽回。在這種情況下，與其抱着它破釜沉舟，為它流盡最後一滴血，不如為它另謀出路，比如，使革命更加文明一些，少一些殘暴，少一些屠殺，既實現變君主專制為民主共和的目的，又使清廷在革命中安全着陸，贏得一個好結局。所以，和平實現革命目標，成為張謇的努力方向。正如他兒子張孝若後來所說：「與其用盡氣力保這已經搖動沒有把握的帝位，何不玉成他歷史上禪讓的美名，留一點情感來訂優待的條件。所以我父用了不少的力，方才得各方面同情……」[《辛亥革命》八，45頁。]百年之後回頭看，只要超越暴烈派革命黨人的狹隘立場，就會承認這對誰都有好處，是一種雙贏的結局。它不是辛亥革命的局限，而是那一代人最卓越的智慧的結晶，將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上永放光輝。
何況，辛亥革命讓張謇看到了中國歷史上少見的革命文明。張謇之所以擁護革命，與辛亥革命所表現的文明程度是有關的。如果革命就是燒殺擄掠，就是血流成河，就是「殺上東京，奪了鳥位」，就是一個集團殺掉另一個集團，張謇大概是不會擁護革命的。然而，辛亥革命展示在他面前的，卻完全不是那樣的情形。在人類現代文明的影響之下，辛亥革命沒有重演中國歷史上一個王朝取代另一個王朝的種種慘烈。這使張謇對革命有了新的認識，原來革命並不可怕，革命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終結帝制、創建共和這樣的歷史偉業，也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完成。上海光復，市民照樣生活，商店照樣營業，立憲派領袖李平書做了軍政府的民政長；浙江的革命發生了，革命軍人充分尊重敵軍的意見，張謇的摯友湯壽潛被推為都督；江蘇的革命更是兵不血刃，巡撫程德全響應各界的要求，一轉眼就成了軍政府的都督……張謇的老家通州是11月8日（舊曆九月十八）宣告光復的，而那光復的過程更沒有絲毫的恐怖：來自上海民軍的一支隊伍到了通州，張謇的三哥張詧召集各界人士前往歡迎，「光復大漢」、「還我河山」的口號過後，通州宣告光復。革命發生了，生活照常，這樣的革命自然不可怕。
總之，一方面是大勢所趨，一方面是革命所展示文明程度，使張謇不再排斥革命。
更為重要的是，張謇贊成共和，卻不願辜負朝廷，為清廷着想，最好是有兩全之策，既能實現革命目標，又能保全清廷利益。武昌起義之後的革命形勢讓他看到了希望，他不能不以自己的智慧去為之努力。公正地說，大清帝國的最後有兩種忠臣：良弼、溥偉、耆善等宗社黨人是忠臣，但他們有可能使清廷陷入滅頂之災，同時把百姓拖入血海；張謇、袁世凱是另一種忠臣，顧念舊主，卻順應時勢，既開闢了歷史的新紀元，又使清廷獲得了歷代王朝都未獲得的最後利益。
張謇的選擇非同小可，由於他的聲望，不僅影響更多的人擁護革命，而且朝廷也不得不對革命黨人持慎重態度。在議和過程中，朝廷曾分裂為主戰派和主和派，主戰的恭親王溥偉、肅親王耆善和良弼等宗社黨人曾經派代表質問袁世凱：當年洪楊之亂，十三省都陷賊手，曾國藩、胡林翼都能剿平，現在南方革命黨並無多少兵力，黎元洪、程德全本是朝廷官員，若不討伐，成何體統？袁世凱回答說：你要我討伐黎、程二人，我可以辦到；但你要我討伐張謇、湯壽潛、湯化龍、譚延凱，我辦不到，因為他們是老百姓的代表。假如你們不滿意，我只好向太后辭職。[劉厚生：《張謇傳記》，192頁。]由此不難看出，張謇等人的選擇，已經成為袁世凱主和的理由。
從這個意義上說，張謇等人走向革命，不僅壯大了革命力量，而且在客觀上保護了革命、成全了革命。如果沒有他們的轉變，辛亥革命究竟會是什麼結果，是很難設想的。所以，不僅劉厚生說張謇是一個「促成革命成功的有力者」[劉厚生：《張謇傳記》，第281頁。]，黃興也說他「負國人之重望，往時締造共和，殫盡心力。」[《黃興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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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終結帝制、創建共和的過程中，張謇的一些貢獻是別人無法取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