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公元前369‧286年）在《國富論》之前兩千年就已經闡述了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
2011年9月9日，中國貴州省貴陽市的標誌性觀光古建築——嘉秀樓和周圍大廈夜景。
《傳道書》（舊約聖經詩歌智慧書的第四卷）告訴我們，「天下已無新鮮事」，意思是說，我們認為的新事物其實很少是新事物，經濟哲學也不例外。
雖然卡爾‧馬克思被認為是共產主義之父，但他的思想並不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具有原創性。他的思想先驅是弗朗索瓦‧諾埃爾‧巴貝夫（1760—1797），他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早期社會主義者（proto‧socialist），因參與推翻政府的政變，失敗後被處決。在馬克思出生前數十年，巴貝夫就呼籲絕對公平和禁止私有財產。
馬克思的同行，奉行古典自由主義的亞當‧斯密，也有他的學術「分身」。據信，安德斯‧奇德尼烏斯（Anders Chydenius）僅比斯密晚出生幾年（斯密的確切出生日期不詳）。與這位更著名的蘇格蘭人一樣，奇德尼烏斯也是自由貿易、新聞自由和法律面前權利平等的倡導者。在斯密發表《國富論》的十年前，奇德尼烏斯已經描述過類似於斯密「看不見的手」的經濟過程。
「如果法律不阻止的話，每個人都會自發地尋找他能最好地增加國家收益的地方和行業」，奇德尼烏斯在《國家收益》（1765）中寫道。
「一個國家的財富在於產出，或者說，在於產出的價值；但產出取決於兩個要素，即工作人員的數量和他們的勤奮。只要讓其自由發展，自然界就會產生這兩種要素。」
雖然斯密和奇德尼烏斯都沒有使用20世紀才出現「自發秩序」一詞，但兩位哲學家所描述的顯然就是這一現象，即社會秩序與和諧來自於個人的自願行動，而不是中央計劃。
然而，這兩位偉大的哲學家都不是第一個闡明這一觀點的人，莊周（又名莊子），一位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紀的中國哲學家和詩人比他們更早。
莊周拒絕了當時倡導道德教化和強調服從國家權威的儒家思想，接受（並擴展了）老子的教義。老子是孔子的同時代人，反對國家控制，強調自由放任的經濟。
莊周寫道：「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可以理解為，順應事物的自然發展而沒有半點兒的偏私，就會自發實現良好的秩序。
很難找到比這更精煉的自發秩序的定義，經濟學家默里‧羅斯巴德認為莊周是第一個記錄這一想法的思想家。雖然這個概念很簡單，但自發秩序的出現並不簡單，而且極其罕見。
難以出現自發秩序的原因在中國古代和今天一樣：暴力的存在。
暴力是歷史書頁中的一個常量。無論是在普魯塔克、《聖經》還是莊周的著述中，在許多方面，歷史都是人類相互侵犯的編年史。這可能就是為什麼莊周認為人永遠難以給別人「獨善其身」的空間，而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創造一個限制侵犯他人的社會秩序。
這就是為什麼人類要簽訂「社會契約」，也是任何一個讀過《哲學101》（譯者註：馬克斯‧馬利科教授寫的一本通俗哲學著作）的學生都可以告訴你的事情。暴力的存在促使人們建立一個權威機構來約束侵犯者。但正如19世紀的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克‧巴斯蒂亞特（Frédéric Bastiat）指出的那樣，隨之出現的問題是國家很快就會偏離其使命，往往是在行善的幌子下成為侵犯者本身。
巴斯蒂亞特在《法律》中寫道：「即使法律可能是在幫助窮人，也需要公正對待人和不能掠奪他們的財產」，「法律的使命是保護財產。」
當今世界的許多矛盾，都源於對法律的不同理解。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護私有財產，重新分配財產，或是廢除財產？人們對這個問題會有像斯密和馬克思那樣不同的看法，而這種討論也已有很久遠的歷史。
同樣清楚的是，莊周和斯密告訴你的觀點是通往和平、繁榮、和諧社會的道路，而馬克思的觀點則相反。
「無為而治」，伴隨的是天下大治。
作者簡介：
喬納森‧米爾蒂摩（Jonathan Miltimore）是FEE.org的執行編輯。他的文章/報道時常出現在《時代》雜誌、《華爾街日報》、CNN、《福布斯》、《福克斯新聞》、《明星論壇報》。他還是：《新聞周刊》、《華盛頓時報》、MSN.com、《華盛頓檢查者報》、《The Daily Caller》、《聯邦黨人》、《大紀元時報》的署名作者。
原文：https://www.theepochtimes.com/meet-the-adam-smith-of-ancient-china_4794605.html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