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地方志中心承擔編纂的方志書籍《香港志》首冊英文版發行，並於7月27日在香港禮賓府舉行了出版典禮。香港特首李家超、中共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劉光源在活動中發表了講話，四十多國駐港領事出席了這次活動。而兩年以來，《香港志》中文版已經出版兩冊，並被許多人視為是帶有明顯傾向的「官修歷史」。
現居美國的香港知名時事評論人程翔，7月28日接受了本台記者孫誠的採訪，講述了他眼中《香港志》存在的問題，以及人們需要做什麼才能保存真實的香港歷史。以下是本次訪談的內容。
程翔眼中的《香港志》：「這其實是中共改寫歷史的重要過程」
記者：程翔先生您好。我們注意到，《香港志》這本書在兩年前開始出中文版，最近又出了第一冊的英文版，而且出版典禮是在香港禮賓府進行的，李家超和中共外交部的官員也在儀式上發表了講話。您覺得，他們這樣高調地支持這本書，有什麼目的呢？
程翔：這其實是中共改寫歷史的重要過程。怎樣看出他改寫歷史呢？因為他把對中共比較尷尬的事情輕鬆抹掉，這是一個改寫歷史的企圖。很不幸，香港現在也陷入這種改寫歷史的陷阱裏面，我覺得這個是很遺憾的事情。
記者：您能不能舉例子談一談，在這本書裏面，他們具體是怎麼樣改寫歷史的呢？
程翔：很多事情，比如說對於回歸以來，香港一國兩制的評價，他在官方的論述裏面，就是說「『一國兩制』以憲法和《基本法》共同作為憲制基礎並構成憲制秩序，這是一項重要的政治法律原則。香港社會各界能否在這原則上達成共識，是『一國兩制』在香港落實和香港走出近年政治困局的關鍵。」這完全是單方面反映北京的看法，把香港近年來出現的抗爭看作是違背了《基本法》的重要法律原則，所以責任在香港。但是他無視為什麼會有這種抗爭，因為中共自從回歸以來，屢屢違背基本法對香港的承諾，一而再再而三推遲普選，甚至在2014年人大「八三一決議」裏面根本改變了普選定義，這才導致香港人奮起抗爭，這個事實他完全迴避不講，而且把抗爭原因歸結為香港老百姓，這是非常不道德的，我覺得，作為一個政權不應該這樣做。
《香港志》如何敘述歷史：「經歷這段歷史的人死光之後，他們的論述就變成正確的論述」
記者：除了上面的那個例子之外，您還有沒有什麼類似的印象深刻的例子呢？
程翔：比如對六四的看法，迴避了很多跟六四直接有關的事情。他對六四的陳述，只是有幾則，有胡耀邦逝世、戒嚴，然後就是六月四號，這些都是直接跟六四有關的事情，但是由於發生六四而產生的重大歷史事件，都迴避了。比如說六四後，英國人為了穩住香港當時人心惶惶的狀態，推出玫瑰園計劃，動用大規模基建建設，建造新機場，用這些計劃來穩住香港經濟、民心，而且又提出居民權給部分香港人。這些對香港當時穩定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官方的論述裏面都完全抹掉。
記者：在英治時代的香港，和中共關係很深的一件事就是1967年的六七暴動。在當時中共文革的環境下，香港也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對於這樣的事情，這本書的論述是怎樣的呢？
程翔：對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在香港發生的暴動，他都避重就輕。比如說，在說香港的幾次暴動，舉的第一宗暴動是1956年的雙十暴動。他說這是第一宗。但是更早的還有一宗，是1952年的三一事件，為什麼他略去三一事件不談，直接跳到雙十暴動，因為雙十暴動是親國民黨的人掀起的，三一暴動是共產黨煽動起來的。共產黨煽動的暴動他就不提，國民黨煽動的暴動他就大書特書，而且成為1949年以後的頭一次暴動。到六七暴動，影響太大他不可能去迴避。他不迴避1967年的暴動，但是對1967年共產黨煽動的暴動，跟1956年國民黨煽動的暴動提法完全不一樣。
記者：這些提法的不一樣，具體的表現是怎樣呢？
程翔：比如說他對國民黨煽動的暴動是講，「九龍及荃灣暴動的導火線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親國民黨工會和與其有關的黑社會組織挑動及參與顯而易見……戰後逃難至香港的平民百姓大都謀生困難，對現實社會極為不滿，他們與在政治和經濟上遭受挫敗的親國民黨人士構成這次社會動亂的基礎。」這句話有沒有錯，沒有錯，但是對1967年共產黨暴動的論述就完全不一樣了。
記者：那他們是怎麼講六七暴動的呢？
程翔：我們都知道，香港1967年的暴動，其實是國內文化大革命往香港延伸的結果，所以國內研究文革的人，在編地方文革時的時候，都會把香港1967年暴動納入地方文革史的一部分來說，所有文革錯誤都出現在香港1967年暴動。但是他描述1967年的暴動時說，「當年不少左派群眾抱着反抗殖民壓迫的心態投入鬥爭，對抗全副武裝的軍警。然而，期間有些做法引起市民對很多左派的不滿，致使香港左派在其後一段時間裏都被貼上負面標籤。港府則籍機加強宣傳，爭取市民認同。」你就看出他對雙十暴動，跟對文革的六七暴動，完全有不同的政治傾向。
記者：那麼想請您總結一下，這兩種論述的區別在什麼地方？
程翔：如果他說1956年國民黨發動的暴動帶有明顯政治色彩，難道1967年共產黨煽動的暴動沒有政治色彩嗎？色彩不是更明顯嘛。所以他的論述，對國民黨的譴責很明顯，對共產黨同情有餘，對這兩場不同暴動的表述，充分表現了官修地方志、官修歷史的嚴重偏頗的做法。
還有很多地方都體現出這種官修歷史的弊病，而且最關鍵的弊病就是掩蓋歷史，把官方對歷史問題的不恰當的論述放進來。我們經歷這段歷史的人死光之後，他們的論述就變成正確的論述，正統的論述，我覺得這個地方志的出台非常有問題。
人們應該怎樣保存香港歷史：「一定要跟這種企圖毀滅歷史真相的行為作鬥爭」
記者：我們來談一談另外一方面的問題吧。您覺得，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人們需要怎樣研究和書寫香港歷史，才能反映真實的歷史呢？
程翔：我覺得這需要學者敢於突破他的信息封鎖，敢於去挑戰他的論述。有這個求真、求實的精神，不向強權的論述屈服，這是非常重要的。我覺得有三個層次的事情可以做，第一個是專業的歷史專家需要去儘量發掘一些已經被毀掉，或者準備毀掉的史料，進行保存。這個是特別重要的，等一下回來再說這一點。
記者：不那麼專業的普通人，又應該怎麼做呢？
程翔：第二個層次就是一般的歷史教學者，要想辦法制定一套比較能夠反映歷史事實的教科書。教科書在香港的情況下，也是需要當局去審批的。在這種情況下，那些有益於當局的教科書，未必能夠（反映歷史事實）。每個歷史教師都需要有一套這樣的東西，以便來對照中共自己的說法。然後就向學生指出，不同版本、不同論述的差異在哪裏。第三個層次就是，歷史愛好者應該儘量去從原材料里找回歷史的真相。因為最近幾年來，隨着本土運動的興起，有很多朋友都是很努力地、自費地去購買英國的一些解密檔案，從裏面儘量還原一些歷史真相。所以我覺得，做法有不同層次，有專家的層次、有歷史愛好者的層次、有教師的層次，要多管齊下才能避免中共的論述錯誤地誤導學生。
記者：您能否展開談一談，學者保存史料這一點為什麼很重要呢？
程翔：回過頭來講，很重要的是學者應該儘量去發掘原材料，因為在過去香港有一個非常出名的中國研究中心，在中文大學裏面，被世界上所有漢學家或者是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視為「中國研究的麥加」。很多國際上有名的學者，其實都來到香港中文大學，到了中國研究服務中心（USC）。那裏有五十多年的積累，把中國大陸的很多各地的資料，都搜集起來，很多更是屬於禁書。從這些書裏面，能看到大陸幾十年來的政治運動情況，比如說三反五反，都能在裏面找到。可惜的是，最近「國安法」頒佈，當中共明顯要收緊香港意識形態的時候，這個圖書館平白無故地被解散了。
記者：您覺得，這帶來了怎樣的後果呢？歷史學者又應該做些什麼呢？
程翔：（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這些書出路怎麼樣呢？這些書被打散，辛辛苦苦積累幾十年的一些豐富的資料、歷史材料被化整為零，散佈於圖書館不同的角落，形不成一種聚集的效應。這樣，「麥加」的地位從此就沒有了，「麥加」已經給摧毀了。所以，我覺得歷史工作者需要去好好想怎麼做，一定要跟這種企圖毀滅歷史真相的行為作鬥爭。
記者：那麼，在現在的政治局勢之下，您覺得人們進行與官方口徑不一樣的歷史研究，是不是會承受風險呢？
程翔：我覺得只要默默地做，沒有人能說你違法。至於以後能不能發表，這是另外一碼事。秘密地做，我覺得應該是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