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鼓吹上山下鄉的言論沉渣泛起，有人甚至建議國家啟動「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這其實是要開歷史倒車，返回那個時代。
但是我想告訴各位：當年的上山下鄉運動不僅害了我的青春，還讓我練了一顆賊心，幹了許多出格的事情。正因為如此，我擔心如果再來一次上山下鄉運動，不知會讓多少年輕人走上邪路。
我是1964年高中畢業以後下鄉插隊的。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我比1968年大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要早四年左右。當時選擇下鄉，從大氣候來看，是為了貫徹執行最高指示。因為毛澤東說過，「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於是「廣闊天地煉紅心」，就成了那個時代的最強音。
下鄉後不久，就是元旦、春節兩大節日。我當時愚蠢地主張，咱們應該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但是沒有人響應。我因為是高中生，一開始就莫名其妙地被委派為事務長，所以大家走了以後，我因為看管糧食不能離開。與此同時，知青中的負責人苗必成和幫廚李洪飛也留了下來。有一天早上，我和苗必成到村口散步，看着遠處的一片空地，便激情澎湃地幻想起來：如果能在這裏建立一所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那該多好啊！
過了年以後，市安辦的嚴主任前來視察。他結合我的家庭出身和擔任職務，便懷疑我有經濟問題。我認為這是嚴重的人格污辱，便和他大吵一架。後來，他決定把我們化整為零，分配到全村的八個生產隊。
其實，在這80個人中間，應屆畢業生不到半數，其中最奇葩的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名叫武鐵蛋。他的父親以討飯為生，母親半瘋半傻，除了生育沒有任何生活能力。我下鄉之前經常在鐘樓街一帶見過他們一家，那狀態超乎任何人的想像。因為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武鐵蛋不僅大字不識一個，而且性格乖張，很難與人溝通，沒想到他也會成為下鄉知青，被有關部門拿來充數。
類似的例子可謂五花八門，千奇百怪。比如在這80個人中間，被拘留勞教過的就有好幾個。所以剛剛下鄉不久，有幾個人就因為偷自行車鋃鐺入獄。而教唆他們返回城市偷車的，就是當地的一位貧下中農。
1966年冬天，我們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返回太原到安置辦公室造反，隨後又到了北京。當時的中央安置辦公室已經被砸得一塌糊塗，於是我從扔在地上的機密文件中看到，上山下鄉不過是為了解決城市的就業壓力，這讓我深感上當受騙。同時也覺得，這一輩子再也沒有希望。
造反以後，我在城裏呆了兩年，一直處於啃老狀態。當時父親因為歷史問題被扣發工資，全家人的生活特別窘迫。後來我不得不返回農村，重新去過那非人的生活。從那以後，我幹了許多出格的事情——
比如夏天西瓜熟了，便在夜裏避開巡田的人，潛入瓜田，用摸皮的方法挑選成熟的西瓜，就地美餐一頓。
又如秋收季節，正是吃嫩玉米的最好時候，於是在收工途中，我假裝進地里方便，然後把玉米棒子掰下來插到腰間，再把衣服披在外面，就像敵後武工隊那樣，大搖大擺地向村里走去。
有一年隊裏收割的芝麻放在知青住的房頂上晾曬，於是大家便在人們熟睡以後爬上房頂，把外衣鋪的房頂，拎起芝麻捆一抖，然後捲起衣服飛身而下，幾斤芝麻就到手了。要知道，那時候的芝麻絕對是稀罕物，市場上根本就看不到。
有一年夏收季節，生產隊為了龍口奪食，把男女老少編成兩班，不分晝夜地在打麥場上大干三天。換班休息的時候，我在麥堆上無意中發現袖筒里可以盛放小麥，於是用細麻繩把上衣的袖口一紮，偷偷地往裏面裝上小麥，然後披在身上返回住地。就這樣跑了兩次，居然偷回來30斤左右，相當於一個人全年分配的小麥。我記得，當時城裏人的口糧中，只供應30%的白面。
這些往事讓我明白一個道理：好的政策和制度可以使壞人變好，壞的政策和制度可以使好人變壞。所以，對於那些重啟上山下鄉工程的條陳及其炮製者，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2021-0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