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傳媒人區家麟被捕翌日，香港黨媒指名道姓，指出他那幾篇文章屬於煽動作品，還列述其後出現法官遭到恐嚇的多宗事例，當然是要暗示罪行與其文章有關。
這篇所謂報道顯然是以結果為目標。報道摘取區家麟文章的片言隻語，卻沒有探討其文字與恐嚇事件有何因果關係，不外是帶出預定的結論—文章引起罪行，報道至此也達到目標了。黨媒大膽假設、沒有論證也提出這種說法，當然是希望大家相信，區家麟的言論已超出言論的界線，成為推動罪行的力量，可見當局只是把他繩之於法，絕非以言入罪。
儘管黨報未免是含血噴人，甚或有誹謗之嫌，不過它主張的入罪原則（言論若引致其他人犯罪也須負上刑責），卻值得特區當局好好學習，然後痛改前非。反觀現行「刑事罪行條例」，單憑犯罪意圖，已可將言論入罪。該條例規定，只要有任何行為，包括發表文字，若其意圖是引起憎恨特區政府，或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即屬罪行。換言之，當局只需按被告人的行為判斷其意圖是否有煽動成分，無需考慮該行為或言論是否導致任何公共秩序的破壞，又或者煽動意圖能否實現，即可予以起訴，罪成更可判監兩年。
單憑文字的意圖即可入罪，除了牴觸國際人權規範，更是兩面不討好——既毫無疑問是以言入罪，也掩蓋了深層次矛盾，無法從根源上消除市民對政府施政以至司法機構的不滿，以至仇恨。
不用多說，煽動罪下，言論即使不造成任何影響，甚至無人置信，只要當局認定有煽動意圖，即可以立即執法。不錯，「刑事罪行條例」列明四個抗辯理由，例如文章的目的若有建設性，如旨在矯正政府、憲制、司法的錯失或缺點，或鼓勵市民以合法途徑改變現狀，則不算煽動。又即使評論文章如《明報》那樣標明目的，是為了「矯正或消除（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的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但警務處長有言在先，不承認這些免責聲明，因為警方自有執法判斷，是否煽動就交給法庭裁定。
不過，煽動案件由起訴到審結，如譚得志（快必）一案，經歷一年半，但不等於事情告一段落。譚得志一案，法官陳廣池並沒有在判詞詳細分析「刑事罪行條例」的抗辯理由是否足以保障言論自由，而國家安全和個人權利之間又是否取得平衡，亦欠缺應有的論證，看來仍有待案件上訴時再作澄清。再者，按照終審法院的決定，被控「煽動罪」者，與被控國安罪行者相同，必須符合嚴苛的要求才批准保釋，否則將被還押至案件審結。換言之，就算最後勝了官司，失去的言論自由也無法補償。
其實最令人討厭政府的，不是「煽動」文章而是源自政府的施政本身，並非制止批評者發聲便可以消除。例如特首林鄭月娥五年來的施政惹人反感，乃自取其辱，與人無尤。二○一九年修改「送中」條例，二百萬人上街，加上警方鐵腕鎮壓，令反修例運動一發不可收拾，而林鄭政府既不立即撤回修例，亦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暴問題，再到今年第五波疫情的抗疫政策弄得生靈塗碳，市民由反感而生憤恨的話，特區政府又怪得誰？
再如一些市民對司法的怨憤，不是別人的煽動所致，而是法庭本身的表現惹人非議。例如立法會初選案四十七人去年三月初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已經事隔超過一年，依然審訊無期，大部分被告不准保釋（僅十三人可保釋），至今還押候審。如此未審先囚，是否代表香港遠遠偏離過往無罪推定的法治精神？更且，法庭不准報道被告人保釋聆訊的內容，公眾又從何了解法庭是主持公道、言之成理，還是偏幫政府而犧牲市民的人身自由？
事例當然還有不少，總言之，位高權重者即使沒有人相信他們有任何煽動意圖，不過只要他們的言論和行事一而再偏離核心價值和公眾期望，而且欠缺合理解釋，甚或再附送一堆歪理的話，只會註定犯眾憎，由此招惹民憤民怨，勢所必然，再祭出這條由殖民政權遺留下來的「煽動罪」，究竟可以制止還是挑起市民更大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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