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無路可逃
「紅太陽」的時代是「運動」時代，每年、每月都有「運動」，往往是一個「運動」尚未結束，新的運動已經發動。
1958年搞「大躍進」，浮誇風、虛報風導致了「三年自然災害」。國家經濟崩潰，城市建設停滯，工業破敗不堪，無法安排年輕人就業，毛澤東沒有轍，只好於1962年發動了第一次「上山下鄉運動」：大城市的年輕人去新疆「建設兵團」、北大荒、海南島，叫「紮根邊疆」；農村戶口的高中畢業生不讓考大學，「動員」他們哪裏來的還回到哪裏去，回鄉「建設新農村」，叫「紮根農村」。
1966年夏天到1968年夏天，造反、武鬥，「鬧」了整整兩年的「革命」。劉少奇極其所有的追隨者徹底倒了，但是城市建設又一次破壞殆盡，又一次導致了工業的蕭條，又一次無法安排年輕人就業，於是毛澤東第二次發動了「上山下鄉」運動。
1968年停止武鬥、繳槍以後，大家便從此褪下了「紅衛兵」袖章，接着是造反組織撤消，成員解散。有的哥們因為在武鬥中殺了人，遭到清算，被定為「壞頭頭」，以「罪大惡極」抓起來，然後「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拉去槍崩了。該殺的殺掉了，剩下來99%是「可以教育好的」，我算其中之一。這時候，所在的農墾學校早已解體，我成了無所歸依之人。後來，經姐夫介紹，我到謝三礦幹上了臨時工，日工資1元2毛零4分，工作是抬煤泥，抗大料，後來下井採煤。
是年9月，全國各地紛紛成立「革命委員會」，成員由執行軍管的軍人、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幹部、有公職的造反派頭目組成，謂之「三結合」。當然，閻王的茅廁沒有小鬼的糞，「紅衛兵」們被拋在了一邊。是年11月，終於等來了最新的《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我的一個「紅衛兵」戰友找到我家，憤憤地對我說：「當初稱我們『紅衛兵小將』，下死命令叫我們『停課鬧革命』，打黑幫，打走資派，打劉少奇，這喒子我們怎麼成了『再教育』對象了？」
有一天剛剛到班，單位的頭頭過來傳達文件，要義是：有六十三個最最革命的、最最優秀的「紅衛兵」發出倡導：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他們要到那裏經歷大風大浪，到那裏煉紅心、繼續革命，以便更加熱愛毛主席、忠於毛主席。當然，出於革命友情，他們希望所有的戰友們都去一起煉。
接下來就是全社會發動動員，說「農村是個廣闊天地，在那裏是大有作為的」，說「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說所有的城市娃兒們都應該到「廣闊天地煉紅心」！一時間，整個社會都在宣傳「上山下鄉」是聽毛主席的話，是在走一條光榮極至的道路。這「上山下鄉」不是所有的人都可去，有一個範圍，即是66年、67年、68年的初中、高中畢業生。這便是以後歷史上人人皆知的「老三屆」（初中的又叫「小老三屆」，高中的叫「大老三屆」）。
如果你是這三屆之中的人，如果你不參加「上山下鄉」，你簡直就是下三濫、狗屎堆，沒人看得起。先是居委會到家裏來「做工作」，說的天花亂墜。後來按戶登記，並警告：反正你家孩子是三屆畢業生里的，如果不願「上山下鄉」，到底都跑不掉你，而且將來你全家都沒有好果子吃。
在單位里，先是「號召、動員」，要求凡是「老三屆」的，自己出來報名，說這是無上光榮的事，別人還想不上哩。後來，這種欺騙性的宣傳做膩了，乾脆赤裸裸地幹起來了，頭頭在全體臨時工群眾會上公然叫大家「檢舉」誰是「老三屆」。我被人檢舉，工頭當天就辭退了我。這時才知道，上面有規定：任何單位部門，不得容留「老三屆」的人就業。實際上，曾經成全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們，此時已經走投無路，簡直就象過街老鼠，不「上山下鄉」簡直活不下去。這個時候，家裏有一點門路的人，居然給自己的孩子開有病或是殘疾的假證，以便逃避「上山下鄉」。
居委會的婆娘不失時機地趕到家裏來要我登記，央求我看在老少娘兒們的份上，給她增加一個名額。她說，上面給她們攤派了任務，完不成是不行的。沒奈何，我只好做了順水人情，親筆給自己登了記、填了那張如同賣身契的知青表。
一個大字都不認識的居委會婆娘端着我的「賣身契」橫看豎看，樂不可支地誇獎道：「這孩子，一手好字墨！」
實際上我是個急性子，平時最沒有耐心一筆一划地寫字，字體很潦草，有時簡直就是鬼畫符，從來沒有人如此誇獎過我。
1968年11月13日，我們這個地區送走了第一批「到大風浪里煉紅心」的傻傢伙，總共是一百三十多人，我也在其中。上午開了一個大會，給每個知青帶上一朵紅色的紙花，送了四本《毛主席著作》（到農村以後才知道，四本《毛主席著作》購價五元不到，就這麼點兒東西，連同那朵一個屁錢不值的紙花，黑心的「革命委員會」雜種們竟扣掉了我們20元下放補助費！）。然後，他們在台上公然宣佈：你們的城市戶口已經註銷，由領隊的人把戶籍統一帶到農村去，以後再重新安置。
送行的父母立刻就象賣了兒女似的失魂落魄，有人大哭。
然後，他們點名數人，點一個記一個數，送上卡車一個。這情景，立即叫我想起了電影《抓壯丁》，大家的胳膊上只差一根繩子了。
知青們上車以後就有人開始哭了，大家都才十七八歲，只是一幫不會做飯、不會洗衣、不知稼穡穡稼、不知如何生活的孩子。
大卡車啟動，一路捲起滾滾黃塵，把這樣的一幫男孩、女孩送到「廣闊天地」去了。
二、下鄉以後
那天，「解放」牌大卡車在石子路上顛簸了兩個多小時，終於把我們這些知青送到了壽縣堰口區。區「革命委員會」主任致了歡迎詞，然後叫我們自己到街上買東西吃——他們沒有食堂。到了下午，大家被分成許多股，我們這一股被分配到「陶家小店公社」。
「解放」牌大卡車早已返回淮南，區幹部叫我們發揚「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的精神，我們步行18里到了「陶家小店」，公社的「革命委員會」主任又致了歡迎詞，又把大家分成許多股，然後由應邀而來的各個生產大隊的書記帶到農村去。我們這一股被分配到王牆大隊，走了七、八里到了大隊部。接下來，各個生產隊隊長應邀而來，大隊書記對他們宣佈了一個隊可以認領兩名知青的原則。生產隊隊長們開始挑選我們，他們就象買牲口，毫無避諱地說肥道瘦，直面評論對我們這些知青的第一印象。直到天黑，最後的分配才算了結。
一個比我大兩歲、姓王的知青始終跟我在一起，我們被一個名叫王西山的中年漢子認領下來，他是柴拐隊隊長。天色已經黑透，我們跟着王西山，磕磕絆絆又走了兩、三里黑路，好不容易才到了他家。我們放下背了一天的鋪蓋卷，坐在煤油燈下等着吃飯。門裏門外，全村的男男女女都來了，大家簡直就象在看耍猴的，感到希奇而有意思。
第二天一早，我們便與社員們一起下地幹活了。這地方靠在瓦埠湖邊，離堰口集公路12華里，非常偏僻，有很多人從來沒有出過村子，他們沒有見過外人，對我們很感新鮮、稀奇，有的人便口無遮攔地對我們刨根摸底。村民們不分任何場合地直接打聽我們多大了？有對象沒有？父母在城裏是幹什麼的？一個月拿多少錢？在城裏住什麼房子？在城裏吃什麼、穿什麼？
小王的父親不久之前當上某個煤礦的「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很有優越感，而我的父親卻因為「反動軍官」的歷史問題剛剛遭到「無產階級專政」。有一天晚上，我們在一個床上抵足而眠，交談中，我把家裏的情況告訴了他。後來，在某些個場合下，小王把我告訴他的一切向村民們泄露無餘，並且還對村民們解釋說：所謂「反動軍官」，跟你們農村的「地、富、反、壞」——「四類分子」是一樣的。
這齣賣，使我在村民心目中的價值一落千丈。一個說我長的英俊、死活要認我作弟弟的少婦不再用正眼看我，一個弱智的地主的兒子直接對我說：「什麼鳥傢伙『下放學生』？原來是跟我一樣的壞蛋！」
國家給我們的安置費是250元，早先已被各個關口，一層層以各種理由扣去了65元。村里利用舊房基給我們搭建了兩間稻草房，加上置辦生活用物、農具，償付村民勞務費等等、等等，這些錢便被迅速扣光。
這樣的情況非止我們兩人。1969年春天，全地區的下放知青普遍缺錢缺糧，進入了第一個青黃不接的年頭。我們淮南市的知青比較老實、規矩，江蘇、上海來的知青則不是這樣。有人開始偷盜生產隊的糧食，繼而偷盜農戶家裏的雞鴨、小狗、小貓。先是少數人，後來大家傳授「經驗」，互相鼓動，逐漸形成了惡劣、無恥的風氣，讓極度貧困的農村老百姓深惡痛絕。不僅如此，區域不同的知青還相互打架，淮南人最能戰鬥，打擊的目標多是上海「小癟三」。並沒有什麼原因，只是大家總是看對方不順眼。
有人寫了一首《知青之歌》被判重刑（後來才知道，此人差一點判死）。
有人秘密建立了「反共救國軍」，破獲以後，兩個「為首分子」判死，被槍斃在壽縣窯口集大橋下。
女知青較之當時的農村女性顯得細皮嫩肉，農村裏的一些青皮流氓開始打她們的主意。有一男一女兩知青，本來是同學加戀人，相約下放在一個村。村裏有人為佔有這個女的，竟殺害了男知青。更甚者，淮南市東部淮豐公社的一個「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利用權力，拿女知青當妓女，做無償嫖宿，有案可查的達二十多人。
女知青在農村遭受欺凌、被強姦的事件屢屢發生，社會上大為譁然、紛紛擾擾，女知青的父母們把農村看成了危途。毛澤東為了叫知青繼續下放，只好部署了「打擊破壞『上山下鄉』犯罪活動」的運動。從1970年開始，強姦一名女知青判7年徒刑，利用職權姦污三名女知青以上者判處死刑。淮豐公社的這個「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被逮捕，被遊街示眾，然後槍斃。
小王的父親曾經來過柴拐村，小王告訴大家，他爸爸的職位相當於副縣長，一時之間引起村民的仰慕。大家過來瞻仰他，他卻十分地小氣，只給每人一支「東海」牌香煙。然而，父親是「副縣級」大官的招牌只閃光不管餓。小王身體很瘦弱，手無縛雞之力，很多勞動他都無法從事。村里人漸漸開始譏笑他，每天都有人傳誦他如何無能、如何窩囊的事例，還按他習慣聳背的形象給他起了一個「老蝦」的綽號。「老蝦」家裏兄弟姐妹六七個，母親無業，所以家境也不是太好。「老蝦」找我，要求我陪他到上面訴苦、討救濟。我與他跑到公社，跑到堰口區，聽那些混賬的土包子幹部說了許多的混賬話，最終還是兩手空空。沒有別的辦法，「老蝦」哭了一場又一場，幾次說要自殺。
我是當過煤礦臨時工的人，不怕勞動。在1969年至1970年的兩年時間裏，割麥、插秧、挑擔子、耕地耘田、推獨輪車，全都學會了。由於少年時期愛好武術，一直練功，體格比農村青年優越，因此有的力氣活兒比他們做的還好。生產隊給了每個知青半厘土地，人家的長荒草，我的卻種了蔬菜。在農村，我用不着象「老蝦」那樣經常哭哭啼啼，因為我基本上可以自食其力，能夠勉強維持下去。
我與本村的小青年們很能玩到一塊。玩文的，和他們一起唱革命歌、樣板戲；講《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封神榜》；玩武的，打拳、摔跤、翻石磙、到大灣里攆野兔。我的「文治武功」征服了人心，換取了村民們由衷的尊重。村裏的人，漸漸忘記了我的「反動軍官」的家庭出身，把我當成了他們之中的一員。大隊搞評選活動，我被推選到堰口區，給予了「優秀知青」、「學大寨紅旗手」的稱號。
有的知青比我混得更好。到1970年年末，有男知青被當地人招為女婿，有女知青做了農村人的媳婦。有的人則入了黨，當上了農村幹部。我當上了「專政小隊長」，武裝民兵。大家讓我當上了記工員，這位置在村里特別重要，威信相當於副隊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