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此時柏林圍牆倒塌、兩德統一之後，柏林地區新納粹主義開始崛起，對外籍人的襲擊事件就越來越多。這一年，李楊有機會去慕尼黑拍一部電視劇，出演一個黑手黨。他決定轉到慕尼黑大學，並且還可以到這裏的慕尼黑電影學院旁聽。
德國的教育制度很自由，學生可以轉任何學校，只要對方學校同意，連在原來學校修的學分也可以帶過去。李楊來到慕尼黑大學，把他的學分證明拿給他們看，慕尼黑大學接受了。他馬上回到柏林，辦了退學手續，帶着幾隻箱子來到慕尼黑。
一個偶然的機會，李楊看到《人民日報?海外版》介紹瀘沽湖摩梭族的母系社會，感覺可以拍一個紀錄片，就回到中國，來到雲南，拍攝了一部叫《婦女王國》的紀錄片，在德國電視二台播出。儘管這部電視片的長度只有四十多分鐘，而在德國電視二台播出時，更被剪得只剩下二十幾分鐘，但李楊並不想把這部片子拍成專題片，他要拍的是紀錄片。他用自己在德國學到的東西來記錄她們的生活，先後去了兩次，終於拍攝完成。
這部紀錄片得到科隆電影學院的賞識，李楊又通過了他們的專業考試，終於在1992年得以進入科隆電影學院。這是一所新成立的電影學院，只招研究生。慕尼黑電影學院和西柏林電影學院只要三十歲以下的學生，而他此時已經三十二歲了。
在科隆電影學院，李楊所在的班裏只有七個人。有一天他找到導師抗議，因為同班同學太能侃了，課堂上這個講講那個講講，他什麼也沒有聽到。他對老師說，我不遠萬里從中國來，是想聽您講課，不想聽他們的。老師沒說更多的話，只是說你也可以這樣，這樣就是互動。李楊一直到第二學期，才適應了這裏的課堂氣氛，並開始享受這種上課方式。班上有一個同學，李楊老覺得他說的東西不對，但最後打分的時候，對方的分總比他高。他就琢磨為什麼，慢慢才知道這所學校同樣鼓勵的是創新。那個同學叫貝恩德·里希坦伯格，後來是電影《再見列寧》的編劇。
在科隆電影學院上學期間，李楊又拍了兩部紀錄片，一部是關於雲南少數民族愛尼族的葬禮，通過一個葬禮，反映出這個民族的人對死亡的態度，他們的葬禮幾乎是一次歡樂的社交聚會，所以這部片子就叫《歡樂的絕唱》。而他的畢業作品，則是一部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片，名字叫《痕》。這兩部片子在德國電視台播出，許多德國人才知道，日本人還有這樣的暴行。中國駐華大使館為此資助了李楊三百馬克，為這部紀錄片舉行了一個簡單的首映式。
這幾部紀錄片不僅給李楊帶來一些榮譽，也是他藝術觀念發生變化後的產物。「像摩梭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題材，我們許多電視台拍過無數次，但能讓外國人接受的有多少呢？《痕》這部紀錄片，全片我沒有加一句解說詞，沒有一句我自己的感受，都是中國的學者怎麼說，日本的學者怎麼說，中國的士兵怎麼說，日本的士兵怎麼說，見證人怎麼說。因為我已經學會了不能代替觀眾做結論。讓自己去扮演一個大師，告訴觀眾必然如何如何，這是一種霸權、專制的思維模式。正是這種思維模式，造成我們教育出來的人，沒有多少人才，許多是費才、廢才。」
1994年，李楊從科隆電影學院畢業，拿到碩士學位，此時他已經在德國學習了七年。
五
事實上在拍攝《婦女王國》之前，李楊還回過一次中國。那次他是作為一個德國訪華代表團的翻譯。
回國前他到商店為家裏人買禮物。「那會兒只有一些概念，買香水啊，化妝品啊，就想買最好的。」李楊回憶道，「我進商店問人家什麼是最好的，服務員就說這些都是最好的，這些都是名牌。她問我，你是不是想要最貴的。我說也不是最貴的，就是最好的。她問，你給誰用？我說這個給母親，這個給弟弟。她又問，他們喜歡什麼？他們喜歡的，就是最好的。我才發現，我原來心目中的『最好』，與人家所謂的『最好』，完全是不對位的。」
從商場回來，李楊一直在琢磨服務員的那番話。在德國，雖然有很多名牌，但是買名牌的人卻很少。不管大家用的是不是名牌，但都很自信，沒有人覺得自己窮，自己很丟人。「『你喜歡的就是最好的』，這句話對我有特別大的啟發，等於改變了我過去很愚蠢的一種思維或者是一種價值觀念。就這麼一件小事，卻好像給我上了一堂哲學課。」
第一次回國時，李楊特別興奮。他們的飛機先到香港，然後再轉道桂林。他看到中國人，就特別想說中文，見到誰都想上前問「你好」。
同行的代表團，只有他這個翻譯是中國人。在桂林海關，李楊被工作人員攔住，要求做一項血液檢查，而其他德國人都已經被放行。李楊問為什麼。對方說，因為他們是外國人。李楊說，為什麼我回到自己的國家，你不保護我？
李楊的護照被扣，必須要抽血、驗血。他說，我堅決不抽，你要抽，我就不進關。
這時德國人已經進去，團長又返身回來問他怎麼回事。他把情況說了，說這樣的驗血是不平等的，這對我的自尊心是一個傷害。
同行的德國人都返回來，集體抗議。李楊說，我不要這份工作，我要走了。德國人也表示，不進關。
經過交涉，李楊作為特例沒有被抽血。「從那兒之後，我每次回國過海關都是這樣，我拒絕跟別人不一樣的對待。我不反對你抽血，要抽血，就全部都抽，但不能將中國人與外國人區別對待。好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