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來改編劇本。因為李楊不了解礦區，他又幫助他聯繫人，下小煤窯。
到這年年底電影開機拍攝前，李楊先後將這部叫《盲井》的劇本改了六遍。在修改劇本的過程中，他一直下小煤窯體驗生活。
在《中國煤炭報》記者談志學的陪伴下，李楊從北京西直門火車站出發，坐慢車一站一站走，河北、內蒙古，每到一站，就再租車到小煤窯看，然後到了賀蘭山。從寧夏回到陝西，這裏是李楊的故鄉，談志學返京，他找當地一些熟人作陪。從陝西，他又轉道河南，幾乎轉了半個中國的小煤礦。「《神木》小說在電影中佔了百分之六十，而其餘許多細節是我靠下生活挖出來的。」李楊總結道，「包括小孩子到過妓院之後又加了一場到郵局的戲，包括他在路上碰到一個失學的孩子捐錢、借錢這個細節，以及兩個騙子去卡拉OK等情節，都是小說里沒有的。」
有一次在山西考察煤礦，當地的朋友開車帶李楊上去，他問旁邊還有沒有，他們說山邊還有，他就獨自去了那裏，大山深處的一處小煤窯。他正在那裏攝像，有兩個人騎着小摩托車過來，他還在拍，又過來一輛車，將他圍住。這時候，他的手機響了，是陪他的朋友打過來的，讓他趕快回來。這時他才發現，已經有好幾輛車圍住了他，那些人的面目都非常狠。
李楊連滾帶爬跑回去，發現他們開的那輛車已經被十幾輛車圍住，有人拿着棒子，有人拿着雙筒獵槍，還有一名警察，問他是幹什麼的。他回答說，我是來玩的。對方說不行，要將他帶走。陪他的那個朋友也是當地一個官員，朋友的手機此時都被打爆了，當地的縣長、縣委書記都來電話問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們以為他是來採訪的記者。
雙方僵持不下，便一起回縣裏再交涉。
回縣城的路上，李楊看到所有的路口都停了一輛車，用電話報告他們的行蹤。來到縣城，進了一家飯店，對方把飯店團團包圍，李楊聽說，當地的領導也在外面聽消息。他向他們解釋，我真的不是什麼媒體，就是和朋友來玩，我剛從國外回來，沒有見過。
最後，李楊撥通了在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工作的一個同學的電話，並對縣長說，萬一我出了問題，東方時空的就會來。我說兩個條件，第一放我走，第二不能為難我當地這個朋友，不能讓他丟官，因為我開始不知道這個情況啊。
從中午一直到深夜，凌晨三點多，李楊才被放行。後來他才知道，接待他的那個礦的礦長被罰了三萬塊錢，全縣所有煤窯停產兩天，因為他們很怕是電視台的來採訪，全縣高度緊張。
離開縣城之後，等到後面跟的警車也回去，李楊才鬆了一口氣。
八
2002年12月31日，《盲井》劇組舉行開機儀式，然後大家一起吃了年夜飯。礦上並沒有「盲井」這個詞，只有一個詞叫「盲巷」，就是本來探測有煤，結果挖的時候是一個大石頭，過不去了，就是死道。李楊將其改成了「盲井」。
拍攝的地點在山西和河北交界的一個小煤礦，也是靠朋友的關係介紹的。這種小煤礦，就是煤炭部的紅頭文件也不管用。
他們每次在井下的拍攝要二十多小時，再加上路上來回的時間，共需三十個小時。拍完一次，大家再集中休息。地下一百多米，完全就是一種地獄的感覺。如果出了什麼事，你根本沒有地方跑。即使四通八達的礦井，也完全不知道怎麼出去。拍攝過程中，有好幾個人都被落下來的煤塊或石塊砸過，包括李楊。
幸運的是，礦下的三種意外，塌方、冒水和爆炸，他們只需冒前兩種危險。這個煤礦屬於低瓦斯礦，否則笨重的攝影器材只要碰出一點兒火星，就可能爆炸。
有一次，劇組拍了一天一夜，大家上來睡覺，等再過去拍的時候，他們就不讓拍了，說前兩天塌方，砸死倆，砸傷四個。
做過《誰說我不在乎》的副導演之後，李楊以為自己已經熟悉了國內影視圈內的狀況，但當煤礦塌方的時候，劇組也坍塌了。
此時李楊發現製片部門的賬目有問題，而這個劇組的班底基本是一個人介紹來，也是由他組建起來的，他就向該人提出這些問題。對方便慫恿許多演員和職員離開了劇組，許多賬目沒有交接，而電影才拍了不到一半。已經租好的器材被拉走，一些演員撤離，劇組走了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劇組不得不轉場到河南繼續拍攝。這個時候，李楊的朋友高華連夜坐車從北京趕過來，擔任製片主任，幫助他重新組織班子。李楊也開始重新改劇本，補救一些鏡頭。
《盲井》原計劃拍攝二十幾天，結果又要找新的低瓦斯煤礦，又要搭建新的劇組，直到春節前，影片才得以殺青。李楊本來以為這部電影花一百萬就差不多了，結果整部片子做下來，花了將近三百萬。「我一開始沒有想那麼多，就是想拍個電影可以證明我自己，用的錢也是我自己辛辛苦苦攢的，結果到處是陷阱，司機明明沒有加油，也到加油站開張票來報銷；明明這個道具不需要錢的，也整一堆發票過來，所以拍《盲井》的這個過程讓我很痛苦，這也是我熟悉並適應國內圈子的一個過程。」
《盲井》獲得柏林電影節銀熊獎之後，在北京大學放映了一場。劉慶邦被邀請前來，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小說被改編成什麼樣子。在改編及拍攝的過程中，他一直沒有過問，李楊對他說，我希望你到最後看，劉老師請你相信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