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7年，李楊決定赴德國自費留學。為了這次留學，他由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一名話劇演員、國家幹部，變成待業青年，人事關係和檔案被退到北京市建國門街道辦事處。
同時辭去的，還有北京廣播學院的學業。此時，他已經在該校電視系導演專業讀了兩年本科。當得到德國電視一台駐中國記者站站長漢斯·貝特拉姆提供的經濟擔保，可以赴德留學時，他便找到校方，希望畢業後學校不要給他分配工作，而是拿到畢業證以後直接出國。學校不同意，說你畢業後必須要接受分配，並且就是你原來的單位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而且回單位之後還得再上五年班才能出國。李楊說，我四年大學下來三十歲，再工作五年就三十五歲，出國沒意義了。
他對學校說，最好是我大學畢業出國再念兩年研究生，然後回國效力。
校方沒有同意。
他選擇了從青藝辭職。
1985年李楊考上北京廣播學院時，已經是二十六歲。事實上他從1983年就準備參加高考，但單位不給開介紹信。這張紙，直到兩年後他才拿到，才有了考大學的資格。
李楊承認自己有強烈的學歷情結。他的父親李詩鎔49年前是法律專業的大學畢業生，出身於一個四川的軍官家庭，家境很好。父親是學法律的，但是愛好演戲，就走上這條道路，後來成為陝西省話劇院的演員。
李楊出生於1959年，1972年父親被迫害致死時，他才十三歲，最小的弟弟年僅一歲。李楊的小學、中學都是在文革中度過。即使在讀書無用的年月，即使文革中父母變成牛鬼蛇神，他已變成狗崽子，即使每次填家庭成分時都讓他特別害怕，他所受的家族教育也是必須要上學。
文革後恢復高考時，他卻參加了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在全國招演員的考試，當時的考慮是上班後每月的工資是四十多元，可以減輕母親的負擔。最終李楊被錄取，從西安來到北京，成為一名話劇演員。他的父親曾經也是青藝的演員，後來才到陝西省話劇院。
來到北京，李楊就在努力完成自己的學業。在青藝不放他考大學時，他也幾乎天天泡在劇院的閱覽室里，或者是上夜校，參加成人自學考試。等他在1985年拿到介紹信報考北京廣播學院時，手裏已經有了十一門課的自學考試文憑，再差一張就算本科畢業了。
進入廣播學院之後，他又變得很失望，覺得跟自己想像的大學生活有很大的差距。此時所有的基礎課他已經通過了自學考試，許多課沒必要再上，他感到不滿足，就想到了出國。決定去德國留學的兩個原因是：他當時的女友要去德國，在德國上學不需要學費。
成為一名待業青年後，李楊拿着聯邦德國西柏林自由大學戲劇系的錄取通知書，開始辦理簽證和護照。
二
1987年8月，李楊和女友乘坐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班機，離開北京。由於當時國航沒有直達西柏林的航線，所以他們只能先飛到東柏林，在機場直接上大巴，通過戒備森嚴的特殊通道，從東柏林來到西柏林。柏林圍牆是李楊下飛機後的第一印象。
就像接受過文革洗禮的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李楊習慣性地想像德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文革結束後，他到廣州、上海等地演出，也自以為見識過了繁華景象，但真正踏上這片土地，他感覺到的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頭一兩個星期，他什麼都沒幹，只是到處玩，把能看的都看了。
他對德國的第一個感覺是，綠。「我原來只知道綠是一種顏色，但是沒有切身感受到綠。到德國之後，發現綠進入到你整個生活中，綠的外延也擴大了，包括綠色環保的概念。從飛機上往下看，底下一片綠，到處是無邊無際的森林，綠樹中的紅屋頂，牆是白色的或黃色的，空氣清新乾淨，這是我原來沒有過的美學體驗。感覺和自然非常接近，人也特別放鬆。」
對李楊來說，「綠」的另一個概念是自由。當時正值冷戰時期，西柏林是聯邦德國突入民主德國的一個孤島，柏林圍牆將其與東德分隔開來。這裏基本沒有工業，只有商業和大學，平民特別多，有錢人比較少。因為被東德包圍，這裏還有一項特殊的規定：在西柏林上大學的德國學生，以及在西柏林居住的德國人，可以不服兵役。這條規定使得很多反戰人士、自由派和左派思想的人聚集到西柏林。二戰之後一些房屋的權屬也不清楚，空了很多房子，使得房租非常便宜。在這裏，中國人也特別受歡迎，許多德國人會主動找到一個貼出租房告示的中國學生，邀請對方住到他家。德國人對中國文化頗懷敬仰，他們覺得中國人是一個有文化的民族。
大學裏的自由氣氛也是李楊聞所未聞的。這裏的學校像公園一樣，有湖，有草坪，沒有圍牆，分散在許多地方，可以旁聽任意一堂課。學校里沒有年齡限制，到處是推着嬰兒車的母親來上課；也沒有時間限制，學生可以在任一時間來報到，也可以在任一時間畢業，直到拿到學歷為止。西柏林自由大學是很左派的大學，李楊與這裏的大學生一起，參加每年舉行的「五一」大遊行，將戴着鋼盔的警察打得抱頭鼠竄。
玩了一個星期以後，李楊決定開始打工，因為他和女友來德國時兩人身上一共帶了七百美元，機票錢是借的，住宿費也是借的。但女友的姐姐阻止了他們，她已經在這裏生活了一段時間，有留學經驗的她對他們說，你不要一下飛機就去刷盤子，而應該先學語言。並表示可以先借錢給他們，減輕經濟上的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