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到周五進語言學校，周末打工，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一年半之後，李楊通過語言考試，已經可以聽懂專業課了，他來到西柏林自由大學戲劇系報到。
三
等到真正進入學習狀態，李楊才發現，自己已經不會上學，也不知道該怎麼上課了。在國內養成的學習習慣讓他在這裏無所適從。
西柏林大學每年開學的時候，學校要出一本幾百頁的書，全校所有的課程都印在裏面，包括每一天有什麼課，在哪裏上，授課老師的背景等等。柏林大學的創始人洪堡也是西方現代大學學術制度的奠基者，德國的大學致力於培養複合型人才，學生需要直接修完雙學位，或是一門主科，兩門副科。李楊原來以為自己會有一個班，一間固定的教室，一些固定的同學，而這些在這裏都不存在。面對幾百頁的課程表，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學業。
「當你可以自由選擇的時候，你卻不會選了。我就像一個捆綁的人被放在小罈子里，過了幾年以後，罈子打碎，我被放出來，別人說你可以走了，我卻不會走路，身體還維持着那個罈子的形狀。」李楊甚至開始懷念從前那種有「組織」的生活。他到中國大使館去，希望得到一些指點，但並沒有得到幫助。當時的自費留學生與公費生有身份上的很大差異，對於他們來說，大使館更像一個冷冰冰的衙門。
哪門課比較緊俏，需要提前一學期報名，否則在有四五十個座位的教室里，就只能坐在樓梯上聽課；而選某門課還需要先讀完另一門課，這些他都不知道。
不會選課，他同樣不會上課。他已經習慣了國內填鴨式的教育，習慣了背誦老師指定讓背的教科書，就像老師習慣了背教案一樣，大家的努力基本上都是為應付考試。「我們的上課習慣是聽老師講，我們記筆記，考試的時候把老師講的複製到答卷上就可以了。老師說你拷貝得好，就給你一個滿分，所以我們培養的不是創造型人才，而是重複型人才，背誦型人才，服從型人才。」李楊說。而在這裏，老師在課堂上不會告訴你一加一一定等於二，他告訴你的是方法，而不是結果。對於這些，李楊完全不能適應。頭一天上課，老師拿了一張紙，讓學生們讀上面開列的二十幾本書，幾星期之後要出個論文。他感覺那二十多本德文書自己根本讀不了，論文也不會寫。
加之這裏的大學校園很大，課堂之間往往需要坐公交車或地鐵往來，如果安排不好時間和路線，有的課就根本來不及趕到教室。所以第一學期的好幾門課，他只上到一半，就不得不放棄。
找別人聊，他才慢慢知道，教授給你那二十幾本書，不是讓你通讀，只是對應他說的觀點，你在這些書里找相應的東西去讀。教授出了一加一這個題目，並不告訴你等於二，你要推論出等於三也可以。
克服了第一學期的水土不服，從第二學期開始，他才知道該選哪門課，不該選哪門課，如何安排時間上課，如何抽出時間打工。
「聽老師的課程，你可以反駁他。絕對沒有教授因為你反駁了他的論點而不高興，他告訴你方法，你能推出結論，就是一百分。」李楊對這裏的上課方式很覺新奇。很少有老師告訴你什麼是對的，他們培養的是你的思考能力和判斷能力，學會看世界的方法，「我經常舉一個例子，比如拿一個茶杯，從一個方向看這個茶杯有一個把，但是從另外一個方向看這個茶杯根本沒有把，所以說，這個角度看這個茶杯也是對的，那個角度看也是對的，但是兩個結論不同。慢慢地，我悟到我看到的事情是多面性的東西。他們教的東西，讓我懷疑自己學到的東西是不是都是對的。」
留學生活給李楊帶來了巨大的變化，「我完全被打蒙了，所以不僅僅是不會上課，甚至都不會生活了。」
逐漸熟悉了這裏的教育方法之後，李楊開始了自己的選擇。從前的繩索被打開，他更加體會到所謂自由，就是自由選擇的權利。他可以自由選擇上這個學校，也可以選擇上另一所學校，他可以選擇這個工作，也可以選擇那個工作。他就開始選一些自己喜歡而不一定是必修的課程。因為西柏林自由大學是一所綜合性大學，以學術性為主，他就抽時間去西柏林電影學院旁聽一些實踐性很強的課程。
此時，李楊已經可以接拍一些德國電視劇，跑點兒龍套，他飾演的角色多是死於非命的黑幫分子，或會幾手功夫的中國廚子。1989年，他在一部電視劇中演一個泰國毒品販子，最後被東德警察擒獲。因為有中國護照，所以他可以往來於東、西德之間拍戲。就在拍戲期間，他目睹了柏林圍牆的倒塌，參與了遊行示威，也經歷了這個國家的變革。
四
三年後，李楊對自己的留學生活產生動搖。當時他已與女友分手，失戀後的他感覺自己待在這裏已經沒有意義，離家幾年從沒有機會回國探親，而在這裏，想學的東西沒有學到，報考柏林電影學院沒考上，什麼都不順。再想到自己上廣播學院的時候還拿着國家的幹部補貼，畢業後也會有很好的前景，有工作經驗，還會有北京戶口，就更加失落。
在一次鬱悶的喝酒中，他出了一次比較大的事故，酒後摔成腦震盪，幾乎是七竅出血。他在德國醫院被搶救過來時，發現自己的耳朵、鼻子、嘴裏全流出血，幾乎是從死亡線上被拉了回來。這次事故讓他看透了很多事情，也深切了解到德國的醫療制度。「住院期間，一日四餐都是免費的，各種各樣的營養，房間裏有電視，獨立的衛生間，護士陪你散步……當時在國內，是需要多高級別的國家幹部才可以享受的。」出於這種對生老病死的安全感，他決定繼續留在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