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在外國住了幾年就可能染上性病，可是那些土生土長的人就沒事兒。」
這件事情讓他對每次回國都視若畏途。
從科隆電影學院畢業後，李楊開始在「德國之聲」電台工作。之所以從留學到工作，在德國生活這麼長時間，他的解釋是，一直在尋找自己喜歡的東西，並且也有可能做自己喜歡的工作。買香水這麼一件小事，也讓他一下子豁然開悟。等他畢業時，有幾個朋友找他商量，建議大家合夥開餐館，應該能掙很多錢。考慮再三，李楊退出了這次合股。
那幾個朋友直到現在還在開餐館。他們是1982年國家送出去的那批優秀高中生，高中畢業以後，從德國從頭讀起，現在在德國是餐館老闆。「我當時為什麼猶豫呢？我一直在想，我來德國留學，僅僅是為了開餐館，為了錢嗎？我到德國是為了學習的，我不能半途而廢。半途而廢是件挺丟人的事情。我是來學電影、搞電影的，沒怎麼着就變成了餐館老闆，那還用得着大學畢業嗎？我要拿這個碩士，沒拿到的話，我對不起自己。」
李楊承認，自己能把金錢的誘惑看得比較透，跟那次從死亡線上走過的經歷有關。「那個時候躺在病床上，就想活下來的意義是什麼。幸虧沒死，要不什麼事都沒做過，就死了。我父親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被整，四十四歲就死了。我活下來了，一定要做自己願意做的。」
畢業那年李楊回國，知道了國內已經有人拍低成本電影。他問，有多低？對方說，三四十萬。
他說，干幾年攢點錢，我就可以自己拍個電影了。
李楊給自己制訂了一個四年計劃，回德國之後，就干各種各樣的事情攢錢，什麼賺錢做什麼。他做過油漆匠、瓦匠，跑過餐館，做過司機，在電視台做過攝像。
2000年，四年計劃完成，李楊決定回國。
六
回到闊別十四年的中國，李楊同樣面臨水土不服的問題。
就像許多「海歸」一樣，他已經不能適應中國的生活，看到很多東西都覺得煩燥，交通的混亂、環境的髒差，他經常與人發生衝突。斑馬線本來是行人過的，他質問為什麼汽車要搶；他騎自行車在紅燈前軋了一道線，便與警察爭執起來，因為他覺得警察不應該訓斥他。
甚至有一次坐出租車堵在一條馬路上。緩慢行駛了很長時間，他看到是一個警察在馬路中間教育一個司機，那個司機還在賠着笑臉爭辯，後面堵了一大片車。李楊讓司機停車，他下去開始訓斥那個警察：你是幹什麼的，你的任務是為了疏導交通，可你現在做的是堵塞交通，你不能把你的摩托車放到旁邊，把他挪到旁邊跟他說嗎？警察居然就把車慢慢推到旁邊，結果反倒把拉他的出租司機嚇壞了。
朋友們說已過不惑之年的李楊是一個「憤青」。他說，你看到不規範的東西就應該憤怒，指出這個不平。「我在德國上學時，教授對我們提出的問題，經常說不知道，我回去查資料以後告訴你。然後他回去花好幾個晚上查東西，再非常詳細地告訴你。這是一種勇氣，一個教授敢於說我不知道，而不是不懂裝懂。而我們的教授明明不懂，卻壓制質疑他的人。」這些海外生活經驗讓他感到格格不入，「就像小區裏有的人說，這是我家的花園，我家的狗到處拉屎管你什麼事。但是在歐洲，業主會很怕別人說，他們都戴個手套把狗屎撿起來，不會侵佔別人的花園。原來我一直受的教育是大河有水小河滿，但是到德國之後我發現是小河有水大河才滿。如果每個人都自掃門前雪的話，他人就不會有瓦上霜了。所以每個人把自己的事都干好，就可以了。我們的小學生不好好上學，幫警察叔叔指揮交通；警察叔叔不好好指揮交通，去給老大娘送面，可送面是賣面的人應該幹的事……大家都不做好本職工作，而去做別人工作範疇內的事，就變成了英雄。」
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李楊才學會重新入鄉隨俗。剛回國時他甚至都不敢過馬路，怕被亂竄的車撞到，如今他也學會亂竄了。「中國在變化，不斷地變化，中國的官員、機構、政府、老百姓都在發展，都在變化，包括我自己，所以中國的未來會變好的，但是也不能說現在沒有問題。我在適應這些東西。」
黃建新執導《誰說我不在乎》時，請他擔任該片的副導演。這樣一個機會，使他得以了解到國內影視圈內的狀況。這相當於一次熱身，將他重新拉回了中國的演藝圈。等《誰說我不在乎》拍完後，他又在國內待了四五個月，回到德國，把箱子一打，家裏的東西該賣的賣，該送人的送人，然後打道回國。「我想通了。哪個社會都有它不足的地方，不能拿德國這個社會跟中國比，你這兒也看不上，那兒也看不上。」
七
2002年，李楊已經在北京住了一年，他的大部分時間用來看書。7月12日，他看到了劉慶邦的小說《神木》。這篇獲得「老舍文學獎」的小說講述的是發生在煤礦的故事，兩個騙子將打工者誘騙到礦區，冒充親屬一起打工，然後將對方在井下害死，再向礦主索要賠償。一個小男孩這次成為他們的目標……
李楊馬上按照小說版權頁上的聯繫辦法，找到出版社的責任編輯，要到了劉慶邦的電話。
7月14日，他見到劉慶邦，一番談話之後，當場草擬了一份電影版權合同。
劉慶邦得知他是要用自己的錢拍電影時，表示了極大的支持，以比較低的價格將小說的電影版權賣給他，並給了李楊很大的權利，說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