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胡適與友人在一起
1932年以後，在民族救亡的激情一天比一天高漲的情況下，連北大的學生也和他（胡適，編者注）越來越疏離了。青年學生愈是在國家危難的時候便愈應冷靜，也愈應把握時機追求知識，「把自己鑄造成器」，以為將來救國的憑藉，這是他一生所持的堅強信念。早在康乃爾大學讀書時期，他已堅決地宣傳這樣的主張，並因此招來一片毒惡的咒罵（見《留學日記》卷九，二四「《致留學界公函》」及三三「《致留學界公函》發表後之反響」兩條）。在抗戰前幾年的北平，他仍然用同樣的話告誡青年。這一主張的是非，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這裏不必涉及。我想指出的是，他此時此地重彈舊調，確是本諸他自己的信念，並不是因為他是北大文學院長，必須維持「秩序」的緣故。這裏讓我略引他在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中的日記來說明他和青年的關係。
【1935年12月9日：上午十點上課。班上人還是滿的。外間各學校學生今天有請願之舉，北大學生都沒有加入。
十二點下課時，何淬廉來談，始知因清華、燕大學生要進城請願，西直門也關了。
一點聚餐，大家都談學生請願事。我們費了二十多日的力量，只是要青年人安心求學。今天學生此舉，雖出於愛國熱心的居多，但已有幾張傳單出現，其中語言多是有作用的，容易被人利用作口實。】
「一二·九」是劉少奇主持中共北方局的一大傑作。當時中共為了解脫在陝北的困境，決定發動全國輿論以促成中日戰爭的及早爆發，學生們沸騰的愛國熱忱，自然首先成為這一新策略的突破點。因此潛伏在清華、燕大和北大的地下黨員及其組織便在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發動了「一二·九」運動。關於這一點，當年的參與者已公開站出來，作了極其坦率的交代，可看高文華《1935年前後北方局的情況》，收入《中共黨史資料》（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頁184-188）、陸璀《晨星集》（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5年版，頁7、19）。《胡適日記》所說傳單中「語言多是有作用的」，大概不外乎「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類的話。這一有組織的暗中運作不是胡適等少數人「安心求學」的口頭勸告所能抵抗得住的，他的《為學生運動進一言》（《獨立評論》第182期，1935年12月）和《再論學生運動》（同上，第183期）兩篇文字，儘管苦口婆心，都是完全白寫的。蕭公權先生回憶當時清華的情況，恰可與北大相印證。他說：「赤色陰謀家」事先已指使黨徒和同路人滲入清華。教職員和學生當中究竟有多少人有心或無意地參與陰謀，為外人無從知道。我想為數不會很多，用有組織的少數去控制無組織的多數，只需要屈指可數的幾個「活動分子」便行了（蕭公權《問學諫往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年版，頁107）。蕭先生雖不知內情，推理則十分精確。所以12月9日以後，北大的學生終於被捲入了運動之中。同一天的《日記》接着記下午三點以後的情形，說：
【從長安（飯店）出來，過王府井大街，見有學生一隊，似是遊行到此。車過東安門大街，見最後一部分打着北京大學旗子，約有三四十人。他們見我的車子，都紛紛私語。
我趕到第二院，見着鄭秘書長（天挺），始知遊行隊到第一院門口站了十五分鐘，高喊「歡迎北大同學參加」的口號。
有幾十個學生忍不住了，出去加入遊行。我回到家中，得鄭秘書長電話，知遊行隊已散了。晚上居仁堂打電話來，邀各校校長開會商議學生遊行事。（中略）秦德純市長報告，今天高橋武官去市府抗議，說今天學生遊行，是有背景，主謀人是蔣夢麟與胡適。】
讀此記，可知北大學生頭一天還能保持安靜，只有幾十個人忍不住參加了遊行。胡適等人「費了二十多日的力量」，所得不過如此。最可笑的是日本軍方，反而疑心學生遊行的主謀人是蔣夢麟和胡適，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嚴密可見一斑。但緊接着北大的學生也動了起來。
【12月10日：今天到學校，知道學生要罷課，真是幼稚之至。我與夢麟、枚蓀（按：法學院長周炳琳）忙了一天，不知能挽救否。】
但這一天有一個北大學生給他寫了下面這封信：
【適之先生：
《塘沽協定》簽字以後，你曾替它辯護過！現在喪心病狂的軍人又把整個的華北出賣了，你還替它辯護嗎？……唉！我的胡適之老師！！
在這樣危急的環境之下，凡屬熱血的青年學生，誰心中不比喪了父母還難過！激於愛國的熱情放出一聲慘痛的呼喊，以求鼓起同學們的猛醒，這你能說是不正當的嗎？！這你能說是軌外行動嗎？倘若你以為這是不當，那你真是喪心病狂了！該殺的教育界的蠢賊！
今天一院的通告，你親自撕下去了！在你撕的時候，你的耳朵還紅了一紅！我們看見你那樣的心情，真哭笑不得！胡先生我們深切的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連一個無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對付你才合適！你媽的！難道華北賣給日本以後，你還能當北大的文學院長嗎？你把我這熱心的青年學生殘殺幾個，陷害幾個，你心還很通（按：「痛」字之誤）快嗎？即使你阻止住了我們愛國心的沸騰，於你有什麼好處？！於你的良心也過意得去嗎？
現在警告你：向後你若再撕毀關於愛國的通告，准打斷了（按：「了」字當刪）你的腿，叫你成個拐狗！勿謂言之不豫也！
將來殺你的人啟十二月十日】
這確是一個熱血沸騰的愛國學生所寫的抗議信，他滿腔激憤，所以句句都加上驚嘆號和問號。這應該是一位全無背景的青年，但他的正義怒火已被挑撥得熊熊燃燒起來了。胡適再雄辯，他的每個字此時都變成火上加油。這封信的史料價值很高，使我們真切而具體地領會到當時青年學生的一般心理狀態。
此後北大學生便從醞釀到實行罷課，《日記》中天天都有記載。胡適雖試着上堂講課，效果也微弱得可憐。試看12月13日（星期五）《日記》：
我上下午的兩班都有學生來，上午約有三十人，下午約有十五人。我告訴他們，他們的獨立精神是可愛的。
再看12月20日（星期五）：
下午重到大學，只有周祖謨一人來上課！談到四點。
這樣的課當然講不下去了。但長遠地看，胡適服膺的易卜生主義——「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畢竟也自有其顛撲不破的真理在。周祖謨後來在南北朝音韻學與史學方面都有極高的造詣，學術上的貢獻很大。至於那些「將來殺你的人」，恐怕大多數是被自己義憤的火焰吞沒了。這真是20世紀中國最大的悲劇。胡適在12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
【孟真說我近日脾氣不好！其實我這幾天的失望比前二十天更大。青年人沒有知識，沒有領袖，單靠捏造謠言來維持一種浮動的局面，是可痛心的。
今天城內各校傳說日本兵到清華，打傷了幾個學生，死了一個。城外各校則傳說師大前天死了一個女生，並說死在協和醫院！城裏造城外的謠言，城外造城裏的謠言！可憐！】
城裏城外互造謠言以「維持一種浮動的局面」，因《胡適日記》而保存了下來，但胡適的理解則完全錯誤。他限於五四學生運動的經驗，以為學運的領袖都是公開站出來領導，如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羅隆基等皆是明證。「一二·九」沒有五四型的學生領袖，是因為它的「領袖」是「真人不露相」的地下組織。「一二·九」在北大的最後高潮發生在12月31日下午蔣夢麟校長所召開的全體學生大會。據胡適貼存的剪報，這次到會的學生有六百人，空氣十分緊張。下面是《胡適日記》關於這次大會的簡單記述：
【十點夢麟電話邀去談話。各校長都到。昨天北大學生代表會議決二事：①南下請願，②反對提前放假。我們今天議決，由北大校長下午召開學生會，看結果如何，再定政策。（中略）
三點趕到北大三院，剛開會。夢麟先生先報告，次請我說話。我剛起立，即有幾個學生江之源等大聲「噓」我，我從容把大衣脫下，上台說話。說了半點鐘，我提議請校長測驗公意，以二事付表決：①一月四日提前放假，②如不放假，一月四日複課。江之源等又大呼噪，說這是談話會，不是學生會。我告訴他們：這是最大的全體學生會，我們要問問全體學生的意見。如果多數學生不贊成昨天的代表會決議，代表應該反省，應該複議他們的決議。如果少數人把持不許同學多數有個表示的機會，這種把持是不會持久的，將來必要被打倒的。我請夢麟把問題寫在黑板上，先表決：
①四日提前放假，無人舉手。
②不贊成提前（放）假，約有七八十人舉手。次表決四日複課：舉手者，一〇一人。次反表決不複課：舉手者七八人。有人喊，「不要表決！」那幾隻手又放下了。結果是零。
次有學生王毓銓演說，又有一人演說。次由周枚蓀演說，夢麟即宣告散會。】
這是北大校史上相當重要的一頁，當時報紙雖有報道，但從胡適個人的觀點記述，並且把「噓」之類的細節也如實寫出，畢竟生動有趣得多。《日記》中關於「一二·九」運動記載，從第一天只有二三十人參加遊行，到最後開全體學生大會，完全是實錄。怎麼可以如此斷定呢？五十多年後，胡適的一位中文系女學生回憶老師，特別有一節專記這一段經過，其中大端以至細節無不若合符節，不過由於年代過遠，不免有些模糊而已（見曹美英：《回憶胡適老師》，收在李又寧主編《回憶胡適之先生文集》，第二集；紐約：天外出版社，1997年版，頁119-121）。
從「一二·九」運動看，北大學生的表現究竟和清華、燕京還是有些不同，他們最初不肯盲從遊行的群眾，正是因為「北大一向標榜個人自由，當時連學生會都沒有」（同上，頁119）。這不能不說與胡適的影響有一定程度的聯繫。上面我引了一封「將來殺你的人」的信，但是我也要報告，北大學生中也不乏同情和支持胡適的人。在12月31日開大會的當晚，一個學生寫了下面的短訊：
【胡先生尊鑒：今天在北河沿本校三院大禮堂恭聆先生的高明的言論，我萬分欽佩，並懇切地請求先生鼎力使年假後複課的事實現。此外我要乞求先生原諒那些所謂代表們的無恥的（聽說他們家裏破了產，所以受某方津貼，甘心為其利用，其實也很可憐的）鹵莽的可笑的舉動。
敬愛你的一個學生謹上】
二十四年歲末這個「敬愛你的一個學生」和「將來殺你的人」真是相映成趣。另外一封信署名「學生友仁」，自稱是「學數理的青年」。他因為那次大會中「所受刺激太深，晚上回來總睡不好」，所以在一星期之後（1936年1月7日）寫了一封長信給胡適。原信太長，這裏只能摘引最有關的一段。他是這樣說的：「近因時局轉變，我們有第一次的議決案——罷課三天表示點真正民意——我當然極端贊成。第二次的無限期罷課議案發表出來，我們有幾位同學負責向學生會建議，告訴他們對於這樣大的難題，應當召開全體大會，讓大家有充分討論的機會，然後舉行全體總投票（因大會總有不到者）。不料我們所得着的答覆：『不識時務，膽大妄為。』悶了二十多天……那天召開談話會，我當然是贊成複課的一員。不過看到少數藏在群眾中……用極卑鄙的手段威嚇別人，而有些同學也就被嚇唬住了，不敢舉手。正在氣憤時，剛好聽到胡先生的『懦夫』二字，使我猛然想起在中學裏的一段故事：有一次我們的英文先生（她是一位英國傳教師）要一個學生念一段文章，等了五六分鐘之久，她親自下去問他的結果。『我念不好，怕別人冷笑。』她於是上去寫了一個大字『coward』。以後每次上堂頭一句要大家一起念『I am not a coward』。那時我在班中最小（約十三歲），沒有想到這幾個字是做人一個根本原則。現在北平各大學的情形，關鍵全在這些coward的身上。我不懂受了十年以上（小學六年中學六年）的教育的青年，對於『應做什麼？』『能做什麼？』這兩句話還不能肯定答覆自己。」在全信的結尾，他虔敬地說：「胡先生，你的幾十年來的特立獨行的精神，我很願意盡力取得！」（《日記》1936年1月7日條之後）這是一個奉胡適為楷模的學生。也和胡適一樣，他愛國而不陷於激情，憤慨而仍能大致保持清醒和平靜。根據這些第一手的證詞，我們現在可以心安理得地說：即使在1930年代中國民族激情最高昂之際，胡適對於青年學生的影響力也沒有完全喪失。然而這一點點個人的力量最後終於敵不過那些有組織、有計劃的暗中活動。關於這一段經歷，胡適在晚年追憶起來猶有餘痛。1960年12月11日他在復張佛泉的信中說：
【謝謝你十二月九日的信。你記得「一二·九」的學潮嗎？……那年(1935)傅孟真兄與我從十一月十九日起努力鼓勵宋哲元諸人抗拒日本和漢奸的華北自治運動。我們作了整二十天的努力，還是為了想避免青年學生的犧牲。
「一二·九」以後，我們的努力大受打擊，加上在君（按：丁文江）病危也還是十二月九日！一切電報——長沙、南京、上海——都打到我家。（回想那幾天的情形，真不好過。）（引見《年譜長編》，第九冊，頁3397）】
最後，我還要引一段他的話，說明他對青年人的態度的概括。1936年1月7日周作人有信給他，安慰他在「一二·九」學潮中所受的打擊，他第二天回信說：
【你說：「我們平常以為青年是在我們這一邊。」我要抗議：我從來不作此想。我在這十年中，明白承認青年人多數不站在我這一邊，因為我不肯學時髦，不能說假話，又不能供給他們「低級趣味」，當然不能抓住他們。但我始終不肯放棄他們，我仍然要對他們說我的話，聽不聽由他們，我終不忍不說。（附在《日記》1936年1月8日條後）】
（摘自《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余英時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標題為編者所加，摘引時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