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胡適從上海乘船前往美國後，大陸曾多次向他投來橄欖枝，希望他回來看看。當時，比較早給胡適寫信的是他的老朋友陳垣。
關於陳垣統戰胡適的這段往事，已經有很多學者敘述過了。其實，當時的沈從文也曾奉命統戰胡適，只是他的文章不符合要求，沒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這段往事也就被人遺忘了。
關於沈從文統戰胡適的事情，馬逢華有過回憶。
馬逢華是一位詩人，愛好文學，後來成為了經濟學家。1949年的某一天，他在清華園遊逛，碰見了清華大學教授李廣田，從李廣田口中得知了沈從文自殺未遂的消息，於是就去看望沈從文。一來二去，馬、沈兩人熟識起來，並有了很多交往。
據馬逢華回憶，在當時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有不少人寫「自我檢討」的文章，有的還刊布在了《人民日報》上，當時「好像有人示意沈從文、賀麟等人也應該各自寫一篇類似的文章」，而沈從文卻「久久不能成篇」，「多次向熟人們問起，究竟應該怎樣寫法」。（見馬逢華《懷念沈從文教授》，《傳記文學》第二卷第一期，第14頁）
幾周後，沈從文終於寫了出來。一天傍晚，沈從文把一份初步寫成的稿子給馬逢華看。馬逢華回憶說：
題目是「給胡適之先生的一封公開信」。五百字一張的紅格稿紙大約寫了七八張。我沒有看內容，就問：「沈先生，你為什麼用這樣一個題目？」他把聲音壓低，說：「你不懂。他們希望這樣，對外面可以有一點作用。」（馬逢華：《懷念沈從文教授》，《傳記文學》第二卷第一期，第14頁）
馬逢華打開了這篇稿子，沈從文在旁邊再三重複地說：「物難成而易毀，事難成而易毀，人難成而易毀。」
據馬逢華回憶，這篇文章的內容主要是說：
中國大陸當前的局面，是由中共領導，犧牲了幾百萬生命，換得來的。他（按：沈從文）自己過去既沒有對「革命」盡過力，現在只要還能對中共有些好處，那麼即令把他犧牲進去，似乎也是應該的。以下他就勸胡先生和其他在海外的中國學者們說，國內大勢已成「定局」，你們若還存心觀望，等候國際局面變化，恐怕只是一種幻想，最好及時回國，來「為人民服務」。（馬逢華：《懷念沈從文教授》，《傳記文學》第二卷第一期，第14頁）
這讓我想起陳垣統戰胡適時寫的公開信。當時，陳垣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信中，陳垣描寫了北平的新氣象，並慷慨激昂地告訴胡適：「你應該正視現實，你應該轉向人民，幡然覺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們學習，重新用真正的科學的方法來分析，批判你過去所有的學識，拿來為廣大的人民服務。」（見歐陽哲生編《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與他的論敵》，時事出版社，1999,794-795頁）
兩篇文章，一個在題目中直呼其名「胡適之」，一個則稱「胡適之先生」；一個勸其「應該」如何，一個則說「似乎」「恐怕」如何。與陳垣這篇慷慨激昂的統戰文章相較，沈從文的這篇文章明顯底氣不足。
看完沈從文的這封信之後，馬逢華有些不以為然。他覺得沈從文這封信寫得非常消極，信的主題「似乎成了勸大家同歸於盡」，恐怕不容易應付過關，「還不如不寫為好」。聽了馬逢華的意見之後，「沈從文連連搖頭，似乎有難言之隱」。由此也可以看出沈從文當時的精神壓力。
當時為什麼要用沈從文來統戰胡適呢？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胡適是沈從文生命中的貴人。沈從文是小學學歷，他能夠登上大學講堂，多靠胡適的幫忙。1928年，胡適在中國公學做校長時，大膽聘請沈從文做大學教師。沈從文第一次上課，見學生人多，非常緊張。原來預備一小時的內容，十多分鐘就講完了。為此，有學生向胡適告狀，胡適笑着說：「上課講不出話來，學生不轟他，這就是成功。」
到了1940年代，沈從文成了名教授之後，他經常在課堂上說：「適之先生的最大的嘗試並不是他的新詩《嘗試集》。他把我這位沒有上過學的無名小卒聘請到大學裏來教書，這才是他最大膽的嘗試！」（《張友松回憶文集》159頁）
由此可見胡適與沈從文的關係，也可以想見用沈從文統戰胡適的分量。可惜，1950年前後的沈從文，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思想還沒有「搞通」，他沒有寫出像陳垣一樣符合要求的文章，通過沈從文來統戰胡適的策略也就胎死腹中了。
2015-07
